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亚罗号事件，英、法联军再次侵华；英军攻占广州，清庭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第二次
大沽保卫战，清军胜……
却，自从英国驻华公使翰勋爵密访天京后，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有所调整。不久，英国政府驻上海的领事与其它在华势力联手，帮助清政府镇压了上海的刀会后，又欲要挟清政府了。
翰致函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依据《中美望厦条约》中有关“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修订《南京条约》；欲将最惠国条款列入，以获取更多的在华利益。
叶名琛不敢怠慢，立即将此事奏报。
正因太平天国内乱而头疼的咸丰皇帝，对于要这、要那的诸国列强也很是反感；所以，见了叶名琛的《奏报》后，觉得英夷贪得无厌；难以拒绝却又不愿答应，干脆没予理睬。
英政府很是失望却也无奈，于是耿耿于怀总想寻衅滋事。
其时，曾有一名中国人方亚明置有一艘百余吨位的亚罗号商船，经常往来于香港、澳门、广州和汕头等地；名为货运，实际上在干一些走私与贩卖人口的肮脏勾当，或与海盗勾结帮助销赃。
因为，方亚明曾在广州干过洋行买办，认识时任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且关系较密。为方便行动，使自己的不当行为不受清政府的约束；方亚明向巴夏礼行贿后，将亚罗号船在香港注册登记了；如此，一条中国船则能悬挂上英国的国旗，冒充成英国商船，受到了所谓的英政府的保护；从此，亚罗号就不受清政府的管辖，清庭的海关官员也就不敢轻易地上亚罗号去查检了。
同时，方亚明又以优厚待遇聘用了英国人肯尼怸当船长，加了这许多保护层后，方亚明也就干得一帆风顺了。
清庭的海关官员虽然早知道亚罗号在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但却奈何不了他。
日子久了，方亚明也就无所顾忌了；以至于亚罗号在香港的注册登记证已经过期了却也不去办理必要的签证手续，仍明目张胆地往来于各商埠之间；有时，甚至于有恃无恐得连英国的国旗也懒得挂了，自以为反正那些清庭的海关官员不敢奈何他。
咸丰六年十月初，亚罗号又自厦门开往广州，停泊在广州海珠炮台附近的码头。
广州水师千总梁国定早已对方亚明的行径看不顺眼，且知道该船的《登记证》已经失效；此时，梁国定见亚罗号船又靠埠了，且没有悬挂英国的国旗；于是，梁国定忽然放胆，率领官兵四十余人，登上亚罗号实施查检。
果然，从亚罗号上查获了许多走私货，还发现有十二名正被官方追缉中的海盗藏匿在船上。于是，梁国定收缴了全部赃物，并把那十二名海盗拘捕收押。
事情败露后，方亚明这才慌了神，赶紧去请求巴夏礼帮忙了结此事。
巴夏礼闻讯后，觉得恰好是个滋事的借口。而此时，新任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也已得知了这一消息，觉得可加以利用。
两人不谋而合，立即致函叶名琛，称“到埠的亚罗号是英国商船”，对“清朝官员上船查检并带走英方雇佣船员的行为”提出抗议；要求“送还被拘者并赔礼道歉”。
叶名琛据理力争，指出了“方亚明是中国人，而亚罗号实质上也是一艘中国船；况且，亚罗号在香港的注册登记早已过时，到埠时又没有悬挂英国的国旗，清政府完全对其实施管辖。”
但旋即，叶名琛考虑到此事可能涉及两国关系；为了息事宁人，叶名琛最后还是作了妥协，派总兵朱子正将所拘押的人员送到了英国驻广州领事馆，以表谦意。
然而，巴夏礼却并不愿就此罢休；因为，他的真实意图并不在此，而是想藉此引发事端而已。于是，巴夏礼指使方亚明谎称“船上的英国国旗是被清朝官员扯下的”；巴夏礼也就据此又找到了“清政府侮辱并挑衅大英帝国”的借口，要求清政府赔礼道歉。
十月二十三日，英军的数艘兵舰突然闯入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于是，又一次侵华战争就悍然挑起了。
而不久前，法国的一名传教士马赖因违法潜入非通商口岸的中国内地广西西林县传教，且利用传教士身份肆意****妇女长期犯科，当地乡民对他的恶行极其愤慨；于是，将他的罪行告发。
西林知县张鸣凤早对洋人的胡作非为恨之入骨，接到举报后即将马赖拘捕。
马赖被捕后却是有恃无恐，他以为满清官员都有“恐洋症”，不敢把他怎么样；所以，庭审时竟然大言不惭地对乡民指控他所干的一切罪行都供认不讳；于是，更激起了乡民的义愤，纷纷要求严惩。
在乡民的一片呼声中，张鸣凤毅然决断，将马赖就地惩治处死了。
因为，马赖是擅自潜入内地传教，违背了中法之间有关《条约》的规定，属于“非法传教”；而且，马赖以传教为幌子，却犯下了许多****妇女的罪行，且马赖本人已供认不讳，完全是证据确凿罪有应得。
法国政府一时也无话可，只得默认；然而，事后却总是耿耿于怀伺机报复。此时，见英国政府借口起兵滋事了；于是，也借口马神甫事件，派遣了十艘军舰与英国舰队组成英法联军，主动加入侵华战争。
不久，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和俄国驻华公使普提雅廷也前来香港，与英、法合谋，参与到侵华战争中来。于是，四国组成了以巴夏礼为首的侵华联军。
