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北伐军”连战连捷，“汨罗江战役”、“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武昌战役”……
却，“北伐军”轻取长沙后，吴佩孚基本上已失去了对湖南的控制。
时任贵州省长兼“黔军”第三师师长周西成见“国民政府”举兵北伐了，料知吴佩孚必不能久；即见风使舵地投向了“国民政府”，遂保住了贵州省长之职。
而此时，被吴佩孚《任命》为“讨贼联军川、黔军”总司令了的“川、黔”边防督办袁祖铭却被四川的杨森、刘湘驱逐退至了黔北。
周西成虽与袁祖铭是姻亲，但却怕其返黔；于是，周西成派人游袁祖铭，言：“黔省税收微薄，难以养兵；而今北伐兴起，吴氏日衰，公何不随同北伐？趁湘局混沌之时，称雄湘西；此既顺应潮流，又可得实利，何乐不为？”
袁祖铭正欲寻找出路，闻此言后觉得在理；于是，与时任“黔、湘”边防督办彭汉章商议，决定效仿周西成也改换门庭投靠广东的“国民政府”了。
而驻于四川綦江的“黔军”第二师师长王天培，在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员、中＊共＊党员吴玉章策动下，也欲归顺“国民政府”。
对于袁祖铭等人的愿意归顺，“国民政府”当然接纳。
且因周西成、彭汉章、王天培曾是他的部下，故此时的袁祖铭仍可谓是贵州的共主；为此，“国民政府”特意组建了“黔、川联军”，《任命》袁祖铭为“黔、川联军”总司令。
同时，将彭汉章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王天培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周西成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另有一个直辖师由何厚光任师长，三个直辖旅分别由杨维和、杨维襄、张廷光等人担任。
如此，袁祖铭等人摇身一变即都成了“国民革命军”中一员了；只是，袁祖铭暗中却仍与吴佩孚保持着联系，藕断丝连的关系仍很暧昧。
与此同时，驻于贵州铜仁的贺龙见广东“国民政府”举兵“北伐”了，早就有意投身革命的他也按捺不住了；于是，立即派人与“国民政府”联系，表明了自己迫切希望参与“北伐”的心意。
贺龙自从与熊克武分手后一直独来独往，曾被赵恒惕《任命》为澧州镇守使留驻在了湘西，倒是相安了一期；但不久，因赵恒惕总是视其为隐患，结果还是被逐出湖南，移驻到了位于“湘、黔”边境的铜仁。
当时，铜仁百姓在自称贵州东路清乡司令罗哲卿的统治下苦不堪言，贫苦出身的贺龙对于百姓的困苦甚是同情；因此，贺龙率部击溃罗哲卿入驻铜仁后，只打土豪劣绅而对百姓秋毫无犯，并取消了苛捐杂税以减轻百姓负担；故而，深受铜仁百姓爱戴，有“贺青天”之誉；所以，贺龙在铜仁倒也可算是乐得其所。
但是，当闻知湖南变局，“北伐军”入湘后，贺龙即也欲投身“北伐”了。
对于贺龙的欲投靠，“国民政府”同样也表欢迎接纳了；然因，其手下只有数千兵马未能**成军，且其驻地是贵州铜仁；故而，“国民政府”就将其所部归于了“黔、川联军”，编入彭汉章的第九军。
因此，贺龙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
不过，贺龙在启程“北伐”前，却收编了被其击溃的罗哲卿的散兵败将，人数竟有四千多；如此，兵力即骤增至了近万，足可**成军了。
然因，编制已定不宜再改；而贺龙只求能参与“北伐”，也就并不计较名位高下，仍领师长衔。
只是，其收编后欲扩增的各部，却因此而只能称团了；于是，贺龙将收编的四千人增编成了六个团，《任命》罗豹军为第一团团长、欧伯川为第二团团长、秦光远为第三团团长、胡泽芝为第四团团长、潘松为第五团团长、穆玉如为第六团团长。
增兵扩编后，贺龙就率部拔寨起程入湘“北伐”了。
铜仁百姓闻知贺龙要率部远征，皆依依不舍；而因感其驻于铜仁时清政为民，遂纷纷送子弟相随。
且，“北伐军”进驻长沙后，作为“北伐军”预备队的第一军与第六军也随着进入了湖南。
程潜的第六军复入湖南，使唐生智心中甚是不爽。
因为，“国民政府”曾对他许下过“即使国民政府举兵北伐须途经湖南，也只派李济琛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谭延闿的第二军与程潜的第六恽绝不入湘”，此话言犹在耳。
而如今，程潜的第六军却入湘了，这岂不是食言？唐生智当然要感到不爽了。
