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洋务派人士也争相效仿。
顿时，洋务运动在南北各地再次兴起，许多民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冒了起来，使满清皇朝的天下呈现了一派中兴发达之势；因为，此一时期跨越了同治与光绪两朝；故而，史家美称其为同光中兴。此虽为后话，当须顺提。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打算筹资修建铁路。
其实，此一打算由来已久。早在沙俄侵占伊犁之时，李鸿章就指出了“西域距中原万里，若不修建铁路，则无法运兵，万难远征”；于是，李鸿章提出了“应将土路改建铁路”的主张。
然而，此举谈何容易？李鸿章欲在西域修建铁路的设想确也不现实，故而这一主张没能被朝庭接受。
中法战争前夕，李鸿章感到中法关系紧张战事一触即发情势十分危急，而修建铁路则能快速向南疆运兵以便抢得战局中的先机；而刘铭传为驻守台湾需要，也欲在基隆与台北之间修建一条铁路。
于是，李鸿章授意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李鸿章自己则也写了《妥议铁路事宜折》，希望朝庭能支持修建铁路。
同时，尝试性地修建了一条仅十公里长的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以用于运输开平煤矿所开采的煤。
此事顿时引起了朝野的一片哗然，朝中那班顽固的守旧派更是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而必欲抵制。
此前，英国人曾于一八七六年在上海修建过一段吴淞铁路，却因火车轧死行人而引发了骚乱；清政府被迫花了二十万两白银的巨资从英国人手中将吴淞铁路收购，然后将所铺铁轨撬毁沉于黄埔江中后才算平息了事端。
因此，守旧派即以此为例而竭力反对，言“此乃祸害之举”。
御史余联沅则列举了“修铁路一害舟车，二害田野，三害根本，四害风俗，五害财用”，断言“不可为”。
内阁学士徐致祥更是认为“修铁路有八害而无一利，误国殃民，莫大于此”。
诸此种种，百般诋毁而竭力阻挠。
又因唐胥铁路正好从清皇朝的东陵旁经过，顽固派则更以惊扰皇陵、震动地脉、破坏风水等为由竭力要求永远禁用。
但是，朝庭考虑到开平煤矿运煤之实需，且唐胥铁路已经建成木已成舟，若毁弃了损耗太巨实也可惜；故而，结果还是准予使用了。
但是，朝庭却下《旨》规定了“行运于这条铁路上的火车只准用骡马牵引”，以免机车的轰鸣声惊扰了安眠于东陵的满清皇室的列祖列宗。能不毁坏而准予使用已是大幸，李鸿章当然只得遵《旨》而行；于是，世间遂有了马拉火车的奇闻。而有关“修建铁路”的奏请，则皆被封杀了。
李鸿章虽然遭此挫折，但仍不甘心作罢。
中法战争后，朝庭痛定思痛已将海防视作了要务；于是，李鸿章又欲趁机修建一条天津至塘沽的津沽铁路，以方便北洋水师所需军资的运输。
然而，有了前番教训，李鸿章觉得暂缓奏请，还是仍悄悄的修建了木已成舟后再。
正当李鸿章准备修建津沽铁路时，忽然接到袁世凯的报告，言：“朝鲜国中有**藉口防英而暗中联俄，而沙俄则欲趁机东下谋取朝鲜元山口外的永兴湾。”
于是，李鸿章只得把修建津沽铁路之事搁置，对付沙俄了。
虽然，此时的大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已有点疏远了，但名义上毕竟还是其宗主国，仍对其负有责任；且朝鲜与大清的疆土仅一水之隔，可谓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朝鲜国无异是大清朝的东大门；一旦朝鲜落入别国之手，大门洞开后必将危及大清皇朝自身安全；所以，清庭接此谍报后不得不引起重视。
好在，此时的北洋水师已具规模；于是，朝庭即《谕》令李鸿章，调派北洋水师的舰队出洋远征以扬国威。
李鸿章也有此意，遂命令丁汝昌率领定远号等六艘战舰远赴东朝鲜海湾巡防，以抑制沙俄东下的企图。
于是，丁汝昌奉命率北洋水师的舰队抵达朝鲜东海岸的元山口外的永兴湾。
此时，正在位于图们江出海口的摩阔崴参加中俄之间关于吉林东界勘定谈判的中方代表吴大澂，已经勘界结束后欲返回；因此，李鸿章又命丁汝昌前往接返。
丁汝昌受命后，又率舰队继续北上驶往摩阔崴。
一八八六年八月，舰队在摩阔崴接了吴大澂后，丁汝昌又命超勇号与扬威号两舰再驶至海参崴巡防待命，自己则亲率镇远号、济远号、威远号、超勇号等四艘战舰返回。
