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国民党二大”，“西山会议派”受挫，蒋介石渔利；“中青会”、“孙主义学会”……
却，北方的“奉系”同室操戈你死我活之时，南方的国民政府平静不久后也又风波叠起了。
原来，还在孙中山在世之时，因反对孙中山的“国、共合作”而未被选入国民党一届中执委的冯自由，失意后离开广州；后来，趁孙中山病危；即于三月八日，在北京与上海两地同时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和“辛亥同志俱乐部”，旨在掀起一场“把**员清除出国民党”的运动。
深受孙中山信任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视之为国民党右派分裂党的开始，认为应采取果断措施。
于是，随同孙中山北上及在京的中执委员与中监委员，即在北京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重申继续“容共”，并决议“开除冯自由的党籍”，以警告国民党右派。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改组国民政府；接着，又出了一个“廖仲恺案”。
因有苏援作后盾而对国民党有着很大话语权及特殊影响力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为促使国民党更快地向左转；趁机将貌似左倾的汪精卫与蒋介石扶上了台，并将被其视为国民党右派首领的胡汉民驱逐出洋。
同时，蒋介石从许崇智手上夺取了军权；从而，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执委与中监委皆徒有虚名了，实权落到了仅有汪精卫与蒋介石俩人的名为“三人委员会”手中。
这一系列权力斗争的结果，对于国民党右派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然而，国民党的右派势力毕竟根深蒂固，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虽然遭受了重大挫折，但不甘失败伺机反扑。
而此时，汪精卫与蒋介石的“三人委员会”虽已凌驾于全党了；但是，中执委与中监委仍存在，且名义上仍是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只是名不符实罢了。
而且，许多国民党右派是中执委与中监委成员；戴季陶仍居中执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等要职，谢持是中监委主委，中执委员林森则兼有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常委之职。这些仍挂着显要头衔的国民党右派，不甘心徒有虚名失去实权；因此，他们纠合在一起，欲与汪精卫抗衡以夺回失去的权力。
于是，国民党内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且矛盾日增难以调和。
此间，戴季陶连续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册子；他打着维护孙中山三民主义旗号，而行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实；也旨在“**、驱共”，与冯自由等人可谓异曲同工。
只是，戴季陶披上了一件维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外衣而更有欺惑性；于是，形成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遂成为国民党右派行动的理论基础。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就在郭松龄滦州兵变之时；林森召集了在京的中执委与中监委的委员或候补委员邹鲁、居正、沈定一、邵元冲、石瑛、叶楚伧、覃振、石青阳、茅祖权、傅汝霖、张继、谢持等人，召开了一次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由林森、邹鲁分别担任主席。
戴季陶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他那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却贯串始终；因此，会议宗旨是“反对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驱逐**”。
在历时四十三天的会程中，会议通过了包括《取消**在本党党籍案》、《鲍罗庭顾问解雇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李大钊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等十四个《决议》以及若干附件，并宣布“开除**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职务”。
同时，决定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方等地设立国民党的地方党部；欲分裂国民党而另立中央，以与广东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但因，这次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是由林森纠集少数在京的中执委员、中监委员召开的；参加会议人数仅有十三人，不到召开中全会应有的规定人数，故被视为非法。
所以，这次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只不过是国民党右派冒用中央名义非法召开的一次会议罢了；因是非法会议，其所通过的任何《决议》也就不予承认。
而由于会址是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史家则称其为“西山会议”。
“西山会议”后，冯自由等顽固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及一些失意政客也都加入其中；而一些“孙主义学会”成员、如曾任孙中山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副委员长、时任广东大学法政系主任黄季陆等人，更是卖力其中。就连曾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后因与党内同志政见不同而已经脱党、时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周佛海，也来为其摇旗呐喊了。
一时间，一股“**、驱共”气焰甚嚣尘上了；这股势力纠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西山会议派”，渐而成了国民党右派的代名词。
“西山会议”的召开，鲍罗廷认为这是国民党右派明目张胆的公开挑衅。
毛＊泽＊东＊则在其主编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西山会议派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其所为符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呼吁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反苏、**、分裂国民党的反动行径，中＊共＊应与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给予针锋相对的斗争决不可姑息放纵。
