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吴佩孚建“十四省讨贼联军”，声东击西，藉口“讨奉”，进取河南……
却，吴佩孚查家墩再起后，见有众多“直系”旧部及幕僚的支持与归附，顿时又踌躇满志了。
此前，江西督办方本仁曾提议成立“湘、鄂、赣三省联防”，但因湖南督办赵恒惕不感兴趣而未果。
吴佩孚东山再起后，亦想以此拉拢各省督办；但因江西督办方本仁已被驱逐，也就改为提议成立“湘、鄂、川、黔四省联防”。
而此时，已经翅膀硬了的唐生智，因治所湘南与两广接壤，渐渐的受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影响后，与赵恒惕观点相左了且时有矛盾。
赵恒惕开始担心唐生智萌生异志难以驾驭，也就想借助联省之力能对其有所制约；因此，也就对吴佩孚提议的“湘、鄂、川、黔四省联防”表示了赞同。
湖北督办萧耀南、川黔边防督办袁祖铭、四川督办刘湘等人也即表示附和；于是，十一月二日，“湘、鄂、川、黔四省联防”组成，并公推吴佩孚为盟主。
此时，孙传芳已组建了“苏、浙、闽、赣、皖五省联军”，吴佩孚派人游欲与联盟。
因孙传芳是吴佩孚的旧部，且有知遇之恩；因此，就欣然答应了。
只是，此时的孙传芳毕竟已颇具实力，不愿再受制于人；所以，名义上归附于吴佩孚了，但实际上却是独树一帜自成一体；对此，吴佩孚并没计较。
至此，吴佩孚雄心勃勃了，决定在此基础上组建“联军”，且拟取名为“十四省讨贼联军”，意则要将尚未收得的“豫、陕、直、鲁”也归纳；后来，觉到似有不妥，这才去掉“十四省”三字，而称为“讨贼联军”；只是，史家仍然有称其为“十四省讨贼联军”的。
“讨贼联军”组成后，吴佩孚自命为“讨贼联军”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湖北夏口的查家墩。
同时，任命萧耀南为“讨贼联军鄂军”总司令，陈嘉谟为副总司令；袁祖铭为“讨贼联军川、黔军”总司令，原四川省长邓锡侯为副总司令；赵恒惕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而孙传芳仍为“苏、浙、闽、赣、皖五省联军”总司令。
接着，又将“鄂军”分为三路，“鄂军”第一师师长寇英杰任“鄂军”第一路司令，陈嘉谟兼任“鄂军”第二路司令，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卢金山任“鄂军”第三路司令。
“川军”也分为三路，“川军”第十六师师长杨森任“川军”第一路司令，邓锡侯兼任“川军”第二路司令，“川军”第一师师长赖心辉任“川军”第三路司令。
“黔军”同样分为三路，“黔军”第一**旅旅长王天培任“黔军”第一路司令，黔湘边防督办彭汉章任“黔军”第二路司令，“黔军”第三师师长周西成任“黔军”第三路司令。
“湘军”也分为三路，赵恒惕自兼“湘军”第一路司令，“湘军”第一师师长贺耀祖任“湘军”第二路司令，“湘军”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任“湘军”第三路司令。
另外，四川督办刘湘任“讨贼联军川、黔军”后方筹备总司令。
而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中的“苏、浙、闽、赣、皖”等五军总司令仍按原任未变，吴佩孚没加干预。
就这样，一支所谓的“十四省讨贼联军”七拼八凑地组成了，吴佩孚想藉此重展雄风再大干一场。
然而，“讨贼联军”虽是组成后，吴佩孚并没有急于发兵北上讨伐。
其原因是由于，“川、黔、湘军”
虽被纳入了“讨贼联军”
，但他们都有着各自一本难念的经；一方面是由于“川、黔、湘”
三省分别与“滇、桂、粤”
三省接壤，须防范来自邻省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新桂系”
、广东的国民政府可能的侵扰；“川、黔、湘”
三省之所以愿意加入联防，目的无非就是为了遇到危难时，可相互有个照应以保境安民而别无他求；何况，这几个省中，长期来一直处于政局动荡之中，也根本无暇他顾；因此，即使吴佩孚要他们出兵，也只能虚言应付而不会听调。
而孙传芳有了“苏、浙、闽、赣、皖”等五省的地盘后，似是已心满意足不想再有大的图谋；吴佩孚若要让他再向北用兵，看来也是不会听命的；否则，孙传芳何必班师呢？
