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唐生智驱逐赵恒惕；“国民政府”举兵北伐；“北伐军”首战告捷、攻占长沙……
却，北方的“国民军”与“直、奉联军”在南口对垒鏖战、天津“大沽口事件”发生之时；南方的“国民政府”渡过了“中山舰事件”的风波后，开始有精力并准备再举“北伐”了。
而为了“北伐”，广西的“新桂系”与广东的“国民政府”更加紧了“两广统一”的步伐。因此前，“粤、桂”已通过多次磋商后，原则上求得了能被双方接受的共识、并达成《协议》。
于是，五月五日，按照“粤、桂”双方商定的《协议》规定，李宗仁在南宁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正式宣布“两广统一”。并将“定桂讨贼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自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白崇禧任参谋长；不过，世人仍习惯于称其为“桂军”。
“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后，军一级设立了政治部；由广东“国民政府”派遣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部秘书黄日葵出任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克里米亚战役的马迈也夫作为第七军的苏联顾问。
因为，黄日葵是中＊共＊党员；所以，黄日葵实际上也就成为中＊共＊负责广西方面工作的特派员。
而被改编后的第七军编制却有别于其他各军，军以下不设师而只设旅；且因第七军实有兵员近四万，足可编两个军；故而，全军编制的旅共有九个；其各旅旅长分别是：第一旅旅长白崇禧、第二旅旅长俞作柏、第三旅旅长刘日福、第四旅旅长黄旭初、第五旅旅长伍廷飏、第六旅旅长夏威、第七旅旅长胡宗铎、第八旅旅长钟祖培、第九旅旅长吕焕炎。另有两个**团和一个入伍生团，分别由陈继桓﹑罗浩忠﹑吕竞存等人任团长。
接着，六月一日，又宣布“撤销‘广西民政公署’，成立‘广西省政府’，由黄绍竑任广西省主席”。
省政府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个厅及一个秘书处，黄绍竑兼任财政厅长，粟威任民政厅长，甘浩泽任教育厅长，盘珠祁任建设厅长，朱朝森任秘书长。
就这样，广西的政府与军队改组全部完成；从此，“两广”正式统一了。
广西的政局变化，影响到了湖南的政局。
原来，还在“粤、桂”谋求“两广统一”时，湖南督办赵恒惕为了对付广东的“国民政府”，也想拉拢广西“新桂系”与他一起搞所谓的“联省自治”。
于是，赵恒惕派遣部将“湘军”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叶琪去往广西，欲以其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都曾是广西陆军学时的校友关系进行游。
因为，叶琪与唐生智亦是广西陆军学同窗，且甚有交情；故而，他在去往广西前，先拜会了唐生智。
而此时的唐生智因已任湘南善后督办，据有了湘南与湘西后、在湖南可谓是崭露头角足、能与赵恒惕匹敌了，也就萌生了取代赵恒惕之意，正想求得广西“新桂西”的支持。于是，唐生智让叶琪捎给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人一封信，以促成事。
因此，叶琪反而成了唐生智与“新桂系”联络的中间人。
而此时的“新桂系”与广东“国民政府”经过多次接触后，已就“两广统一”求得共识，赵恒惕欲拉拢“新桂系”也就成了泡影。
且李宗仁等人得知唐生智有取代赵恒惕之意时，觉得倒也可行。
因为，“国民政府”欲举兵北伐，取道湖南是捷径；然而，赵恒惕却总是以“湖南自治”为由进行阻挠、不让借道过境；因此，赵恒惕也就成了“北伐”的一大障碍。
而“北伐”是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国民政府”必将继而完成之，故也正欲将赵恒惕这块绊脚石搬开。
所以，若能通过唐生智促成赵恒惕下台，岂不是为再举“北伐”扫除了障碍？于是，“新桂系”通过叶琪对唐生智晓以大义，促其也归顺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麾下，依附于“国民政”；并表示若此，“新桂系”即为其驱逐赵恒惕之后盾。
因唐生智早在一九○九年就读于武昌第三陆军中学时，就已在谭人凤的影响下加入“同盟会”，对于孙中山甚是欣佩；而今，经他的这些校友游后，果为所动。
何况，“新桂系”已明确表示了愿做他的后盾，这正是所期盼的。
只是因此前，唐生智曾帮助过赵恒惕将谭延闿与程潜驱逐出湖南；所以，心中不免有些顾虑，唯恐归附“国民政府”后、难与两人相处。且谭延闿与程潜都有意重返湖南主政，也就担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头来给人作嫁衣裳；故而，犹豫不决、难下决断。
