【史要】英法联军再犯大沽口，清军败；巴夏礼事件，英法联军攻打八里桥，清军败……
却，英、法联军在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惨遭失败的消息传到欧洲后，英、法两国统治集团为之震惊；两国议会上一片喧嚣，议员们纷纷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直至占领清皇朝的都城北京。”
于是，公元一八六○年二月，英、法两国政府组建了一支二万三千余人的英、法联军，以扩大侵华战争。这支联军，其中英军一万五千人，法军七千人，兵力增强了许多。同时，任命格兰特为联军总司令；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
二个月后，英、法联军又占领了舟山；接着，就北上占领烟台和大连；从而，封锁了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
俄国驻华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驻华公使华若翰见英、法联军又陈兵于大沽口外，欲与清皇朝交战；急忙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的名义配合英、法联军行动。
而清皇朝自从取得了第二次大沽口战役胜利后，有点沾沾自喜忘乎所以了；以为，英、法联军不过如此，用不着过于害怕了。所以，当英、法联军重新陈兵于大沽口外时却不以为然，竟然毫无根据地幻想“诸夷莫非是被打怕了而前来求和的？”也就不再戒备。
咸丰皇帝甚至自作聪明地告谕僧格林沁：“不可谋战，诸夷欲和，须善抚之，当示宽厚，以免战祸。”
僧格林沁虽然不相信联军陈兵于大沽口外是为求和而来，但却因胜滋骄；觉得联军虽然有铁舰厉炮，但不善陆战，更抵不住骁勇的蒙古骑兵的冲杀；所以，只要取己之长，攻彼之短，完全可以制胜于敌。因此，僧格林沁不再把联军放在眼里，连必要的防护也有些疏误了。他只专注于大沽口炮台的防护，对于相距不远同样是滨海要隘的北塘防务却被疏忽了，留给敌人以可乘之隙。
八月初，英、法联军总司令格兰特派遣各类舰船一百七十三艘逼近大沽口；但当看到大沽口炮台上的清军依然严阵以待时，毕竟是心有余悸不敢冒进。
此时，俄国驻华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向格兰特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清军的北塘要隘守备空虚。”
格兰特得到这一情报后如获至宝，立即派遣英、法联军的海军陆战队五千人攻袭北塘要隘。
此时，僧格林沁站在大沽口南岸炮台上远远望见英、法联军有三十余艘战舰趁着涨潮向北塘要隘驶去，这才想起了北塘要隘的守备薄弱情况不妙；于是，赶紧派遣一支蒙古骑兵前去驰援，希望能将英、法联军截击在北塘要隘之外。
此时，北塘要隘守将是新任直隶提督乐善；此人恃勇好战，在第二次大沽口战役中立有战功而被赏升。
然而，因僧格林沁疏于对北塘要隘的防守，仅给乐善调配了不到千人的守军，怎抵得英、法联军五千人的攻击？所以，没待僧格林沁派遣的援兵赶到，英、法联军已顺利登陆攻占了北塘要隘。
英、法联军占领北塘要隘后立即经陆路进袭塘沽，途中遇到前来驰援的蒙古骑兵；双方一场激战后各有伤亡未分胜负，蒙古骑兵暂时阻截了英、法联军对塘沽的进攻。
英、法联军进袭塘沽受阻后并不死心，几天后就又扑向新河；于是，蒙古骑兵又对英、法联军进行了阻截。
新河东北面是一片沼泽地，因连日大雨此时的沼泽地更是遍地积水了；两军激战于此，蒙古骑兵陷入沼泽地中后丧失了战力，结果被英、法联军击溃；蒙古骑兵伤亡四百余人，残部只得退守唐沽，新河丢失。
