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与陈翠芬也只得离开广州东渡日本，陈少白、郑士良等人也随即离粤东渡。
孙到日本后，寄居于好友、横滨华侨邮船会社经理张能之家中；期间，陈翠芬干脆以妻子的名分相处，以掩护孙的革命活动。孙旅居日本时，化名中山樵，同仁乃以“孙中山”相称；自此，世人只知其为“孙中山”而疏于别名了。
虽然，兴中会的广州起义遭受了大挫，但众人仍矢志不渝。不久，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又创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此后，孙中山让陈翠芬留在横滨；自己则与同仁辞别，取道檀香山去往美、英等国，希望能从旅居海外的爱国华侨中为兴中会筹措资金。
谁知，孙中山到了英国伦敦后；却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雇佣的密探跟踪绑架，并欲将其押解回国。后来，孙中山设法收买了使馆中看押他的人员，才将自己被绑架的消息传到了他的师尊、曾是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时任伦敦市议会顾问医生的英国人康德黎的手中。
于是，康德黎向英国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并设法营救。
英国政府闻知在自己的首都竟然出现了绑架和迫害政治人物的事件，唯恐受到国际舆论的指责；只好通过外交部对清政府驻英公使馆施压逼迫其放人，孙中山这才度过了一劫。
孙中山脱险后，经由加拿大复又回到了日本，继续其未竟的事业。
陈少白与孙中山辞别后，则前往台湾创立了兴中会台湾分会；后来又回到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同样继续为反清大业奔走呼号。
而杨衢云逃离香港后，先后去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锡兰、南非等国；尔后，也到了日本，再与孙中山聚义。此皆后话，搁下不叙。
却，公车上书后，已进士并授受工部主事的康有为，也深感华夏民族危机深重，大清朝时弊众多到了非改良不可的地步。
其实，早在光绪十四年，康有为就欲上书光绪皇帝，指责朝庭因循守旧须变法维新，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点主张。
康有为回到广东后，开办了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宣扬自己的主张，并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尔后，又发表了《大同书》，试图经过改良，探求一条能通向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之途。
而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更是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然而，康有为的这些主张皆因言路受阻而难达天庭；所以，康有为深感广开言路博采众议之必要；为此，决定先办一份可供众人畅所欲言的报纸。
于是，一**五年八月十七日，一份名曰《万国公报》的报纸创刊了。
有了《万国公报》这块论坛，康有为更是向国人畅述自己的政见了；许多有识之士也纷纷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己见提出主张探讨救国的途径；《万国公报》也就成了一份影响甚广的报纸，连朝庭中的一些士大夫也争相购阅一睹为快。
三个月后，在此基础上，康有为与梁启超、沈曾植、廷式、陈炽、丁立钧、杨锐等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强学会，又称译书局或强学书局；并将《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继续以报事为先导，宣扬维新改良之主张。
强学会成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研讨中国自强之学。
此时，围绕在光绪皇帝身边的帝党势力，正为长期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势力的压制而郁闷难解。强学会所倡导的维新变法主张，正迎合其欲摆脱后党势力控制的需要；于是，帝党势力中的李鸿藻、翁同和等朝中大臣给予了强学会极大的支持；因此，强学会的影响也就更大了，许多仁人志士、甚至某些朝臣也纷纷入会。
后来，连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加入了进来。
此时，尚闲逸在家无所事事的李鸿章，也赞赏强学会的维新主张；所以，愿向强学会捐银二千两以作资助，并要求能让其入会。
然而，因李鸿章经手签订了《马关条约》已被国人视为卖国贼而臭名远扬；故而，强学会没有接受李鸿章的捐资，并拒绝接纳他入会。
而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觉得强学会有朝中重臣撑腰不可觑；且已有朝臣入会，也就不敢落后，同样捐上了一些银子后就也入会了。
