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侦查“廖仲恺遇刺案”，蒋介石崛起；胡汉民出国考察，许崇智被迫离粤……
却，“廖仲恺遇刺案”发生后，令全国震惊。
特别是广州，因廖仲恺全力支持“省港大罢工”，尚在坚持罢工的工人们闻此噩耗后皆义愤填膺了，纷纷要求政府侦缉查办严惩凶犯。
而**人也因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的朋友而痛惜，竭力敦促汪精卫采取措施彻查严惩以慰英灵。
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如此大案，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惊愕之余，也感到了情势严峻；若是视若无睹放任不顾，非但难以向党内同仁及国民交待，更会姑息养奸遗患无穷甚至于危及政权。
故而，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召开联席会议。
会上，汪精卫认为应立即组织力量对“廖仲恺遇刺案”实施侦查，并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并授予处置政治、军事一切事务之全权，以监督与指导侦查工作并应对时局。
对于汪精卫的这一意见，众人见案情重大不可等闲视之，也就都表示了同意。
而苏联顾问鲍罗廷更是敏锐地感觉到，行刺廖仲恺绝非是一般的凶杀案。因为，廖仲恺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坚定捍卫者，是国民党左派的主导者；所以，怀疑是国民党右派所为，是一次严峻的政治挑衅，应当针锋相对的斗争﹑绝不可姑息。
为此，鲍罗廷在竭力支持汪精卫的同时，却进而提议“特别委员会”应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仨人组成；从而，将被其视为右倾的胡汉民、林森等人排除在外了；而将廖仲恺的好友，且曾出访过苏联、近期表现又甚是左倾而给鲍罗廷留下好感的蒋介石列入。
就这样，在鲍罗廷的提名下，三人“特别委员会”成立了；且无意中替代了五人的“常务委员会”，成了国民政府的权力中心。
如此，原来连“常务委员”也不是的蒋介石，一跃而成为了其中一员，这连他自己也未曾想到的。
“特别委员会”成立后，即又设置了一个“检察委员会”，专事负责对“廖仲恺遇刺案”的检察侦查。
“检察委员会”由朱培德、李福林、周恩来、吴铁城、陈公博及时任国民政府秘书长陈树人、“建国湘军”参谋长岳森、国民政府中监委员甘乃光、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陈孚木等九人组成，朱培德为主席委员。
“检察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投入侦查；查办“廖仲恺遇刺案”即成了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被摆到了首要的位置。
遗憾的是，现场只擒获了被廖仲恺的警卫员击伤的一名刺客，其他刺客都已潜逃。
不过，从被擒刺客身上缴获了一把作为凶器的大号曲尺手枪，还搜到的一份由粤军南路司令部颁发的《枪照》和一张上面有数人签名的《分银单》；从而，查清了这个刺客名叫陈顺，曾是粤军南路司令部的军事委员，时任花捐局稽查。同时，又查清了给他签发《枪照》的粤军南路司令部的两名参谋，名叫梅光培、郭敏卿。
于是，广州卫戍司令吴铁城下令将梅光培、郭敏卿俩人拘押。
与此同时，检察委员陈树人和参与侦查的广州地方检察厅厅长区玉书也已从被擒的刺客嘴中讯得了一些有用的线索。
据陈顺供述，参与刺杀的就是《分银单》上签名的吴培、梁博、冯灿、黄鸡等人；雇佣他们的人叫黄福芝，是军界中人；黄福芝背后是一个绰号“大声佬”的，但陈顺不知道“大声佬”是何人。
陈顺断断续续地供出这些后，终因伤势过重，不久就死了。
于是，对陈顺供述的案犯又进行了抓捕；但同样遗憾的是，只抓住了梁博一人，其余诸犯都已逃脱。
不过，有了陈顺所供的线索，侦查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因为，很快的就查清，绰号“大声佬”者是原香山县长朱卓；他因在任上办事不力，被时任广东省长廖仲恺免职；于是，朱卓即被确认为了此案的主谋。
但估计，朱卓绝不会单枪匹马，必定另有同谋，尚须顺藤摸瓜深入侦查。
而此时，李福林担心此案或与建国粤军中杨锦龙等人也有关；因为，杨锦龙曾在大塘会议时主张加害廖仲恺。若是杨锦龙与此案真的有关，则会牵出大塘会议，自己也就脱不了干系。
