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山东的张宗昌也率“直、鲁联军”沿津浦铁路北上反攻天津了。
孙岳接任“国民军”总司令后，见“直、奉联军”来势汹汹；遂与也已接任西北边防督办了的张之江商议，欲将“国民军”主力撤到察哈尔和绥远去，以避开“直、奉联军”的锋芒；且将北京抛给吴佩孚与张作霖，以让他们为争夺北京这块令人垂涎之地而再次相互争斗拼杀，自己则可从中渔利。
然而，时任京畿卫戍司令兼察哈尔都统了的鹿钟麟却不愿放弃京城；无奈之下，“国民军”只得硬撑着留守“津、京”。
一月二十七日，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等“西北军五虎将”联名《通电》“讨奉”，并组织力量欲与抗衡。
“西北军五虎将”的“讨奉”《通电》，更让张作霖有了进军“京、津”的借口；于是，“奉军”分海、陆两路向“国民军”发起攻击；陆路由滦州西进，海路则欲在大沽口登陆。
三月七日，驻守天津大沽口的“国民军”发现“奉系”的军舰在大沽炮台附近活动，即开炮将其驱走。为防“奉军”的军舰再次来犯，“国民军”就在大沽口外的海域放置水雷、以阻止“奉军”的军舰进犯。
只是如此一来，大沽口港被封锁了，各国商船也均难以靠岸。
于是，第二天，“英、法、日、美、意”等国驻华公使向“临时执政府”发出《照会》，指责“‘国民军’封锁大沽口，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消除一切障碍”。
因此，“国民军”被迫将已设置的水雷清除，并宣布“于三月十二日重新开放大沽口岸”。
就在重新开放大沽口港的当天下午，日本的一艘驱逐舰进入大沽口港，紧随其后有一艘“奉军”的舰只；大沽口炮台守军发觉后即鸣枪示警，并用旗语令其停止驶进。
然而，日本军舰非但没有停航，却开炮轰击大沽口炮台，致使大沽口炮台上的十余名“国民军”士兵伤亡。
大沽口炮台守军忍无可忍了被迫还击，这才将日舰与“奉舰”驱离大沽口，此即史称“大沽口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