北京的强学会成立后，康有为又南下至南京，游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康有为又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张之洞的幕僚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梁鼎芬、汪康年及社会名流士绅张謇、黄遵宪、陈三立等人加入其中。
上海强学会成立后，还创办了一份《强学报》；同样倡导维新变法，并提出了“仿效西国，开设议院”的政治主张。
强学会的迅猛发展并大力宣扬自己的改良主张，也引起了后党势力的注意；后党势力中的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便以“私人堂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为由，上奏到了慈禧太后面前，并谗言：“市井非朝堂，岂容妄议朝政？”
慈禧太后准奏，则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严禁强学会议论时政，将之改为直隶官书局，专事翻译各国书籍。”
于是，北京强学会就遭封禁了。
张之洞见势不妙恐引火烧身，赶紧停发资助给强学会的经费，并令其自动解散。
就这样，曾轰动一时的、为探求中国自强之途而成立的两地强学会都被迫解散了。但是，康有为等人仍不气馁，打算通过别的途径促使朝庭进行改良维新。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却，德国在甲午战争中与俄、法结成三国联盟，迫使日本从辽东半岛撤离后，就伸手向清庭要回报了。
其实，德国早在甲午战争前就有这个打算。因德国来华较晚，英、法、俄等国的势力早已占据了中国沿海及内陆各地，没了德国可立足之处。特别是，没有一个可供登陆的海口，更令德国政府苦恼之极；为此，甲午战争结束，德国就提出了索要一个海口作为其在远东的海军基地。
然而，因海军基地不同于通商口岸；清政府自然有了更多的顾虑，也就拒绝了这个要求。
德国遭到拒绝后十分恼火，德皇威廉二世即召集御前会议，决定用武力夺取了，并将目标定于山东的胶州湾。
胶州湾，又称胶澳，位于山东半岛南部，是个伸入内陆的半封闭性海湾。湾内港阔水深风平浪静终年不冻，是个屈指可数的天然良港；青岛港位于湾口北部，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十分显要。
德国之所以看中胶州湾，是为了避免与别国发生利益冲突。
因为，德国知道，英国的势力范围集中于华南与长江流域，法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西南的云、贵与两广；胶州湾远离英、法的势力范围，也就不会有什么利益冲突。
然而，自从清皇朝同意俄国将西伯利亚铁路通达满洲的海参崴后，俄国的势力范围很快就向南满渗透扩展至了渤海湾边，并有跨越渤海湾继续南下的趋势；且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已表示过“俄国有使用胶州湾的优先权”，这些无疑是德国欲占据胶州湾的最大阻力；所以，德国觉得在动手之前还须再刺探一下各国的态度，以免引出不必要的麻烦。也因此，德国才推迟了用武力夺取胶州湾的时间。
于是，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会晤了各国驻华公使；果然，英、法等国表示了默许。而从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口中也探知了，俄国的真实目的是在旅顺而非胶州湾；至此，德国这才觉得可以放心地动手了，只待有一个适当的藉口。
不久，德国所需的藉口很快就从天而降了。
一**七年十一月一日，山东曹州府巨野县的游民惠潮现等人，在巨野县张家庄的德国教堂内行窃时被察觉，结果让德国传教士能方济等人用枪射伤了。周边的乡民闻知传教士用枪伤人，都深感义愤；加上这些传教士平时作恶多端民愤很大，被激愤了的民众就自发奋起群而攻之，袭击了张家庄的德国教堂，将能方济、韩·理加略等两名德国传教士当场殴打致死，另一名传教士薛田资侥幸逃脱。
这件原本一般的窃案，顿时演变成了骇人听闻的命案，此即史称巨野教案或曹州教案。
曹州教案的突发，实令清政府始料不及；为防事情闹大而不测，清庭赶紧下令缉拿了四名案犯欲将事情平息。
然而，德国政府岂愿就此善罢甘休；因为，对于德国政府来，曹州教案无疑是天赐良机，让其获得了一个求之不得的藉口。
所以，消息传到德国，威廉二世欣喜若狂了，情不自禁地叫嚣：“华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胶州湾将是我们的。”
于是，命令已在华的德国远东舰队以“保护德国传教士”为由立即占据胶州湾，不可迟疑，以免坐失良机。
德国远东舰队司令棣特克列接到命令后，即率领哥尔莫兰号等四艘战舰从上海出发，直扑胶州湾。
十一月十四日凌晨，德国远东舰队抵达青岛。
驻守青岛的山东登州镇总兵章高元根本没想到德军有不良意图，以为德舰进入港湾无非是如往常一般借地操演或为躲避风浪而暂时驻泊；因此，毫不提防，正在早操的军士继续进行。
直到两员副将前来报告“德军在前海栈桥附近登陆”时，章高元这才感到了情况严重；赶紧向山东巡抚李秉衡告急请求增援，但为时已晚。
德军在前海栈桥登陆后，很快占领了海防炮台、军械库、弹药库；清军几乎成了赤手空拳毫无还击的能力，困守在总兵衙门等处勉强抵抗。
接着，棣特克列对困守的清军下了《最后通牒》，勒令在三时内不带一枪一弹赤手撤离青岛。
章高元已为因自己的疏忽遭敌暗算而追悔莫及，岂愿再屈从于敌而不战自退？但因枪械尽失已无力还击，只得缄默不答仍坚守不撤。
而此时，李秉衡接到章高元的告急电报后，即刻上奏朝廷请求开战，并准备调遣兖州镇总兵夏辛酉率部驰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