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津沽铁路也建成了，李鸿章这才向朝庭奏报。
虽然，李鸿章先斩后奏之举甚是不妥；但是，此时的奕譞竭力帮李鸿章话，而津沽铁路确为北洋海军所需且又木已成舟；再，李鸿章毕竟是慈禧太后可以信赖且能依重的朝中少有的汉臣；所以，慈禧太后又只好轻描淡写地了句“下不为例”就作罢不予追究了。
第二年，李鸿章又欲将已建成的津沽铁路延伸至通州，从而扩建成津通铁路。此次，李鸿章不敢再先斩后奏了；于是，事先奏请。
然而，李鸿章的奏请又遭到了守旧派的抵制；守旧派以“通州乃北京之门户，北京乃皇室之居地；门户洞开，皇室岂安？”为由竭力反对；结果，李鸿章的“奏请”未能如愿。
且，奕譞重修颐和园，毕竟是工程浩大而一时难就；虽然已历时几载，却还只是初具眉目。
而此时，慈禧太后已还政于光绪皇帝退居后宫了；为了取悦老佛爷，奕譞决定在昆明湖上先搞一次操练。
然而，昆明湖水师学堂中的学子尚未学成可用，而健锐营和外火器营中的人数也有限不够气派；为此，奕譞又想到了北洋海军；下令从北洋海军中调用了一批官兵及数艘吃水不深的火轮，以供昆明湖水上操练所用；于是，平静的昆明湖水被北洋海军火轮的涡轮搅动了；尚未完全修复的颐和园中顿时呈现出一派久违了的热闹。
火轮在昆明湖中往返穿梭，水兵则在船上尽兴操练，那千姿百态令人目不暇接；到得夜晚，因颐和园内到处安装了电灯之类的洋玩艺儿，简直把个颐和园照得夜如白昼了；灯光倒映入湖，在被兵船激起的波浪间闪耀，顿时使整个昆明湖变成了一条银鳞万千欢蹦活跳似的大鲤鱼。如此令人赏心悦目的水上操练，慈禧太后当然十分满意，随同观看的一班后宫嫔妃们也都乐不可言了。
奕譞见老佛爷高兴了，觉到自己的目的已就，心中也很舒畅。
只是，李鸿章心事重重的却乐不起来；不过，李鸿章很快从中受到了启发；心想，奕譞能让火轮驶入昆明湖，自己何不把火车开进太液池？让老佛爷觉到了那洋玩艺儿的诸多优处后，或许会准予修建津通铁路？
李鸿章主意定后，就依计而行。
合巧，光绪皇帝此年大婚；于是，李鸿章在太液池中三海之一的北海，沿湖修筑了一条可行驶火车的铁路；一则作为敬献给光绪皇帝的大婚之礼，再则可供老佛爷沿湖游玩时乘坐之用。
因北海紧挨紫禁城，可谓是皇家的后花园，慈禧太后经常到此赏玩。
慈禧太后对于西洋的机巧玩艺本就十分喜好，且从未乘坐过火车；而今，见了如此一个会奔跑的铁疙瘩甚是好奇；乘坐后，那快捷如飞的感觉更令她赞不绝口。只是，尽兴之后，慈禧太后却觉得火车的轰鸣声刺耳烦人；于是，她下令不用火车头，而要太监们在前面拉着行进；这下倒是苦了那班弱不禁风而终日娘娘腔的太监们，背拉车厢行进个个被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这才博取了老佛爷的眉开眼笑。
就这样，清东陵旁的火车用骡马牵引，北海湖畔的火车又由人力拖拉，真可谓是无独有偶；从此，民间也就又多了一则令人捧腹的笑谈。
李鸿章在北海修铁路的这一着棋确实也有效，慈禧太后终于觉到了西洋的这种叫火车的玩艺儿果然快捷便利很是中用；于是，终于下《懿旨》准许在国内修建铁路了。
只是，李鸿章欲建的那条直抵北京通州的津通铁路却仍然被禁，而张之洞奏请的由北京的另一个门户卢沟桥至汉口的卢汉铁路倒是准予修建了。
李鸿章心中纳闷不得其解，但不敢吱声只好再次忍耐。
且，中日长崎事件后，日本向大清朝赔了款，由此激起了日本朝野的仇清情绪；将大清朝拥有定远号、镇远号等铁甲舰的北洋海军视为对日本国构成的最大威吓，如若眼中钉必欲拔除而后快。为此，满朝官员皆认为“必须增加对海防的投入，将日本海军打造成一支足以对付大清朝北洋水师的力量”。
而日本海军的官兵则发誓：“一定要击毁定远！”
日本的明治政府更是蛊惑民众，当时的日本社会到处都在宣传“清皇朝是日本的最大威吓”；声称“要保卫日本，必须击毁清皇朝的北洋水师”。
如此蛊惑下，甚至连童稚玩游戏时，也以打击中国舰队、击沉定远舰等为内容。
不过，此时的日本国力毕竟尚未雄厚，国库中还没有足够的资金可用于支撑组建一支强大的海军。为此，日本天皇下令从皇室的内库中拨款三十万元，皇后则表率将妆奁费节俭下来用于资助海军。
在天皇与皇后的感召下，日本全国的贵族和富豪也都竞相捐资了；不久，即筹款一百余万元全被用作扩充海军军备。
于是，日本内阁先后两次通过了《海军扩张案》。
据此，日本海军就向英国购置了吉野号、千代田号等铁甲巡洋舰；而吉野号巡洋舰因建造年代较晚，其各项性能都堪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特别是其航速高达二十三节，大清朝北洋水师的军舰皆望尘莫及。
此舰李鸿章本欲购置，后因资金不支而被迫放弃；而今，却成了日本海军的主力舰，甚至于成为北洋海军的一颗克星；这无疑是对夜郎自大的清皇朝一个极大的讽刺，可悲的是此时的清皇朝仍在掩耳盗铃似的自欺欺人。
