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运动”时，郭松龄赴广东追随孙中山，曾任粤、赣、湘边防督办参谋、广东省警卫军营长等职。
“护法运动”失败后，遂又返回奉天，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在此期间，郭松龄结识了在“讲武堂”学习的张学良，并引以为友。
张学良学成毕业后，任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即向其父推荐郭松龄。
而张作霖为了扶植自己的儿子，就将郭松龄调至张学良手下任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以辅佐张学良。不久，郭松龄升任“奉军”第八混成旅旅长，但仍是张学良的左膀右臂。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全线溃败，唯有张学良的“奉军”第三混成旅与郭松龄的“奉军”第八混成旅联手在辽西走廊上击退了“直军”的进攻，迫使直军退回山海关内；从而，打破了吴佩孚欲直捣黄龙的图谋，保住了东三省。
自此，郭松龄声名大振，遂与李景林、张宗昌、姜登选、韩麟春等人并誉为“奉军”五虎将，张作霖对其刮目相看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以张学良的第三混成旅与郭松龄的第八混成旅合并为俗称“三八军”的“镇威军”第三军，郭松龄任副军长。
“山海关战役”中，张学良与郭松龄的“镇威军”第三军在夺取九门关时大显神威，为攻取山海关、彻底击垮“直军”、赶走吴佩孚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在是否要入关的问题上“奉军”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
此时，“奉系”中已分成了几派，其中势力较强的有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和以郭松龄为主的“陆大派”。
杨宇霆帮张作霖打下东北这片天地，有“智囊”之称；时任“奉军”总参谋长，可谓是张作霖的高参与红人；其身边有姜登选、韩麟春、邢士廉，及“镇威军”第八军副军长于珍、“镇威”上将军公署总参议王树常、奉天保安总司令部参谋长于国翰、“奉军”炮兵第一旅旅长邹作华、“镇威军”第一军参谋长戢翼翘等人；因皆是留学日本的“士官生”，故称“士官派”。
而郭松龄因有少帅张学良作靠山且屡建功勋，在“奉军”中也拥有了相当实力；其身边则有“镇威军”第三军二旅旅长刘伟、“东北军”第十军参谋长兼炮兵司令魏益三、“镇威军”第三军第五师第三十三旅旅长范浦江等人，因都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故称“陆大派”。
两派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且互不相让、矛盾日增，在“是否要入关”的问题上更是各执其辞、针锋相对。
郭松龄认为，“直军”败北，曹锟与吴佩孚垮台，“奉系”已雪耻泄愤了；也该偃旗息鼓、休整养息驻守关外、保境安民，而不可得陇望蜀、穷兵黩武再烽火；何况，凭“奉军”的实力，还不足以逐鹿中原、称霸关内、统一华夏；若一意孤、贸然入关，或会适得其反。
因为，日本已大量屯兵朝鲜，正虎视眈眈地觊觎东三省“奉军”若是进关，东三省必定空虚，将给日本可乘之机，到时就悔之晚了。
郭松龄的观点，得到了奉天财政厅厅长兼“东北大学”校长王永江等人的支持。
然而，杨宇霆却竭力主张“奉军”入关，认为“奉系”好不容易将“直系”击垮，若没趁机入关拓展地盘，而将已唾手可得的地盘拱手让人，岂不是太傻了？
张作霖与杨宇霆有同感，非但要入关还更想往南拓展；因此，杨宇霆得到了张作霖的支持。
自此，“士官派”得势了，“陆大派”受到了排挤。
“奉军”入关后，杨宇霆、张宗昌、李景林、姜登选等人很快都有了自己的一块地盘；郭松龄被冷落一旁，只任了个京榆驻军司令部副司令之职，心中自然不爽。
一九二五年秋，张作霖派遣郭松龄作为“奉军”的首席代表赴日本观操。
郭松龄偕夫人韩淑秀抵达日本后不久，忽有日本参谋本部一名要员前来其下榻的东京帝国饭店拜访；晤谈中，日方询及：“郭将军是否负有张大帅交予签约之重任？”
赴日前，张作霖并没有甚交待，郭松龄茫然不知所答了。
送走这位不速之客后，郭松龄越想越感到蹊跷，揣测着定是张作霖与日本人之间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故而对方有此问。
想到自从张作霖宣布“东三省‘自治’”后，日本政府为了将悬而未决的满蒙五路、满蒙四路等路权攫到手，已绕过“北京政府”直接与张作霖接触交涉了。
而张作霖为了从日本政府手中获取他所需的军资、军火，已派王永江与日本政府谈判，暗中达成了一些交易。