英、法联军占领新河后，再次向塘沽发动袭击。
因为，塘沽是大沽口北岸炮台侧后的重要屏障；塘沽若失，大沽口北岸炮台就处于危险之中；而大沽口若失，护卫津、京的大门就被打开。
僧格林沁感到了事态严重，开始懊悔不该疏忽对北塘要隘的防守，而让英、法联军有隙可乘。但事已至此悔之已晚，僧格林沁赶紧向塘沽调派一支西凌阿骑兵增援已经退守在那儿的蒙古骑兵；同时，命令原驻守塘沽的副都统克兴阿、侍郎祥据壕坚守切勿懈怠。
然而，由于英、法联军抢占了北塘要隘，由北塘要隘登陆经陆路而来攻击塘沽的兵力越来越多；此时，英、法联军又派了一支分队从塘沽一侧的芦苇塘凫水切入抄了清军的后路；清军更是慌作一团手足无措了，顽强地抵挡一阵后败阵而走，纷纷溃退到塘沽北岸的大沽炮台上，使大沽炮台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已从北塘要隘败退到塘沽北岸大沽炮台上的乐善，暴怒地砍杀了几个乱阵的将士后才稳住了溃乱的阵脚。
英、法联军占领塘沽后稍作休整，然后集结了万余名海军陆战队，集中火力再次向塘沽北岸的大沽炮台发动猛攻。
乐善指挥炮台守军奋勇抵抗，击退了英、法联军的几次进攻。但是，激战数时后，清军渐渐不支；最后，在英、法联军猛烈的炮轰下，乐善与坚守炮台的千余名将士殉国，塘沽北岸的大沽炮台被陷落。
英、法联军虽然夺取了塘沽北岸的大沽炮台，但也为此付出了不的代价；英、法联军有近四百人为夺取炮台而丧命，其中包括内皮尔将军的副官布鲁克上尉等十七名军官。
眼看着塘沽北岸的大沽炮台失守，驻守在塘沽南岸大沽炮台上的僧格林沁痛心疾首怒不可遏，发誓要与英、法联军拼个鱼死网破。
但是就在此时，咸丰皇帝忽然派直隶总督恒福前来传达上《谕》，要僧格林沁放弃炮台退守京都；《谕》曰：“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乃京都；今海关挫失，须全力退守京都；切莫倾注一隅，而忘京都之要。”
僧格林沁岂敢违拗皇上的旨意，只得十分不情愿地在炮台上挂起“免战”的白旗；然后，将炮台上的全部守军撤出，随着直隶总督恒福退守到了北京的通州。
于是，塘沽南岸的三座大沽炮台就这么轻易地拱手让给了英、法联军，第三次大沽口战役以清军的失败而告终。
咸丰皇帝召回僧格林沁主动放弃大沽炮台后，原以为英、法联军会就此罢休。谁知，英、法联军轻易得到大沽炮台后以为是清军怯阵退却，于是乘胜追击长驱直入，又一举占领了天津。咸丰皇帝急了，赶紧派钦差大臣桂良赴天津再次与英、法联军议和。
此次，英、法联军非但提出“清政府必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须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并须“增加赔款”及“允许英、法两国谈判代表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
对于如此苛刻的条件，咸丰皇帝难以接受，天津谈判也就破裂。于是，英、法联军向通州进发直逼北京。
京城直接受到了威吓，咸丰皇帝坐卧不安了，不得不改派怡亲王载垣前去通州再与英、法联军谈判。
代表英、法两国参加通州谈判的是曾于咸丰六年在广州一手制造了亚罗号事件的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参赞巴夏礼；因为，英夷诸国侵犯中国的许多事件都与他有关；所以，提起这个巴夏礼，清庭上下早已是恨之入骨。只是，此时的巴夏礼是谈判代表贵为上宾；载垣等人虽然对他十分恼恨，但却只能笑容相陪奈何他不得。