不过，唐生智转而一想，当时作此承诺的是汪精卫；而今，汪精卫离粤出走了，也就怪不得蒋介石；因此，唐生智甚感无奈，只好默认接受了这既成事实。
八月十二日，蒋介石也抵达长沙；第二天，蒋介石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北伐”的下一步行动。
会上，对于下一步是“先打湖北还是先打江西？”产生了分歧。因此时，“南口大战”已近尾声，“国民军”败局已定，吴佩孚有精力调兵南顾了。
所以，朱培德、鲁涤平等人认为：“吴佩孚虽然丢了湖南，但元气未伤；南口战事将结，吴佩孚必会调兵南下，在湖北严密布防；故而，攻打湖北胜负难测。而孙传芳在江西尚无重兵疏于防范，易于攻取；所以，应先攻打江西。”
然而，唐生智和李宗仁却持异议。
俩人皆认为：“若是攻打江西，则会逼迫尚在观望中的孙传芳也投入重兵与我抗衡；而吴佩孚丢失湖南后定不会甘心，一旦我与孙传芳开战，吴佩孚必不会坐视而趁机反扑；如此，我军势必要两面作战腹背受敌，此恐于我大不利故不可取。
而若攻打湖北，孙传芳必定仍会坐视观望；吴佩孚虽将从南口脱身，但其‘援湘军’已在湖南受挫而军心被撼；且吴佩孚从直隶撤军南下有待时日，我军正可趁士气大盛之时乘胜追击；即使吴佩孚回师南下，也可趁其立足未稳而击溃。
而叶开鑫与‘援湘军’在湘北布下的汨罗江防线，仅有几个败军之师驻守不足挂齿，必能一击即破；故而，应先打湖北，方为上策。”
唐生智和李宗仁俩人的主张与“加伦将军”的“先取两湖，各个击破”策略相符，蒋介石权衡再三后也就采纳了；最后决定“乘吴佩孚的主力还来不及南下、湖北兵力薄弱之机，立即突破汨罗江防线进军湖北”。
为此，蒋介石做出部署“以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为右翼军，先取岳州、平江，后入鄂南直取武昌”。
且因，此时，“川、鄂”边防军总司令兼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在鄂西驻有五个师，为将其牵制在鄂西而使吴佩孚孤立无援。
蒋介石又以“川、黔联军”为“左翼军”，由袁祖铭任“左翼军”总指挥，《命》其“率第九军、第十军等部先袭取常德”；然后，进入鄂西“攻打宜昌、荆门”，以牵制卢金山部而利于“北伐军”在鄂南突破。
且此前，时任“川、黔联军”、“川、黔”边防总指挥吕超见广东“国民政府”兴兵北伐了，也欲率部出川参与“北伐”；然因，其部属将领不从，遂只身到广州参加“北伐”。
于是，蒋介石就《任命》其为“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党代表，赴湘西督师。
同时，蒋介石《命》第一军与第六军驻在浏阳；并将朱培德的第三军调至湘东，接防第四军驻于醴陵、攸县一线。
此举一则是为了防备“赣军”犯湘以掩护“北伐军”顺利入鄂，再则也是为下一轮准备对孙传芳发动进攻而事先布局。
部署定后，“北伐右翼军”又兵分三路向汨罗江防线发起攻击；由第四军攻打平江，第七军攻打汨罗，第八军攻打岳州。
八月十九日凌晨，第四军对平江发起进攻，史称“汨罗江战役”打响了。
攻打平江的先头部队是叶挺的**团与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所部，而驻守平江的是“援湘军”董政国的部将“直军”第九师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平江防御司令陆潭。
虽然，驻守平江的“援湘军”足有六个团，兵力上占有优势；然而，“北伐军”士气高昂，经过一天的浴血奋战，叶挺与黄琪翔两个团的“北伐军”竟然击败了三倍于己的“援湘军”。
“援湘军”死伤惨重，连平江防御司令陆潭也被击毙了；而“北伐军”仅伤亡了一百七十余人，却俘敌一千五百余，并缴获了大量辎重。
这一仗，“援湘军”非但丢失了平江，汨罗江防线被突破了一个口子；还大挫了“援湘军”的士气，董政国部顿时军心大乱，随后就节节败退了。
“北伐军”则乘胜追击，又连取了梅仙、大洲、南江等地。
董政国无法阻挡“北伐军”的攻势，干脆率残部逃往湖北咸宁去了。
与此同时，李宗仁的第七军也击溃了驻守汨罗的“援湘军”宋大霈部，攻占了汨罗、新市、浯口等地。
宋大霈被击溃后，也退往湖北咸宁去了。
宋大霈与董政国败走后，“直军”第七师师长王都庆见汨罗江防线已被突破；知自己再驻守在汨罗江下流已起不了阻截“北伐军”的作用，也就将所部撤往岳州。
此时，叶开鑫已在岳州以南的新墙、麻塘等地重新布防；欲藉新墙河为防线阻截“北伐军”，以免岳州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