日本政府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面，以“付工程款”的形式给了张作霖八百万元资金后，张作霖终于同意日本在东三省筑路了。
而今，四平至郑家屯、郑家屯至洮南、郑家屯至通辽等铁路已经筑成通车；因此，郭松龄怀疑或是其他路权的谈判又在秘密进行中了。
郭松龄的这一揣测，却是有点冤枉了张作霖。
其实，张作霖对于东北的路权也是十分看重的，岂肯轻易出卖？张作霖虽然想要日本人的钱，但对于日本人索要的路权，张作霖却是虚与委蛇敷衍应付，已经同意修筑的那几条铁路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除此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让步。
而此时，根本没有新的谈判与签约。也正如此，日本政府确不准张作霖心中到底如何想，才迫不及待地派人向郭松龄探询以测深浅；要真有什么暗中交易，也不必多此一举了。
而郭松龄因已心存怨怼有成见，也就据此而臆想揣测了，以至于对张作霖产生了误会。
郭松龄认定张作霖与日本政府有暗中交易后，却又心中恍惚了。
因为以前，张作霖要钱、要枪，是为了对付曹锟与吴佩孚以雪耻复仇，倒也情有可原；而今，张作霖仍要弄钱弄枪，郭松龄不明白又是为了要对付谁？因为，“直系”垮台了，已无此必要；而广东的“国民政府”远在南方鞭长莫及，眼下也似无交锋的可能。如此看来，只有同在北方的冯玉祥了。
且“奉军”入关后，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已有显现；有道是“天无二日”，“临时执政府”中张作霖与冯玉祥并重的局面迟早会被打破，张作霖定是想先发制人了。
而在郭松龄看来，这两者间之所以会矛盾，错在张作霖。
因为，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前，张作霖曾对冯玉祥许诺过“‘直系’垮台后，‘奉军’不入关”；后来，毁约的是张作霖，错也就在他了。
为此，郭松龄又想到了入关之争，若是张作霖能听了他郭松龄之言，不被杨宇霆那班人所误，何至于此？现在，张作霖非但没有反省自悟，却仍欲一意孤行的一条道上走到黑；而今更欲用中国东北的主权换取日本政府的枪炮，去对付曾并肩战斗过、可谓“盟友”的冯玉祥，无论从情从理上讲都是极不应该的。
此时的郭松龄很为冯玉祥抱不平了，觉得不该袖手旁观得赶紧通告冯玉祥，以便他能有所防备。
于是，郭松龄立即会见了同在日本观操的“国民军”代表韩复榘；将不速之客来访之事告知，要他转告冯玉祥早做防范；并坦然道：“张作霖若打国民军，我绝不会昧着良心服从乱命。”
果然，观操还没结束，张作霖就急电将郭松龄召回，命他驻于天津防范冯玉祥，这更使郭松龄觉到了自己所思所虑之事并非子虚乌有；看来，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间果有一战，不禁又自问：“自己该不该再为这个言过无信、出尔反尔的‘东北王’卖命呢？”
而此时，丧师失地的杨宇霆回到奉天后，张作霖并没有对他究责，仍让他继续当总参谋长而威风与排场如旧。
张作霖如此赏罚不公，又令郭松龄心中不平甚是反感；于是，郭松龄开始萌生了离开张作霖另择明主之念。
而韩复榘从日本回国后，即向冯玉祥禀告了郭松龄所言之事，并言：“郭茂宸已有言，张胡子若攻我，他必反水。”
冯玉祥闻报后，觉得事关重大不可掉以轻心；且此时，张作霖已组建了“直鲁联军”，看来不会是空**来风。只是，郭松龄是张作霖手下的“五虎将”之一，冯玉祥对他毕竟有点不放心唯恐其中有诈；但既然是他主动相告，不若再探他一下虚实以作定夺。
于是，冯玉祥又派韩复榘去见郭松龄，要他立字据或签约以作凭；并捎上一封亲笔函，曰：“郭将军仗义致讯，令玉祥感佩之至。张逆卖国丧权，祸我华夏，神人共愤；玉祥愿与将军共举大义，为国除害，使民免殃，未知将军愿否？”
郭松龄已有背弃张作霖之心，现在见冯玉祥相约举事，也就答应了。然后，派他的三弟郭大鸣与秘书李俞三随同韩复榘赴包头，与冯玉祥面洽举义之事并订立了《密约》。
郭松龄与冯玉祥订立《密约》后，双方这才都放心而为了。
只是，此时的郭松龄仍有着一个顾虑；因为，李景林驻防直隶，自己举事后岂不要两面受敌如何是好？所以，得设法将李景林也拉过来。
于是，郭松龄特地拜访了李景林，直言不讳地向他道明来意，欲其一起举事，并申明“此只为清君侧，驱除杨宇霆等奸佞之辈”。
因为，杨宇霆对于李景林出任直隶督办也曾有过阻挠，令他记恨于心；所以，对于郭松龄欲清君侧倒无异议；只是觉得，如此未免有犯上之嫌，故而不愿公开参与，但却表示了“愿意保持中立”。
虽然，李景林的态度没有如郭松龄之愿，但只少让他去了后顾之忧，不必担心李景林会从背后给他冷枪了。
于是，郭松龄不再勉强；返回天津后即专车前往滦州，准备在滦州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