而此时，因吴佩孚东山再起后，组建了所谓的“十四省联军”，将赵恒惕的“湘军”也纳入其中；为此，“国民政府”决定予以针锋相对的斗争。
于是，中＊共＊湖南区委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动湖南民众掀起了“讨吴、驱赵运动”，声势日渐高涨；这下倒让唐生智觉得民心可用、机会难得，遂决定不如趁机举事将赵恒惕驱逐了再。
于是，三月八日，唐生智在衡阳起兵，分三路向长沙进军。
唐生智起兵后，李宗仁即派驻于桂林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八旅旅长钟祖培率部向“湘、桂”边境的黄沙河进发，以作为唐生智的后援。
此时，长沙城内的“讨吴、驱赵运动”持续不断，已令赵恒惕焦头烂额了；唐生智举兵起事后，更使赵恒惕顿感危机四伏。
而赵恒惕可作依靠的吴佩孚，此时却一味的注心于对付冯玉祥，正与“国民军”在河南打得不可开交而无意顾及湖南；因此，赵恒惕深陷危局中了。
赵恒惕自知实力不及唐生智，无奈之下只得于三月十一日向湖南省议会提出《辞呈》；然后，离开长沙去往上海，结束了他对湖南长达五年的统治。
唐生智虽是驱走了赵恒惕，但却还怕得罪吴佩孚；因此，迟迟不敢就任湖南省长。
而吴佩孚眼见湖南变局也着急了，赶紧派遣时任“十四省联军”总参谋长蒋百里赶往长沙游唐生智。
蒋百里曾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可谓是唐生智的师尊，唐生智对其当然是倍加敬重。蒋百里见到唐生智后，即开门见山地直言，要“唐生智督湘后莫改初衷，仍与‘直系’联手抗衡广东的‘国民政府’”。
然而，唐生智的态度模棱两可，只是碍于师尊的情面，没有明言拒绝罢了。
不过，蒋百里已从其所诉的百般苦衷中，觉到了唐生智的真意；蒋百里知不可强求，也就没再勉强，只是自叹无奈。
而与此同时，李宗仁也派其妻、时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监察委员郭德洁及桂林善后处处长侯人松去往长沙拜访唐生智，希望他“认清形势、早作决断，投身革命”。
主政广东“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则也委派“桂系”驻粤全权代表白崇禧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前来长沙，以“国民政府”名义对于唐生智驱逐赵恒惕表示支持，并力促唐生智“归附‘国民政府’”；且答应“归附后的湖南‘军、政’全由唐生智主持，‘国民政府’绝不过问”，而“若是吴佩孚对其用兵威胁，‘国民政府’必定给予支援”。
同时，为了消除唐生智对于谭延闿与程潜俩人的顾虑，“国民政府”还承诺了“即使‘国民政府’举兵‘北伐’须途经湖南，也只派李济琛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谭延闿的第二军与程潜的第六恽绝不入湘”。
有了“国民政府”的这些承诺，唐生智才放心了且有所触动。
而此时，长沙城内又举行了十万民众的游行，一片欢迎“国民政府”而反对“直系”军阀之声此起彼落响彻了“潇、湘”大地。
吴佩孚的代表蒋百里眼见湖南民众的群情如此激昂，已深感无奈的他自知使命难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蒋百里没能动唐生智，感到有辱使命而无颜回见吴佩孚；于是，离湘后没有再回鄂，而是径直去往上海投靠孙传芳了。
蒋百里离去后，唐生智这才觉到了归顺“国民政府”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遂下决心与吴佩孚决裂而投靠“国民政府”了。
于是，唐生智《电》邀“湘军”第一师师长贺耀祖、“湘军”第二师师长刘铏、“湘军”第三师师长叶开鑫来长沙“共商善后事宜”。
贺耀祖在常德没来赴会，叶开鑫派了他的参谋长张雄舆与**旅旅长刘重威前来，刘铏则与其参谋长肖汝霖应邀而至。
但谁知，唐生智将刘铏等人扣留，并将张雄舆、刘重威、肖汝霖仨人杀害了。
此事令尚在岳州的叶开鑫、常德的贺耀祖都惊愕了。
于是，俩人即《通电》“讨伐唐生智”。叶开鑫将所部改称为“讨贼湘军”，贺耀祖则将所部也称为“护湘军”，联手对付唐生智。
然而，唐生智不以为然。
三月二十五日，唐生智《通电》就任“湖南省长”；接着，免去了叶开鑫与贺耀祖的职务，并派遣“湘军”第四师第九旅旅长何键向岳州进军，攻打叶开鑫。
叶开鑫不敌，弃岳州退入湖北，投靠吴佩孚并向其请求“驰援”。
唐生智就任湖南省长后，将被其扣押的刘铏释出，请他出任湖南省政府顾问，刘铏拒而未就。是年底，刘铏以“考察实业”之名离湘赴日本；从而，摆脱了唐生智的控制；此是后话，顺提不赘笔。
湖南政局突变出乎意料，吴佩孚觉得不能再坐视不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