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自立军起义，惠州起义；《辛丑条约》，李鸿章负骂名离世……
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侥幸逃离海外；慈禧太后仍不放过，派人四出追缉。
当康有为乘坐英国重庆号客轮逃抵日本神户时，不幸被曾是保国会成员、出卖同仁后投靠慈禧太后、时任驻日公使的李盛铎察觉而派密探跟踪欲伺机抓捕；后来，康有为在其弟子欧榘甲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险；然后，由与其相识的日本熊本县人宫崎寅藏、日本福冈县人平山周等人的护送下到达东京。
康有为等人到了日本后，仍不忘维新大业；当年十二月，即在日本的横滨创办了一份由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继续鼓吹改良维新。
同时，为了与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继续斗争，并设法营救已被慈禧太后挟持了的光绪皇帝；康有为打算创建一个以“忠君、救国、维新”为宗旨的组织，并筹划营救皇上的行动。
而此前，孙中山已从英国伦敦转道加拿大抵达日本，并结识了宫崎寅藏、犬养毅、平山周等日本友人。听康有为等人因维新失败而亡命日本，孙中山深表同情。同时也觉得，彼此都是在为谋求强国富民而尽心效力，虽然途径不同，但目标该是一致的，也就应有可合作之处；且康有为受此大挫后，定是有所醒悟，不该再对满清皇朝寄予希望了。
于是，孙中山托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向康有为致意，并表达了欲前往慰问之意。
然而，因康有为只图维新而反对革命；他明白孙中山的用意，觉得自己与革命党人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合不到一处；于是，即以帝师自居，托言“奉有光绪皇帝衣带诏，不宜相见”为由，拒绝了与孙中山会面。
身为日本内阁部大臣的犬养毅听康有为拒见孙中山，倒是有意帮助消除两人间的隔阂；于是，约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有为、梁启超四人到他的寓所叙谈，康有为又托辞不往。
孙中山吃了两次闭门羹，但仍不放弃；第二天，又委托其拜盟兄弟、兴中会同仁、广东新会人陈少白再次前往拜访；这次，康有为难以再推托了。
陈少白见到康有为后没作虚礼，开门见山地痛陈满清皇朝的种种**后，直言“非推翻满清，不足以救中国”；然后，对康有为晓以大义，请其改弦易辙，共图大业。
康有为却道：“清帝圣明，可比尧舜；今虽蒙难，必有复位之日。吾受皇恩，不敢忘怀；惟有鞠躬尽瘁，勉力勤王，方为臣责；余皆非吾所谋，尔勿多言。”
于是，两人又唇枪舌剑了一番，结果不欢而散。
此后，康有为离开日本去往加拿大，忙于组建会社、筹款营救皇上的事了。
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却会晤了孙中山。
孙中山甚是大度，并不把康有为的冷漠放在心上；愿尽弃前嫌，与梁启超共商救国大计；一番磋商以后，遂同意合作。
于是，梁启超将与孙中山的商榷结果《电》告康有为。
而此时，康有为已在加拿大创立了保皇会；保皇会的全称即是“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其宗旨一目了然，并计划在北美、东南亚、香港、日本等地设立分会。
闻知梁启超擅自与孙中山商议合作之事，康有为非常生气；赶紧派人赴日本催促梁启超立刻赴檀香山筹办保皇会的分会，以将其从日本支开。
梁启超不敢延误，即刻启程；于是，与孙中山的合作之事也就半途而废从此告吹不复再提了。
时有曾与谭嗣同一起创办南学会、人称“浏阳二生”之一的湖南浏阳人唐才常，维新失败后也逃至日本。
唐才常为挚友谭嗣同的遇害失声痛哭悲愤难抑，咬牙切齿地发誓报仇雪恨。
唐才常到日本后遇见了康有为，两人同为维新志士，且均欲忠君、救国。其时，康有正在海外募款准备设法营救光绪皇帝，而唐才常则更是主张以武力营救光绪皇帝；所以，两人甚是投机一拍即合。
在日期间，唐才常与孙中山等人也常有接触且深受启发；认识到了**的**皇朝须彻底变革的必要，并逐渐萌生了“须发大难，方能行大改革”的念头。
于是，唐才常决定回国，利用尚隐匿在长江流域的会党伺机起事；用武力营救光绪皇帝的同时，废除清朝**，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以实现自己的抱负。
唐才常的“武力勤王”之举很合康有为之意，正是求之不得；所以，康有为即刻给予大笔银两以作活动经费，并答应继续募款给予支持助其成功。