终于，载垣心翼翼地同巴夏礼经过四天的谈判后，在完全接受英、法两国所提条件的前提下，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同意“停战签约”。
至此，载垣以为双方的矛盾已经化解，自己终于可以向皇上交差了。
谁知，三天后，巴夏礼忽然又提出了“英国使臣要向大清皇帝亲自递交《国书》”的要求，这一节外生枝的事却把载垣难住了。
因为，但凡有使臣来大清朝觐见皇上，都须行跪拜礼；而英夷诸国中断没有这个习惯，岂肯跪下膝来？再，巴夏礼现今是在恃强的情况下进见皇上，更不会把大清朝的规矩放在眼里，甚至会蔑视皇上戏谑朝堂；如此，若是皇上怪罪下来，自己如何担待得起？但是，巴夏礼既然已经提出来了，也就不得不答复。
载垣想了想后故意试探性地：“按中国的礼制，凡觐见大清皇上必须行跪拜礼，参赞先生愿意吗？”
巴夏礼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可笑，哪来的这种礼节？在英国，觐见女皇陛下也只须行吻手礼，大英帝国的使臣怎么可以向他人屈膝跪拜呢？再，我又不是你们清皇朝的臣民，为什么要向你们的皇上跪拜呢？”
巴夏礼自觉得理直气壮的话却使载垣感到十分为难，于是只好上奏朝庭。
很快的，上《谕》来了；果然不出所料，《谕》曰：“事关国体，万难允诺。”看来，这是个难解的疙瘩了。载垣苦思冥想了许久后终于有了一个法子，他借口“《协议》中无此”为托词，拒绝了巴夏礼这一节外生枝的要求。
但是，巴夏礼却认为：“由使臣向驻在国元首递交《国书》这是国际惯例，没有必要列入《协议》。”非要载垣答应下来；并且傲慢地威吓道：“若是没能应诺，那就让枪炮来话。”
巴夏礼盛气凌人蛮横无理的态度，载垣当然接受不了；于是，双方相峙不让谈判未果。
载垣回到京城后面奏皇上，极言了巴夏礼的如何无礼。
咸丰皇帝听到“巴夏礼”三字，想起了两广总督黄宗汉曾在两年前的一个《奏》本中愤恨地过：“夷人巴夏礼，奸诈诡谲；诸多事端，皆出其手；巴夏礼不去，祸害难绝。”
咸丰皇帝似乎悟到了：“看来，这个巴夏礼果然是个寻事生非之辈；英夷诸国竟敢无视大清朝，如此一而再的犯境，或许正是这个巴夏礼在其中作祟？这个可恶的家伙，竟然是过往了的那么许多事端的谋主？那就得想点法子惩治一下了，只少得叫他知趣而收敛一些。是呀，有道是擒贼先擒王、治病须除根；或许，把巴夏礼这个谋主驱除或治服了，其它诸夷会望而却步不再如此嚣张？只少可使诸夷自乱阵脚，容易对付一些。”
咸丰皇帝自作聪明地如此想着，心中似乎有了底。此时，惠端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等皇室宗亲都建议要“诱捕巴夏礼”；以期“擒获巴夏礼后，诸夷群龙无首，必定自乱；然后，王师出击，可操胜券。”
众亲王所言正合咸丰皇帝之意，咸丰皇帝这才下了决心，欲“先擒巴夏礼，然后宣战，重振国威”。
于是，咸丰皇帝下密《诏》给载垣：“朕与英夷，必有一战；先战后和，世事常理；若事决裂，应将巴夏礼羁留，毋令折回，以杜奸为，有碍战局；他日议抚，再行放还。”
载垣心领神会，依《诏》行事去了。
同时，咸丰皇帝又饬令僧格林沁：“严密布防，以备事变。”
僧格林沁也揣测到了咸丰皇帝的言外之意，料想通州谈判，必定破裂。于是，僧格林沁在通州城外的张家湾、郭家坟、定福庄一带部署了数万兵力，以扼守进京的必由之路，准备与英、法联军再在此决一死战。
几天后，载垣与巴夏礼在通州复谈；会谈前，载垣已经吩咐手下做好准备，一俟谈判破裂就将巴夏礼扣押。
固然，谈判中双方又因诸如磕头之类的琐碎事争执不下；巴夏礼仍是那种傲慢的神态和口气，使载垣实在难以忍受。僵持了一会后，载垣觉到了已无再谈下去的必要；于是，抛下巴夏礼离场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