而汪精卫与蒋介石此时心中却甚是矛盾，拿不定主意了；因为，俩人对于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其实并不反对，甚至于心底也表“赞同”只是没有明言罢了。
特别是蒋介石，戴季陶是其好友，岂可与其反目；而自从率团访苏后对苏联留下的成见至今未消，他何尝不想将中＊共＊连同苏联顾问一并驱逐。
但转而一想，又觉得尚非其时。因为，此时的国民政府虽然已统一了广东；但若欲进一步统一中国，仍离不开苏俄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所以，切不可图一时之快而做得不偿失的傻事。
何况，汪精卫能坐上国民政府主席之位，蒋介石能进入仅有三人的特别委员会，皆是在鲍罗廷的扶持与操纵下成就的。且“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是孙中山定下的三大政策，轻易舍弃不得；否则，会动摇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
为此，汪精卫与蒋介石都竭力想把自己打扮成是总理遗志的忠实执行者，以博取鲍罗廷的好感及国民党内大多数同仁的支持，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再，西山会议派的所为，不仅是反苏、**；也是冲着俩人来的，分明是要夺他俩的权；所以，俩人与“西山会议派”确也是水火难容，为各自的切身利益也只能与其斗争。
而若要打压“西山会议派”，以巩固好不容易得到的权位；看来，仍有赖于鲍罗廷与中＊共＊的支持；因此，还得继续与中＊共＊合作，跟着鲍罗廷的指挥棒起舞；因为，当务之急是先得将“西山会议派”的气势压下去，巩固自己的权力为要，别的只得留待以后再。
汪精卫与蒋介石不谋而合地暗中有了这一共识后，遂决定对“西山会议派”采取措施了。
于是，俩人即以国民党中央名义发布《第六十七号通告》，向全党通报了“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的实质，并发动各地国民党党部《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
于是，国民党的北京执行部、广东省党部、海外各党总支部、国内其他各省党部、国民革命军各军党部及广东所辖各县党部都纷纷《通电》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要求“严惩‘西山会议派’”。
接着，于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召开了一次正式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肯定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执委中的合法地位，并定于翌年元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国民党二大”，以对“西山会议派”进行打击。
此时，远在莫斯科出访的胡汉民也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出人意料地也严厉批评了“西山会议派”。
原来，胡汉民出访苏联抵达莫斯科时，苏联政府组织了数万人隆重欢迎他，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代表范斯亭与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片山潜到车站迎接；苏共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及其他各报均对此进行了报道，并将他称之为“中国革命运动最卓越的领袖”。
胡汉民未曾想到自己会在莫斯科受到如此高规格的礼遇，刚在国内受到排挤的他确是深受感动了。
于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在《真理报》上撰、在各种场合演讲时，皆竭力称赞“苏俄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的第一件大事，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一声，是宣告帝国主义死刑的第一法庭。”同时，盛赞“十月革命”对中国国民党及中国革命产生的深远影响，并称“共产国际是革命的大本营，自己是**的战友”。诸此种种，极尽赞美之辞。
同时，胡汉民还致《函》共产国际，提出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
然而，因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国民党不能与中国**同等看待”；结果，只同意“将中国国民党作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却拒绝其“加入共产国际”。
因此，胡汉民心中又感不爽了。
不过，胡汉民在莫斯科的言行及所作的努力，倒是让人有了好感。
鲍罗廷也觉得胡汉民的态度转变，对于“国、共合作”毕竟是好事，应予肯定与欢迎；于是，原有的成见逐渐消了，罩在胡汉民头上的阴云也随之散去。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与会代表共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占多数。
大会《议决》接受总理遗嘱和“国民党一大”所定的《政纲》，重申“继续执行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并在《宣言》中指出：“中国之生路，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
会上，对“西山会议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提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案》。
但是，在具体处置时，汪精卫与蒋介石却都显示了宽怀而对西山会议派网开一面了。
结果，只将邹鲁、谢持俩人开除党籍；给予居正、石青阳、石瑛、茅祖权、覃振、傅汝霖、沈定一等七人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张继、林森、邵元冲、叶楚伧等四人只做了书面警告；而戴季陶因有其挚友蒋介石暗中庇护，且没有直接参加“西山会议”，也就只做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口头警告。
如此，“西山会议派”虽遭受了挫折但没被根除，为日后的再兴风作浪留下了隐患。
接着，选出了新一届国民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选举结果，中执委的三十六名委员和二十四名候补委员中，中＊共＊党员共占了十四名；而中执委下设的八个部中，有四个部的部长由中＊共＊党员出任，即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部长林伯渠、海外部部长彭****、秘书处书记长刘伯垂；其他，负责具体事务的秘书处及各部的秘书也皆是中＊共＊党员；如此，“西山会议派”欲驱逐**的阴谋被粉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