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共＊中央经研究后，决定遵照布勃诺夫这位来自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话做了，立即对中＊共＊广东区委下达指示：“中山舰事件中，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介石的办法来解决；不应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应让国民政府分裂、国民革命军内部发生冲突。对于蒋介石，我党应全力挽救他；必要时可作适当让步，以将他从悬崖边拉回来，避免被国民党右派利用。”
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无异于是对蒋介石的妥协，林伯渠、周恩来、毛＊泽＊东、陈延年等许多党内同志都表示难以接受。
然而，受中＊共＊中央派遣前来广州传达并贯彻《指示》的张国焘却将众人的不同意见压制了，武断地：“中央的指示是根据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做出的，必需执行。”同时，警告道：“同志们对外的言行必需与中央保持一致，不得有违而误大局。”
接着，张国焘还去会见了蒋介石，恭维地对蒋介石道：“我是代表中＊共＊中央特来看望蒋先生的，希望贵我两党仍能精诚团结合作无间。”
蒋介石想不到出了“中山舰事件”，中＊共＊竟然还会派人来与自己修好；看来，中＊共＊是自感无力还手才如此窝囊，自己也就不必太过忧虑了。不过，此时的蒋介石也想早些将事态平息了；于是，笑脸相陪虚言应酬了一番，双方这才算是不计前嫌重归于好了。
且此时，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匆匆从上海赶至广州，来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了。
张静江，浙江湖州人，其祖父张颂贤与外祖父庞云矰均是丝商巨贾；一九○二年，张静江的父亲用十万两银子为他损了个二品候补道后，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国任中国驻法公使馆一等参赞；期间，张静江与孙中山相识并参加了“同盟会”，故可谓是“国民党的‘元老’”。
张静江在法国巴黎独资开设了专卖古玩、茶叶、丝绸的通运公司，后又在美国纽约分设子公司；于是，解囊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遂被孙中山称为“革命圣人”。
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张静江曾出任财政部长；一九二○年，张静江受《命》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遂结识了蒋介石并引为至交。
此后，张静江竭力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并常为其出谋划策；而今，张静江见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赶紧南下广州又来相助。
张静江赶到广州后，闻知中＊共＊中央已派遣张国焘拜访过蒋介石；且中＊共＊有让步妥协之意，蒋介石似已渡过了难关。
张静江见中＊共＊如此软弱可欺，遂向蒋介石谏言：“黄埔与第一军乃蒋公苦心经营之地，切不可让中＊共＊染指；不若趁机迫使中＊共＊党员从中退出，只可承认中＊共＊是革命战线上的友军，但不许其在其中任职。”
张静江的谏言正合蒋介石之意，即予采纳。
且此时，因汪精卫称病走人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赋予了蒋介石考察任免“黄埔军校”与第一军各级党代表的权力；接着，四月十五日，国民党中执委与国民政府常委又举行了一个“联席会议”，更是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蒋介石手上增了这些权力后，更是放胆了；于是，蒋介石即以各级党代表皆调回政治训练部再行训练之名，将“黄埔军校”及第一军中原由中＊共＊党员担任的党代表职位全换上了自己的人。
接着，蒋介石就勒令“解散‘青军会’”，并再次向周恩来提出了“黄埔与第一军中的中＊共＊党员，要么退出**，要么离开”的苛刻要求。
至此，蒋介石硬要将中＊共＊党员逐出“黄埔军校”与第一军的意图已十分明确，似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而作为****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对此却不支一声默认了。
虽然，周恩来不甘接受却甚是无奈；因为，作为**的坚定信仰者，无论如何是不愿背弃自己的组织；所以，逼迫之下只得选择了离去。
就这样，以周恩来为首、已公开身份了的二百五十名中＊共＊党员被迫离开“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因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是超越党派的，“黄埔军校”学员及第一军将士无不对他敬佩；时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二营营长胡宗南闻知周恩来要离去，特地邀了黄埔一期同学宣铁吾、蒋超雄等人前去看往，且为蒋介石去周恩来而惋惜。
蒋介石见周恩来等人同意离去了，心中大悦；只是，蒋介石为了表示自己与中＊共＊并非决裂；于是，在周恩来等人离去的前夜，假惺惺地举办了一场送别晚宴；竭力装出一副“继续维护‘国、共合作’”的姿态，以免遭人指责。
同时，对周恩来等人道：“诸位离开后，仍可去别的军中任职。”
对于蒋介石的这种假情假谊，周恩来及在座稍有正义感之士甚是反感，只是不想道破罢了。
