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湖北督办萧耀南病故；吴佩孚即任命“鄂军”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为湖北督办，汉黄镇守使杜锡钧升任湖北省长；同时，将熊炳琦留下，委任其为河南省长。
吴佩孚《通电》“讨冯”后，“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即予响应，亦与“奉军”修好而与冯玉祥交恶了。
如此一来，冯玉祥的“国民军”顿时形单影只、孤掌难鸣了。
吴佩孚与张宗昌联手后，即任命“鄂军”第二师师长寇英杰为前敌总指挥，率部对驻于河南的“国民二军”发起攻击。
“国民二军”军长岳维峻见吴佩孚派兵来攻，急《令》“国民二军”第十一师师长蒋世杰“坚守素有‘三省通衢’之称、江淮河汉之间”的豫南战略要地信阳，欲将“鄂军”拒于河南境外。
果然，寇英杰率部攻打信阳，遭到了蒋士杰的顽强抵抗而寸步难进。
吴佩孚眼见寇英杰屡攻不克，不由得心中焦虑；于是，派人去游已归于“国民二军”了的、原“豫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许以“十四省讨贼联军”副总司令之衔，欲令其倒戈。
靳云鹗是吴佩孚的旧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因“直系”军阀垮台而改换门庭；此时，受岳维峻派遣、攻打山东正驻于豫东。
然而，靳云鹗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吴佩孚东山再起后，靳云鹗早有归附之意；而今，吴佩孚派人来并以衔相诱，自然没有二话。
于是，靳云鹗在豫东前线倒戈，并回师攻打开封了。
原“陕军”第二十六混成旅旅长田维勤因与岳维峻有隙，也随靳云鹗反水了。
靳云鹗与田维勤的倒戈，令岳维峻猝不及防；岳维峻抵不住靳云鹗与田维勤的联手进攻，不得不放弃开封退守郑州。
靳云鹗紧追不舍，岳维峻不得不再弃郑州而退往豫西。
此时，被“国民军”击溃投奔山西了的刘镇华，见岳维峻的“国民二军”已被靳云鹗击败，觉得复仇的时候已到；于是，派人与吴佩孚联络，表示“愿意协同攻打‘国民军’”。
吴佩孚当然接纳，即《任命》刘镇华为“豫陕剿匪总司令”，《令》其“配合靳云鹗夹击岳维峻”。
于是，刘镇华即回陕西召集“镇嵩军”旧部重组成军；然后，出潼关对退守在豫西的岳维峻部发起攻击。
岳维峻部已是一败再败，而今更是受到了靳云鹗与刘镇华的两面夹击，如何敌得？于是，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
岳维峻见败局已定、难以挽回，就只身逃往山西；结果，竟成了阎锡山的阶下囚。
岳维峻入晋被拘后，“国民二军”群龙无首了；“国民二军”第十师师长李虎臣率残部逃回陕西，与“国民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部会合驻守西安。
已进入直隶了的邓宝珊等部，则归并入了“国民一军”。
而此时，蒋世杰尚在信阳与寇英杰抗衡；战至三月中旬，忽闻后方突变，岳维峻、李虎臣都已败走；蒋世杰心中顿时乱了方寸，自知信阳已成孤城、必是难守；为免生灵涂炭，遂不得不献城出降。
于是，信阳被吴佩孚所取。
蒋世杰孤军坚守信阳长达四十八天之久，其勇武令吴佩孚甚是欣佩；因而，蒋世杰献城出降后，吴佩孚设宴款待敬其为上宾，并欲任其为“十四省联军”总司令部参赞之职。
然而，蒋世杰拒而没受；吴佩孚甚是无奈却也没有勉强，任由蒋世杰去往汉口隐居了。
吴佩孚大败“国民二军”驱逐岳维峻后，即《任命》寇英杰为河南督办，靳云鹗为河南省长兼“十四省讨贼联军”副总司令。
而此时，樊钟秀仍退守在豫西南的南阳；于是，吴佩孚又《命令》寇英杰“率部攻伐”。
然而，寇英杰对南阳组织的多次围攻，却都被樊钟秀挫败了。