因此，李福林不免忧心了。他犹豫了许久，最后觉得还是在大塘会议尚未东窗事发前，自己先主动告发了以脱干系。
于是，李福林带了个所谓的证人主动举报了，言：“亲眼目睹朱卓、林直勉、魏邦平、梁鸿楷、张国桢、杨锦龙等人曾在华堂聚会，商议要重组政府；而且，朱卓与林直勉还扬言‘非要刺杀廖仲恺不可’。”
此举报中，李福林自己被置于了事外毫不相涉；而且，聚会地点也从他的家乡大塘，移花接木地被成了在“华堂”内；如此，李福林觉得就可脱干系了。
“华堂”是位于广州华街上的一个俱乐部，由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发起成立的。
胡毅生曾是北伐大本营参军长，后因反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而离政经商了。可是，胡毅生人虽离开了政坛，心却仍系政局；故而，办了个“华堂”，遂成了国民党右派聚会之所。
其实，蒋介石早就对“华堂”有所留意，曾派遣他的门生欲打探内情；但因“华堂”控制较严，不许一般人进入，故而一无所获。
而今，李福林使人告发，正是蒋介石所需，却也使李福林排除了嫌疑。
而因此前，蒋介石曾也数次遇险；特别是东坡楼的那次，还死了他的两名警卫；当时自己若是也在车上，岂不被要去了命？所以，使他很是后怕，一直耿耿于怀。
当时，因被梁鸿楷一手捂住了，蒋介石只得忍气作罢。
廖仲恺遇害后，蒋介石料想或是同一伙人所为，也就想趁机将曾经暗算过他的梁鸿楷与杨锦龙等人一并清算了；然而，苦于没能找到可指控他们的证据。现在，有人出来指证，并直言点了梁鸿楷、张国桢、杨锦龙等人的名，这下可让蒋介石有了把柄。
于是，蒋介石打算藉此对梁鸿楷、杨锦龙等人清算了，且绝不再手软。
至于，时任南路八属剿抚总指挥张国桢；还在粤军援闽时，蒋介石曾与他同在陈炯明手下任参谋。当时，张国桢甚是傲慢瞧不起他，并常奚落刁难蒋介石。为此，俩人结怨甚深；最后，致使蒋介石愤而去职；也因此，蒋介石将张国桢一直记恨于心。
蒋介石回到孙中山手下时，张国桢已出任南路八属剿抚总指挥了，常欲伺机泄愤的蒋介石也就奈何他不得。
而今，张国桢却自己撞到了枪口上，正好给了蒋介石泄愤解恨的机会，蒋介石自然也不会对他客气，打算一并将他收拾了。
而曾任孙中山秘书的林直勉、原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均与朱卓一样是失意者；俩人皆因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国共合作及改组国民党，遭到孙中山的严厉斥责而失意。
因此，林直勉与朱卓、胡毅生等人意气相投常于“华堂”中聚会，进而图谋行凶了。
至此，鲍罗廷曾经怀疑是右派所为，也就得到了证实。
且看来，行刺廖仲恺已非朱卓仅为个人泄愤所致，而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暗杀。为此，鲍罗廷要汪精卫必须针锋相对的斗争，毫不手软的严惩。
于是，“特别委员会”下令对朱卓、胡毅生、林直勉、魏邦平等人实施缉捕。但结果，只拘捕到林直勉一人，朱卓、胡毅生、魏邦平等仨人早已脱逃。
倒是蒋介石下手迅捷，以剪除谋叛军队之名，派遣其门生、时任黄埔军校党军第一旅第二团团长沈应时，出其不意地将张国桢与杨锦龙俩人拘捕了。
但因为，梁鸿楷的军阶较高，没有许崇智点头蒋介石动他不得。而梁鸿楷毕竟是许崇智的部将，许崇智当然不同意拘捕。
后来，经不住鲍罗廷软硬兼施的工作；许崇智为表明自己的清白，这才同意将梁鸿楷交付审查；而且，还亲自以开会为由，于八月二十五日诱捕了梁鸿楷。
就这样，“建国粤军”中梁鸿楷等将领也都成了阶下囚。
而朱卓等人逃遁后，众人即将矛头指向了胡汉民；特别是，华堂的主人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汉民似是脱不了干系；甚至于有人直言指称：“杀廖君者，必是胡汉民。”这令胡汉民真是有口难辩了。
因为，廖仲恺生前竭力支持“省港大罢工”，深受工农大众拥戴；他不幸遇害后，尚在坚持罢工的工友甚是悲愤。因为，大家认定了幕后指使者必定是与国民党右派穿夹脚裤的胡汉民等人；于是，愤怒的民众包围了胡汉民的府第，欲让胡汉民为廖仲恺偿命。
胡汉民十分害怕，赶紧向蒋介石求助。
于是，蒋介石将胡汉民转移到了黄埔军校中，这才安妥无虞了。但是，胡汉民哪里知道，自己实是被软禁起来不得自由了。
蒋介石不但拘捕了梁鸿楷等人，还趁机将胡汉民软禁了，心中甚是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