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三·一八惨案”，“临时执政府”垮台；冯玉祥“下野”，“南口大战”……
却，“大沽口事件”发生后，长期遭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又被激怒了。
“国、共”两党的北京支部立即在京联合召开了“北京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声讨“日舰炮轰大沽口炮台”。
“国民军”也向日本公使提出“抗议”，谴责“日舰开炮伤害中国士兵”。
然而，日本政府反诬是“大沽口的中国守军挑恤”。
同时，日本还纠集了《辛丑条约》签字国中的“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等八国驻华公使，又以“中国政府破坏《辛丑条约》”为借口，公然向“临时执政府”提出所谓的“抗议”。
三月十六日，八国驻华公使向“临时执政府”发出了所谓的《最后通牒》，蛮横地提出“拆除大沽口炮台”的无理要求，并要“临时执政府”限于四十八时内给予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
第二天，八国的军舰云集到了大沽口，大有“八国联军”再犯京城之势；欲以此耀武扬威进行威胁，从而逼迫“临时执政府”就范。
列强的无理要求及炫耀武力，中国人民岂愿再屈膝忍受？
三月十七日，“国、共”两党又召开“联席会议”，对于八国驻华公使提出的《最后通牒》给予了严厉的驳斥；并强力要求“临时执政府”能挺起腰板，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呼吁“中**队为捍卫国家主权而战”，给予敢于来犯之敌以严厉打击。
为唤起民众，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应冯玉祥之聘进京出任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的徐谦与国民党中执委员兼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李大钊，提议“组织北京各学校与群众团体在**召集一次‘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
此提议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委员于右任、吴稚晖、李石曾、丁惟汾、于树德、王法勤、顾孟余、陈友仁、刘守中等人的一致“赞同”。
于是，三月十八日上午，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与中＊共＊北方区委发动下，“北京总工会”与“北京学生联合会”组织了“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八十多所学校的学生及民众共约五千余人，聚集到**前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
会上，大会主席徐谦、李大钊、中＊共＊中央北方局常委赵世炎及陈独秀的儿子、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陈乔年及许多社会名流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并通过了“敦促政府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呼吁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等八项决议。
会后，集会民众在李大钊、陈乔年等人率领下，从**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等处举行了示威游行；最后，前往位于铁狮子胡同的“临时执政府”请愿。
谁知，进入铁狮子胡同东口，游行队伍就遇到了早已部署在那里、如临大敌荷、枪实弹的“执政府”卫队阻挠。
于是，游行民众公推请愿代表去向“执政府”卫士长交涉，要求“执政府”卫队放行，并请“段祺瑞及国务总理贾德耀接见请愿代表”。
然而，“临时执政府”心虚得虚；段祺瑞与贾德耀没敢面对充满激情的民众，非但没有出面接见请愿代表，反而下《令》“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
政府下《令》了，以“执行为天职”的军人自然遵命；然而，“执政府”卫队执行《命令》时因为局面失控，“武力驱散”很快升级为了“武力镇压”。
于是，“执政府”卫队竟然惨无人道地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与民众大开杀戒，“临时执政府”门前的广场上上演了一幕惨不忍睹的悲剧。
游行队伍遭到了“执政府”卫队的排枪射击，行进在游行队伍前面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等一批充满一腔爱国热忱的年轻弱的男女学子顿时倒在了血泊之中；许多人当场毙命，有的甚至于被刀残忍地砍死，其状惨不忍睹。
在这次血腥的镇压中，遇害学生与民众共四十七人，伤二百多人；李大钊与陈乔年也负伤了，但幸免于难。
就这样，一场骇人听闻震惊中外的惨案在“临时执政府”门前的广场上发生了。