而唐才常的欲“以武力废除清朝**，变旧中国为新中国”的主张，已带有了一定的革命性质，孙中山自然也乐观其成；于是，派遣兴中会同仁湖北云梦人吴禄贞、湖北潜江人傅慈祥、湖南长沙人毕永年等协同举义。
所以，对于唐才常的壮举，无论是保皇会还是兴中会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唐才常启程回国时，孙中山、梁启超等人还特意设宴为其饯行。
席间，唐才常慷慨激昂，立下誓言：“吾冒死发难，推行大改革，不成功则成仁。”闻者敬其敢敢为，无不动容。
唐才常回国后，考虑到维新派曾与洋务派有过合作；所以，选择了被洋务派掌控的长江流域作为活动据点。
且其时，正值义和团滋事而招致列强借口侵华，掌有地方实权的洋务派正力图东南自保；于是，唐才常也适时地在上海英租界内成立了个自立会，取“保全中国自立”之意。接着，邀集容闳、严复等社会名流在上海张园会议，欲实施中国式的议会，并推举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后因与会者意见相左而此议不成，唐才常只得自树一帜了，并着手在自立会的基础上扩充队伍伺机而动。
且，就在唐才常回国准备在长江流域举事的时候；孙中山也觉到了清皇朝在列强的威迫下已摇摇欲坠，欲推翻满清的**统治而创建共和已是其时。
于是，决定在广东等地再次举行起义，以创建共和国；同时，也是对在长江流域准备举事的唐才常一种策应。
其时，长江流域与珠江三角洲有不少民间的会社活动，且皆对**的清皇朝不满。
在珠江三角洲异常活跃的三合会更是明确主张“反清复明”，这与兴中会的宗旨相近；于是，孙中山觉得可资利用。因孙中山早期与三合会有过接触，且其同窗、广东惠州人郑士良是当地三合会的首领。
一直来，郑士良对孙中山十分折服并赞同其革命主张，曾言：“日后可发动会党参加先生领导的起义。”
于是，孙中山与郑士良进行了联络并将其吸纳过来，同时被吸纳的还有部分哥老会；于是，兴中会组织扩充了，遂决定更名为“兴汉会”。
因原兴中会会长杨衢云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往南洋，虽经辗转南非、印度等地后也到了日本，但已于一九○○年一月辞去了会长之职；于是，兴中会和三合会、哥老会代表在香港开会，共推孙中山为兴汉会会长。
兴汉会成立后，即开始筹划起义之事；因起义需要有足够的粮饷军械，而当时的兴汉会却缺资金可取用；所以，孙中山只得利用各国政界中一些友人的特殊关系谋求支持；于是，孙中山就为此而奔波忙碌了。
正在兴汉会紧锣密鼓地筹划起义之时，孙中山忽然收到其同乡、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邀其赴粤，共商国事”的来函。
原来，香港总督卜力爵士欲将两广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竭力鼓动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可与孙中山合作；趁机脱离清皇朝，在两广建立**政权。
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探知此情后，即函告孙中山并促其速赴粤。
孙中山将信将疑，不信李鸿章有此魄力；但又觉得，若此举果能有成，不流血而创共和，乃华夏之大幸，故不妨一试。
然而，此时的李鸿章，虽然面对的是变幻莫测的政局，但却仍效忠于清庭；东南互保乃是不得已而为之，欲要他脱离清庭而自立却是不愿为。因此，对于卜力爵士的劝却无动于衷，只是没有明确拒绝罢了。
最后，在卜力爵士的一再撮合下，李鸿章才答应与孙中山见上一面。
于是，七月十七日，李鸿章乘招商局的安平号轮抵达香港；同时，孙中山在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的陪同下搭乘日本商船佐渡丸号也如期到达。
其实，此时的李鸿章已接到了慈禧太后调其回任直隶总督、并授权其与列强谈判的《诏》书。
李鸿章接《诏》后，决定临危受命立即北上。
所以，李鸿章的香港之行，已无意于两广**，无非是礼节性的向卜力爵士辞行而已；可能的话，倒是想服孙中山效忠清庭，这才是他愿意与孙中山见上一面的真实意愿。
而孙中山对于李鸿章也不抱多大希望，因此赴港时也做好了两手准备。若能促成两广**，当然是好事一宗；而一旦谈判破裂，就趁机在广州起义。
但谁知，因香港总督府曾对孙中山发过《驱逐令》；卜力爵士虽然有意促成孙中山与李鸿章晤谈，但却忘了解除对孙中山的《驱逐令》；所以，孙中山到达香港后，却未被准予入港。
因此，孙中山与李鸿章虽然都抵达香港，但却未能谋面。
不过，因两人所谋本是南辕北辙，未能谋面也就都显得无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