十二月，侵华联军集结了五千六百余人攻打广州，并向守城的清军发出了《最后通牒》。
广州将军穆克德讷胆如鼠，见到联军的《最后通牒》后，害怕得赶紧称病不出，将指挥抵敌的重任交给了两广总督叶名琛。
而叶名琛是一介官，岂知临阵拒敌之事；于是，只好匆匆地去到庙里占上一卦，希望得到神佛的佑护；所求的《卦》上言道“此灾数日之后当可自解”。叶名琛这才高高兴兴地回到府衙内，不当会事了。
二十八日，《最后通牒》的期限一到，联军即炮击攻打广州城。
军士报知，叶名琛仍不以为然，道：“毋虑，他日必自退矣。”
守将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抗，但是坚持到第二天，广州城终于被攻破，联军蜂拥而入。叶名琛这才如梦惊醒，方知“卦”上所言不管用；恍惚之间，联军已至，叶名琛等人即被联军俘虏。
叶名琛被俘后，倒是也有骨气，誓不降英；数月后，联军将叶名琛押解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继续囚禁；至咸丰九年四月初九，叶名琛绝食自尽于囚禁中，倒也算是有骨气；此是后话，顺提。
且，联军攻打广州前，广东巡抚柏贵就极力主张投降。叶名琛被俘后，柏贵和穆克德讷则向联军投降了；然而，起初联军对他俩并不放心，还是将投降后的柏贵和穆克德讷软禁了起来。
联军攻入广州城后，却遇到了广州民众的自发抵抗；佛山镇有数万人参加了御侮杀敌，这令联军十分头疼和无奈。此时，柏贵就主动提出能协助联军安抚民众；联军见广州民众的抵抗一时难以平息，也就让他出面安抚以为所用。
于是，柏贵贴出《告示》，是：“联军只对官府，不扰百姓”，并称“和议可望，士民毋恐”；民众信以为真，自发的抵抗也就少了许多。
接着，柏贵又与穆克德讷联名上奏朝庭曰“联军进犯广州皆因叶名琛处理涉外事务不善所至”，把“联军”侵犯、广州失陷的责任全推到了叶名琛的头上；并称“应罢免叶名琛，方能使诸夷休兵言和”。
咸丰皇帝见《奏》后，虽然知道柏贵和穆克德讷是在推卸他们自己的责任；但是，面对虎狼般的联军，一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顺水推舟地下《诏》，多此一举地将已被联军俘虏了的叶名琛撤职，任命柏贵为两广总督，希图以此平息与西夷诸国间的争端。
而联军见柏贵对列强卑躬屈膝且可资利用，于是将柏贵放归巡抚衙门。柏贵感激涕零，答应联军提出的“由联军负责广州城内、外的治安，对广州实行军事管制”等复职条件。
第二天，在联军的监视下，柏贵在巡抚衙门举行了隆重的复职仪式。
复职后的柏贵，一举一动都在联军的监视之下；连向朝庭呈交的《奏折》或向民众发布的《告示》，均先由联军审阅、批准；皇帝下达的《谕旨》也得先经联军之手。
柏贵的居所，则有联军派兵把守；进出人员须接受严格盘查；甚至于，柏贵本人想外出，也须经得联军的许可。就这样，柏贵当起了第一个不折不扣的地方政府傀儡。
然而，英、法联军并不满足于此，仍希图威逼清皇朝签订新的条约，以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并开放扬子江。
咸丰七年底，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勋爵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男爵又在香港密谋，决定成立一支命名为中国舰队的联合舰队，由出身于海军世家的海军少将西马出任该舰队司令。并将中国舰队开往上海示威，迫使清皇朝满足英、法提出的要求；若不达目的，便派中国舰队北上进犯天津的白河口，对清廷直接施加压力。
这一阴谋很快就得到了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俄国驻华公使普提雅廷的赞同与支持。于是，英、法、美、俄的四国公使先后派遣并随同舰队前往上海，然后《照会》清政府：“必须在公元一八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派出全权大臣到上海谈判，否则举兵北上。”
然而，咸丰皇帝见了这份由两江总督何桂清递交的通牒式的《四国照会》后，并没当会事，以为《四国照会》中的恫吓之词无非是虚张声势而已。
所以，只《谕》令何桂清《照会》回复，要四国公使“各归驻地”；并告以：“若有诉求，英、法、美三国公使可在广州与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商办，俄国公使可与黑龙江将军奕山交涉。”
四国公使对清皇朝以如此轻描淡写的态度给予的答复自然不满意，且也正是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一个借口。于是，四国公使趁机北上。
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亲率英、法联军的舰队驶抵天津的白河口外，并作好了进攻大沽炮台的准备。接着，美、俄公使则打出“调停”的旗号，也随之到达。
咸丰皇帝这才感到了事态危急，赶紧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口与四国公使交涉，且明令“不得先行开炮”。
然而，英、法公使却借口谭廷襄没有“可便宜行事”的全权资格，悍然拒绝与之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