不过，蒋介石通过此举，终于将周恩来及其一大批****党员挤走；自此，“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两块领地完全属于蒋介石了。
正在蒋介石暗暗自喜从“中山舰事件”的漩涡中脱身并意外地获得好处时，忽闻出国访问苏联的胡汉民出席了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五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后准备回国了。
胡汉民的欲回国，对于蒋介石来无疑是个坏消息。
因为，胡汉民是包括“西山会议派”在内的国民党右派的主心骨；虽然，国民党右派在“廖仲恺遇刺案”中遭到了打击；但是，右派在国民党中的势力极盛，绝不会一蹶不振。
胡汉民若回国，右派势力必会重新聚于他的麾下，势必会对自己的政治基础造成冲击。何况，在“国民党二大”上，胡汉民仍当选为了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兼外交部长，其能量仍不可觑。
为此，蒋介石只得以国民政府名义致《函》胡汉民，借口“广州政局不稳”为由欲阻止他回国。
然而，胡汉民置之不理，仍于四月十六日从莫斯科启程，经海参崴后于四月二十九日回到广州；随同回国的有陈友仁、邵力子、顾孟余、谭平山等人，回国述职的鲍罗廷也一同抵达。
胡汉民回到广州，令蒋介石有点不知所措了；好在，鲍罗廷也同时抵达，这让蒋介石如获救星似地松了口气。
因为，鲍罗廷与胡汉民曾有隙；虽然，由于胡汉民在莫斯科的表现，使鲍罗廷对其有所谅解，才让其继续留在了国民党中常委内。但是，胡汉民毕竟是被视为国民党右派的旗手，只要让鲍罗廷再次认定他的这一特性，胡汉民在国民党中央领导岗位上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于是，鲍罗廷抵达广州后，已摄取了国民党内实权的蒋介石即于五月四日立即续聘鲍罗廷为“政治顾问”，以示自己与苏联的密切关系。
对此，鲍罗廷自然高兴，也就仍乐意与蒋介石合作了。
而胡汉民回到广州后，一反在莫斯科时的姿态，在国民党第一百三十八次中央政治会议上就以考察苏联经过的名义大肆攻击苏联了；言：“苏俄是斯大林个人专政，不能代表共产国际；其对待中国革命问题，无非是利用****阴谋捣乱，与国民党不利。”
诸此种种，与其在莫斯科时的面孔顿时判若两人了。
对于胡汉民的如此出尔反尔，鲍罗廷甚是反感；于是，更决定扶持蒋介石而打击胡汉民。
为此，鲍罗廷立即与蒋介石会晤，达成了所谓的三项君子协议；即：一、**接受蒋介石的建议，约束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二、蒋介石同意**的主张，采取反对右派的措施；三、**支持蒋介石“北伐”。
同时，鲍罗廷将带来的一批军援交予蒋介石以供北伐时用。
对此，蒋介石自然高兴；因如此，只有**做出让步，蒋介石却毫发无损；而反对右派，也就是打击胡汉民，这也正是自己所愿，何乐而不为？
于是，蒋介石下《令》解散了“孙主义学会”；同时，将参与“中山舰事件”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等人都免职了；同时，以放纵“‘廖仲恺案’疑犯”的罪名，重新将已复任广州卫戍司令了的吴铁城软禁起来；后来，也被投进了虎门监狱。
就这样，蒋介石的帮凶、曾为他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干将们，连自己也想不到非但没有领赏，反而当了替罪羊成了阶下囚。
同时，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免去了广州市政治委员伍朝枢之职；并让曾为孙中山的英秘书兼外事顾问陈友仁取代了胡汉民的外交部长之职，既兑现了与鲍罗廷的承诺，又给胡汉民一个下马威。
蒋介石这一招果然又灵验了，胡汉民经不住这一打击，回国不到十天即于五月九日又乘船离开广州去往香港了。
胡汉民复被逐走后，国民党右派又群龙无首了；且见蒋介石其实对于中＊共＊也是貌合神离，遂渐渐的汇聚到了他的麾下，无意间视其为旗主了。
其实此前，一些“西山会议派”成员吴稚晖、孙科、邵元冲等人，已觉得蒋介石可用以来对付**，也就都在暗底里为他出谋划策。
张静江与他们经过一番谋划后，又给蒋介石出了个主意，决定以改善“国、共”关系为由，扬言“为避免因**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易引起党内纠纷；故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办法”。
从而，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整理党务案》。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因汪精卫与胡汉民等人均不在广州，会议由蒋介石主持。
于是，蒋介石等人精心谋划了多时的《整理党务案》提交审议。
《整理党务案》的主要内容为：“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各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中＊共＊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共＊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中＊共＊对参加国民党的**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
总而言之，无非是为了压缩与限制中＊共＊的**自主及在国民党内的活动空间与行动自由；从而，达到打击和排斥**之目的。
对此，中＊共＊党员岂能接受？与会的中＊共＊代表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彭****等人都表示了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