这一天，“新化运动”的先驱鲁迅愤而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因时发三月十八日，故史称“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身为一国元首的“临时执政”段祺瑞也惊愕与骇怕了，想不到事情竟会严重到死伤了这么多人；心慌意乱的段祺瑞立即赶到现场，面对尚在流血的死者长跪不起、欲哭无泪。
但第二天，“临时执政府”却扬言“惨案的发生乃无知民众受人鼓惑欲颠覆政府所致”，欲以此混淆视听。
同时，对徐谦、李大钊、李石曾、顾孟余、易培基等人发出《通缉令》；欲以“率领暴徒、闯袭国务院、丛殴军警”等诬陷，加罪于他们。
同时，还将吴稚晖、蒋梦麟、鲁迅、周作人、朱家骅、丁惟汾、陈启修、陈大齐等人上了《黑名单》。
然而，国人不为所惑也不被所骇；许多亲历者都口述笔叙，记录了“血案发生时那惨烈一幕的真相”。
胡适、王世杰、陈源、高一涵、鲁迅、林语堂、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孙伏园、陈西滢等一大批化名人与知识精英则都在《语丝》、《现代评论》等刊物上撰发表，痛斥了“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野蛮行径和鄙劣嘴脸”。
“北大”外系教授陈西滢在其《闲话》专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三月十八日血案的真相已经很明了的了。民众到执政府，不过是和平的请愿。他们最激烈的行动，也不过是叫几声口号。政府通电指控什么‘暴徒’、什么‘抛掷炸弹’、‘泼灌火油’等，完全是凭空捏造，希图诬赖卸责的话。”
鲁迅在《悼三月十八日的牺牲者》一中，也谴责：“三月十八日国务院门前的大流血，不只是民众运动的大劫，并且是人道的大劫。
然而，丧心害理的政府，勾结着这一个或那一个军阀，至今还安然的在那儿狞目而视，无丝毫悔过之心！”
在另一篇《纪念刘和珍君》中，更是悲愤地写道：“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
我还有什么话可呢？
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
沉默呵，沉默呵！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不仅国内同声谴责，连英国《泰晤士报》也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
迫于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取代许世英出任内阁总理的贾德耀上任不到二个月就“引咎辞职”，并宣布“内阁总辞”。
接着，“国会”召开了一次“非常会议”，认定：“民众集会请愿属正当行为，卫队官兵枪杀无辜民众，实有触犯刑律重大嫌疑，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
于是，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调查取证，段祺瑞也被迫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
三月二十三日，北京社会各界人士在“北京大学”，为“三·一八惨案”中死难者举行了“追悼会”，以对亡灵告慰。
虽然，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采取了补救措施，但仍未能平息国人的愤慨；时任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则趁机向段祺瑞发难，发动了“第二次北京政变”。
四月九日晚，鹿钟麟派兵包围了“临时执政府”，将“临时执政府”卫队悉数缴械。
然而，段祺瑞并不甘心，《令》外务总长胡惟德代理内阁总理后，自己则仓皇逃入东交民巷了。
鹿钟麟将段祺瑞赶下台后，却将“北京政变”时被赶下台而软禁了的曹锟释放了；欲以此与“直系”的吴佩孚捐弃前嫌，重归于好而联手对付“奉系”。
然而，吴佩孚对于“国民军”已恨之入骨，拒绝了鹿钟麟释出的善意，必欲置“国民军”于死地；何况，“直军”击溃“国民二军”后，其兵锋已进至石家庄了。
而“奉军”的张作霖，此时则以“‘国民军’已被****”为借口，大肆向北京进军了。
而已倒向吴佩孚了的阎锡山，也已兵出娘子、落井下石地对驻于保定的魏益三部发动攻击；魏益三不敌，投了阎锡山，被改编为“正义军”。
而此时，“国民军”总司令孙岳却因病到包头养病去了；大敌当前，军中不可无帅；于是，“国民军”将士推举张之江代理“国民军”总司令。
张之江临危受命后，将驻于怀柔、延庆、蔚县、多伦、怀来、涿鹿等地的“国民军”改编成八个军，第一军军长郑金声、第二军军长方振武、第三军军长徐永昌、第四军军长王镇淮、第五军军长石敬亭、第六军军长石友三、第七军军长蒋鸿遇、第八军军长韩复榘。
然后，分为东、西两路，以迎战“直奉联军”。
鹿钟麟任“东路军”总司令，下辖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驻于北京至怀来一线，正面迎战“直奉联军”。宋哲元任“西路军”总司令，下辖第五军、第六军、第八军，驻于内蒙古南部的多伦等地，以防范“奉军”从侧面抄袭。而以蒋鸿遇的第七军为总预备队，驻守绥远以为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