因船队在海上长途航行已经数月，需要中途靠港补充给养并作必要检修；丁汝昌请示李鸿章后，李鸿章指示其就近前往日本的长崎港；顺便也可向日本展示一下大清朝的海军实力，以抑制日本国往日的嚣张气焰；丁汝昌遵照执行，舰队就转向驶往日本。
果然，大清朝的四艘战舰驶抵长崎后，日本朝野为之轰动了。
此前，日本人对欧美等国的军舰早已是司空见惯；而清皇朝的舰队却是首次访日，令日本人甚感诧异。
于是，长崎人纷纷涌向码头观看皆欲一睹为快。
长崎港内，大清朝的四艘战舰一字儿摆开甚是气派；长崎人望着龙旗高扬的铁甲巨舰无不羡慕，连日本的官员也心底自叹“不如”。
丁汝昌见状后心中十分欣慰与自豪，往日常因受强夷欺凌而显露的自卑情状不复存在了；丁汝昌心中高兴，在筹措补给的同时，还让部下上岸休假以悦官兵之心。
谁知，大清朝的水兵上岸后，有几个在长崎的一家妓馆中寻乐时，因酒醉与馆主发生了纠纷。日本警察前往调解，中国水兵又与日本警察发生了冲突，双方在冲突中皆受了轻伤；冲突过后各自散去，才算平息无事。
然而，二天后的八月十五日，仍有数百名水兵上街观光；鉴于前番冲突，丁汝昌严令部下这次上岸不许持械以免再生事端。
然而，日本人却对前次冲突记恨在心而正欲伺机报复；所以，当中国水兵行至广马场外租界时，却遭到了日本警察有预谋的袭击；数百名日本警察将中国水兵堵截于街中，进行殴打甚至砍杀。
中国水兵猝不及防且因手无寸铁因而吃了大亏；结果，中国水兵被殴致死五人，伤者四十余人，另有五人失踪；日方虽也有死伤，但相较悬殊；此即史称长崎事件。
长崎事件发生后，两国都派出代表欲通过谈判了结，但因双方互不妥协而久谈未决。
被激愤了的清庭朝野中，有人干脆提出“撤使绝交，以兵相胁”了。
而李鸿章因有北洋水师撑腰，也表示了从未有过的强硬态度，言：“长崎之哄，初因争；而倭潜谋报复，伺吾不备而寻衅，是非曲直显见。吾朝当争讼，断无再徒受委屈之理；须让日人认赔，知吾朝不可欺；方能令其怯步，自此不敢造次。”
但是，谈判初始中日双方态度均很强硬；故而，久谈未果。
谈判延至隔年二月，英、德两国公使出面调停了。
而此时的日本政府，见清政府显现了从未有过的强硬态度，方才觉到了原来清政府有了北洋水师作后盾，此次是断不愿再低声下气地屈从于人了。
明治政府自知，若是谈判真的破裂而来硬的，眼下的日本海军毕竟还不是大清朝北洋水师的对手；所以，权衡再三后只好软了下来作出让步。
最终，在英、德公使的调停下，日方终于答应向中方多赔付四万余元的恤款，而以“彼此误会”语使日方下了台阶。至此，长崎事件得以了结；大清朝终于得理获赔算是舒了口气，也就不再太多计较。
长崎事件以后，清庭朝野对于北洋水师更是刮目相看了，李鸿章也就更是踌躇满志。
北洋水师归航后，李鸿章特意邀请醇亲王奕譞前来巡阅北洋水师。
然而，此时的醇亲王奕譞却有着自己的心事；原来，再过一年，奕譞的儿子、已过继给了慈禧太后的光绪皇帝载湉就满十六岁，可以亲政了。但是，奕譞知道，慈禧太后秉性好权，想必是不会轻易的就完全放手让权于载湉；所以能料想，慈禧太后即使退入后宫也绝不甘心寂寞，必定仍然常会过问甚至干预朝政而令载湉似若傀儡。
奕譞每当想到此总会甚感不爽，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亲政后不再受慈禧太后的控制，已是绞尽了脑汁但却无计可施。因此，奕譞根本无暇也无意过问北洋水师之事；但是，因北洋水师隶属于海军衙门，身为海军衙门总理的奕譞自然不宜推托，也就只得前往巡阅。
奕譞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来到大沽港口，顿时被眼前的盛况震憾了。
此时的北洋水师，外购的铁甲舰加上自制的木壳机动战船，其阵势确已不；但见十多艘战舰一字儿摆阵于港内甚是壮观，奕譞不由得心中暗自惊叹；想不到中法战争才过去几年，李鸿章竟然这么快的就使北洋水师焕然一新，怪不得日本国在长崎事件中也只得认赔了。
奕譞虽然也为大清皇朝终于有了如此阵容的水师而高兴，但同时心中却不由得冒起了一丝凉意；因为，他知道这支令人赞誉的水师全由汉人组成，而能指挥和操纵这支水师的只是李鸿章。北洋水师名义上虽然是辖于海军衙门之下，自己与庆郡王奕劻皆为其上司，但实际上谁也奈何不了李鸿章，更不用想控制北洋水师了；所以，奕譞欣慰之余却觉得很不是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