所以，真正能听凭吴佩孚调遣且也愿北上讨贼的，仍只有湖北的萧耀南。对此，吴佩孚心中也十分明白，也就没有强人所难；因此，“讨贼联军”组成后，却没了下。
而其实，吴佩孚组建“讨贼联军”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对付“奉系”或“临时执政府”，而主要是为了讨伐冯玉祥。
因为，在他觉得，“直系”虽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败北甚至于下台了，名义上似是被“奉系”的张作霖击败，但真正的败因却是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要不是冯玉祥在后院放了那么大一把火，他吴佩孚绝不会败得如此惨。
所以，吴佩孚在记恨张作霖的同时，更对冯玉祥恨得咬牙切齿，誓要报这一箭之仇。
为此，吴佩孚在给“联军”拟名时，特意用了“讨贼”两字；而没叫“讨奉”、“讨张”或“讨段”，原因就在于此。因为，“贼”字乃泛指，可“奉”、可“张”、可“段”，也可“冯”。
而吴佩孚之所以也没有明确提出“讨冯”，乃是担心太过明了有人会不愿接受而使“联盟”散伙；且在众人都视“奉张”为敌之时，自己若另提“讨伐冯玉祥”既不明智也非其时。故而，“讨贼联军”成立后，吴佩孚只得按兵不动，坐观时势发展。
不久，时势果然有了转机。
原来，自从孙传芳班师南返后；进入“直、鲁”的国民二军都遭到了“奉军”的阻截而进退维谷了；吴佩孚觉得，这正是自己该出手的时候了。
因为，冯玉祥的“西北军”原来称“国民一军”，与这“国民二军”是同一炉铸就的贷。而“国民二军”的魁首河南督办，无论是前任胡景翼还是现任岳维峻，都是冯玉祥的同党；皆是“北京政变”的始作俑者，同样也得对他们进行清算。
何况，河南紧邻湖北，岳维峻的国民二军像拦路虎般挡着道；若想讨伐冯玉祥，还得先从岳维峻开刀。
吴佩孚如此想后，就决定对岳维峻动手了；为了能得手，还得给岳维峻出其不意的打击；于是，吴佩孚诳称“北上‘讨奉’”，要岳维峻借道于他，以消除其戒备。
岳维峻与吴佩孚本来就是敌对双方，哪肯借道给他？何况，岳维峻怀疑到了吴佩孚必定是欲行假道灭虢之计，岂能上当？因此，岳维峻断然拒绝了吴佩孚的要求。
其实，吴佩孚也知道岳维峻不会借道给他，那无非是想找一个对其用兵的藉口而已。
果然，吴佩孚遭到拒绝后，就以此为借口起兵进攻河南了。
同时，吴佩孚派人暗中游已依附于岳维峻了的“直系”旧部靳云鹗与张福来，要两人反水归顺；并任命靳云鹗为“讨贼联军豫军”总司令，张福来为副总司令。
靳云鹗与张福本来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吴佩孚在查家墩复起时，俩人就有归顺之意；而今，吴佩孚派人来，也就没有二话即复投于吴佩孚麾下了。
于是，俩人倒戈，对岳维峻的“国民二军”发起攻击。
“国民二军”虽然经扩编后名义上已有了十多个师，但岳维峻将邓宝珊、李纪才等有生力量都派往直、鲁了，留在河南的都是些七拼八凑起来的部队系乌合之众；遭受突然袭击猝不及防，勉力抵抗后很快就溃败了。
而已进入山东了的李纪才，已因孤军深入且受阻而心中不宁；忽报河南境内突变，更是唯恐自己后路被截，也就无心恋战；于是，赶紧从山东撤回退守开封。
如此，张宗昌的山东之危顿解。
然而，进入直隶了的邓宝珊却没有撤军；因为，此时直隶的局势仍是对国民军有利。
原来，张作霖派遣郭松龄驻于天津，为的是要他协助直隶督办李景林防范冯玉祥；但张作霖怎么也想不到，郭松龄非但没有如他所愿防范冯玉祥；而是适得其反，却与冯玉祥联手反对他张大帅了；当然，这是事出有因。
郭松龄，字茂宸，奉天人，乃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
一九○六年，郭松龄考入盛京将军赵尔巽创办的“陆军速成将弁学堂”；因成绩优异，被时任奉天陆军统领朱庆澜赏识，调至身边倚为亲信，后随同朱庆澜入川参加了辛亥革命。
朱庆澜被排挤出川后，郭松龄回到奉天；且又于一九一三年秋考入了“中国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北京讲武堂教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