急于北上讨伐冯玉祥的吴佩孚，眼见南阳急切难下；却觉得河南大部已取，南阳毕竟仅如一座孤岛无妨大局，也就不当会事地决定放弃对其攻伐了；因此，倒是让樊钟秀在南阳求得了偏安。
吴佩孚放弃南阳后，即率部北上向直隶进军了；并与“奉军”结成“直、奉联军”，对驻于“津、京”等地的“国民一军”发起攻击。
“国民二军”溃败后，残部融入了“国民一军”。
而已就任陕西督办了的孙岳，见“直军”进入直隶了；即留下杨虎城与李虎臣驻守西安，自己亲率“国民三军”赴直隶驰援。
于是，“国民一军”与“国民三军”也复融为一体，共同抗衡“直、奉联军”。
而一心想回陕西称王的刘镇华配合靳云鹗击溃岳维峻后，就掉头攻打西安了。
不久，刘镇华率部进抵西安东郊，准备破城。
此时，刘镇华的“镇威军”号称有“七万之众”；而驻守西安的杨虎城与李虎臣部不到二万人，兵力实在是太过悬殊，欲守住西安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杨虎城与李虎臣不愧是“守西安之两虎”；刘镇华猛攻多日，却终难克城。
不得已，刘镇华只好将西安城团团围困，欲令其城内弹尽粮绝、不攻自破。
就这样，杨虎城与李虎臣部被刘镇华围困在西安城内，坚守不出、旷日持久。
且，“奉军”渡过了郭松龄“滦州兵变”的危机后，已经恢复了元气。
吴佩孚击溃“国民二军”后，“直、奉”两军即结成“联军”攻打“京、津”了。此时，“直、奉联军”加在一起的兵力足有四十五万；相较之下，驻于“津、京”等地“国民军”也就显得势单力薄了。
且此时，山西王阎锡山又见风使舵地倒向了吴佩孚，“国民军”更是处于了四面楚歌之中，局势甚是险恶。
冯玉祥知道，吴佩孚与张作霖都是冲着自己来的；眼下，在“国民军”难以再与“直、奉联军”抗衡的局势下；冯玉祥权衡再三后决定暂作退让，以自己的“引退”来换取“避免与‘直、奉联军’交锋”，从而保住国民军的地盘。
于是，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冯玉祥《通电》宣布“下野”，并呼吁“结束战争”；然后，由“五虎将”之首的张之江“代理西北边防督办”，而“国民三军”军长孙岳则“代理国民军总司令”。
如此安排停当后，冯玉祥则前往包头，打算出国去苏联考察。
然而，“国民军”众将领听冯玉祥要出国考察；皆认为如此非常时期出国甚是不妥，遂都劝其“取消‘下野’之意”，应“留在国内率领‘国民军’众将士抗衡‘直、奉联军’共赴患难”。
而段祺瑞也担心冯玉祥走后，“国民军”更难抵挡“直、奉联军”的进攻；一旦“国民军”败北，“直系”的吴佩孚则复又得势，必会与己不利。
因此，也派遣时任陆军总长贾德耀专程赴包头，欲劝冯玉祥“切莫在此时离去”。
其实，冯玉祥去莫斯科另有一个目的，即希望求得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支援，以能与“直、奉联军”抗衡；因而，冯玉祥去意已定。
而苏联政府也正想利用冯玉推进中国革命，且有意促成冯玉祥与广东“国民政府”联合。为此，李大钊与加拉罕为“冯玉祥的苏联之行”做了精心的安排，竭力促使他成行。
三月二十日，冯玉祥终于在苏联驻华北军事顾问团团长普里马科夫及被其聘为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徐谦、绥远都统李鸣钟等人陪同下，由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平地泉出发，途经库伦去往苏联考察了。
然而，冯玉祥的“下野”并没能阻止“直、奉联军”的进攻。
因郭松龄兵败后，其部将魏益三投了“国民军”；被改编为“国民四军”，魏益三任“国民四军”军长驻守滦州。
张作霖即以此为由，挥师进入山海关实施讨伐。
魏益三不敌，从滦州退走移驻保定；于是，“奉军”占领了热河、滦州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