只不过，此时的日本海军在数量与规模上暂时还处于劣势，一时还难以与大清朝的北洋海军交锋；所以，日本海军虽满怀仇清情绪，却不敢轻易造次。
李鸿章虽然也觉到了日本明治政府扩建海军背后所包藏着的野心，但自恃其北洋海军尽管不再添置新舰，却仍有着压倒的优势；所以，也就有恃无恐地没当会事。
而自从长崎事件获赔以后，满清皇朝中的权贵们已不把日本国放在眼中了，觉得无非是居于大洋中的一个倭寇而不足挂齿。
于是，奕譞为了尽早达到自己的目的，仍不顾一切地继续将北洋海军的大笔经费挪用去修建颐和园，却从不考虑自己的如此所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而慈禧太后整天沉浸于皇家御园中享乐后，也早已把往日的忧虑、惊恐与耻辱全抛到了脑后，只盼着能早日将颐和园重建完工，以便在其中庆贺她的六十寿诞。
而此间，北洋海军却又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撤旗事件，给已经危机四伏了的北洋海军更是雪上加霜了。
那是光绪十六年二月，北方海域因寒冻封港；按例，北洋海军的舰队都要在冬季南下避冻。
三月六日，定远号与镇远号两舰在香港维修；因此时，提督丁汝昌率领致远号等四艘战舰驶往南海操练去了。定远号舰管带刘步蟾见丁汝昌不在，以为自己就是舰队的最高长官了；于是，刘步蟾命令兵士降下了旗角上饰有锚形且含黄、灰、黑、蓝、红五色的提督旗，换上了他自己仅含黑、绿、红三色的总兵旗，此举引起了随同至香港的琅威理的反对。
在琅威理认为，舰队的统帅是提督，而提督旗是舰队统帅的象征，是舰队的指挥中心；所以，一支舰队是不该轻易撤换统帅旗的。再，自己也是清庭任命的提督；丁汝昌在时，指挥权归于丁提督。现在，丁汝昌不在，名正言顺的指挥权就该归于他琅提督，同样得挂提督旗；所以，刘步蟾擅自决定降下提督旗而升挂总兵旗是绝不允许的。因为，擅换帅旗后，必将导致权力错位指挥混乱而危及舰队；所以，绝不允含糊。
为此，琅威理向刘步蟾严辞责问：“你为什么要擅自撤下提督旗？”
刘步蟾不以为然地答：“丁提督不在，理当如此。”
琅威理再据理：“丁提督不在，还有我在，就不该撤旗。”
刘步蟾却仍不屑一顾地回道：“汝？洋人耳，徒有虚名，吾等安能听命于汝？”
于是，两人争执互不相让。
尔后，琅威理致电李鸿章，就撤旗之事提出质问要求答复并指示。
李鸿章没有明确答复，只是致电镇远号舰管带林泰曾，让他另制了一面有别于提督与总兵的四色长方旗权作调和折衷，两人间的矛盾这才暂时被平息。
然而，四个月后，北洋海军返回渤海湾；丁汝昌与琅威理同赴天津见李鸿章时，又提及了撤旗之事。
此时的李鸿章却明确表示袒护刘步蟾，指出“汝为提督，乃吾朝客气耳，安可图实？”
琅威理这才知晓了李鸿章的真意，清庭封他为提督无非是个虚衔；琅威理似若受了欺蒙而恼羞成怒，于是当场提出辞职；李鸿章也没挽留，就接受了他的请辞。
琅威理辞职后，李鸿章欲另聘英国人为海军顾问以替代琅威理，却被英国政府拒绝了；同时，英国政府还召回了在旅顺港服务的另一名英国人诺加，并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留学生”；自此，中英两国海军之间的合作进入了低潮。
琅威理离开后，北洋海军原来较为严谨的军纪一下子就松弛了；于是，那些被抑制了多年的兵痞式的劣习又都浮现了上来；而李鸿章亲自制订的《北洋海军章程》，此时也似若虚设无人顾忌了。
《章程》规定：“凡总兵以下，皆终年住船，不建公馆。”但琅威理走后不久，因丁汝昌放任不管，军士就常离船上岸寻欢作乐；而大将官争相娶妻纳妾，皆以能上岸居住为骄傲。
《章程》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对此，提督丁汝昌带头废弃，竟然连身份也不顾地与舰上军士聚赌为乐；主帅表率，将士赴同，酗酒聚赌也就习以为常了。
凡此种种，不可尽言。北洋海军的军纪松弛后，日常的操练就受影响而被荒废；操练中队不成列炮不中靶的现象屡见不鲜却谁也不以为耻，而军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之风却盛行不衰；每次演习海上打靶，总要预先测定浮标的距离后再射击当然百发百中；然而，如此行径非但不会受到惩处，反而能取悦上司加官进爵欺世盗名。
李鸿章对此虽有所察觉，但自知积习难改且法不治众，只得充耳不闻视若无睹了。大清朝好不容易花巨资建成的北洋海军竟然变成了如此模样，令人痛心疾首而又啼笑皆非。
大清朝的北洋海军日渐荒废之时，日本海军却在加紧备战了。
明治政府每年增加对海军的军费投入，至一八**年，明治政府投入海军的军费已高达九百三十万元，约占日本国当年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