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李鸿章创建淮军，发迹于上海；曾国藩建安庆军械所，购阿思本舰队；容闳办洋务学堂；
左宗棠进军浙江……
却，钱鼎铭前往湘军大营求援时，曾国藩的湘军已取得了安庆会战的胜利。曾国藩《奏》表向朝庭告捷后，受到了朝庭的褒奖加封，心中十分高兴。
而离开祁门大营拂袖而去的李鸿章辗转数地后，却无甚起色；闻知湘军已获安庆大捷，于是致函曾国藩表示祝贺，并表达了“愿回湘军”之意。曾国藩阅信后大悦，即予回函召其回营。于是，李鸿章重新来到了曾国藩身边。
不久，京城中的辅政之争落定；朝政大权已落入两宫太后与议政王奕欣手中；曾国藩等地方实力派也均已改换门庭，效忠于朝庭的新主子了。
曾国藩被授权统辖赣、皖、苏、浙等四省军务后，更是雄心勃勃地欲收复金陵大展宏图；于是，问计于李鸿章。
李鸿章则：“明公欲克金陵，须先下江、浙。因江、浙两地乃发匪钱、粮来源之所，明公何不派劲旅，绕道潜出直取江、浙？若能取得江、浙，则发匪之财源枯竭粮草断绝，吾料不出两载必自乱；届时，明公再取金陵，则如探囊取物。”
曾国藩闻言后颌首称是，于是定下了“三路夹击，克复金陵”之策。即一路自安庆沿长江东下直抵金陵，另一路绕道进取浙江，再一路进驻江淮夺占苏南。绕道进取浙江的一路，曾国藩打算交予左宗棠；于是，曾国藩上表力荐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朝庭准奏后，左宗棠即率本部兵马，东进浙江赴任并依计行事去了。而另二路该交由谁统领？曾国藩一时却难以确定。
此时，合肥西乡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等地的团练头子张树声、周盛波、刘铭传，闻知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并统辖赣、皖、苏、浙等四省军务；而安徽合肥同乡李鸿章，且又回到了曾国藩的帐下作幕僚。于是，三人商议，由曾在李鸿章之父李安手下当过幕僚的张树声出面，通过李鸿章向曾国藩转呈了一道《帖子》，表示“愿投于帐下效命”。
曾国藩阅后大喜，自语：“天助吾也。”于是，立即给三人回函，表示接纳；且授意三人“仍立足江北，伺机建功”。三人也就欣然受命，仍留于江、淮，以待朝庭招用。
正在曾国藩筹划着如何调兵遣将，准备围攻金陵之时；忽然，受沪、申士绅之托的钱鼎铭匆匆赶到。
钱鼎铭刚进中军大帐，即涕泣不止。
曾国藩见状，未知何因如堕雾中了；忙劝道：“贤侄何故如此？请莫哀，慢道其详。”
钱鼎铭这才止住哭泣道：“贼匪猖獗，申城危急，江南士绅如履薄冰；切盼明公往救，剿灭发匪，如久旱之望甘霖也。”接着，钱鼎铭进而又言：“上海乃金银汇聚之所，若得此地，则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
曾国藩闻言，觉得剿灭发匪正是自己所愿，且已有谋划在胸；而那“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之，不啻是一大诱惑，更使曾国藩有所心动了。于是，曾国藩对钱鼎铭宽慰道：“贤侄毋忧，苏、沪士绅皆大清子民，曾某岂会莫视？剿灭发匪，乃吾等职责，一日不敢懈怠。贤侄可先行转告，吾当即刻发兵援救。”
钱鼎铭听曾国藩如此，也就宽心了；在湘营中稍待几天后，即回沪而去。
曾国藩答应援救上海后，即欲发兵。
曾国藩本欲派其弟曾国荃前往，但曾国荃一心只想去收复金陵，故而不愿往。曾国藩也就决定遂了其弟的心愿，让曾国荃率湘军主力直接去攻打金陵。于是，曾国藩打算改派桂阳道员陈士杰前往，遂奏本推荐陈士杰为江苏按察使。
然而，陈士杰忧心江淮局势难控而也不愿往，即以“桂阳不宁，须返乡靖匪”为由，上书辞却了江苏按察使之职。
曾国藩无奈，这才转商于李鸿章。
而李鸿章此时正欲回家乡重整旗鼓，也就欣然应命；并坦然道：“不才世居肥东，予江淮情势尚知一二；且曾随父操办团练多时，少有经略。今承蒙明公器重，不才岂敢推诿不往？吾当尽心效命，一为朝庭除害，二为明公解忧，以报知遇之恩。”
曾国藩闻言，大喜道：“吾有渐甫公相辅，何愁‘发匪’不灭？”
于是，曾国藩把湘军将领韩正国、周良才统领的两营亲兵，交予李鸿章以为资本；权作送给李鸿章的赠嫁之资，李鸿章坦然笑纳了。
尔后，李鸿章又向曾国藩借调了湘军中由张遇春统领的春字营，由李济元统领的济字营，由原太平军降将程学启统领的两个开字营，由滕嗣林、滕嗣武兄弟俩统领的两个林字营，由陈飞熊统领的熊字营，由马先槐统领的垣字营。同时，曾国藩又将留存于江、淮，由张树声、周盛波、刘铭传仨人所部，也都划拨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得此厚礼，十分高兴且感激不已，即将所部名为淮勇。不久，李鸿章拜别曾国藩，率部启程赴江、淮去了。
临行，曾国藩又叮咛道：“可将淮勇扩展为淮军。”
李鸿章心领神会，受命而去。
李鸿章率领淮勇来到江、淮后，留在江北的张树声、周盛波、刘铭传即奉曾国藩之命前来投奔。李鸿章遂按湘军建制，分设三个营，交由三人统领；由张树声统领的命名为树字营、由周盛波统领的命名为盛字营、由刘铭传统领的命名为铭字营。
同时，李鸿章又命其三弟李鹤章去合肥招募李家父子的团练旧部；李鹤章遵命而往，即招得内亲李胜、张绍棠，昔日好友德模、王学懋，以及其父李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兄弟等人。
不久，又有周盛波的兄弟周盛传及合肥西乡人潘鼎新、吴长庆等人率众来投。
李鸿章遂让周盛传与其兄周盛波，同领盛字营；另又建两营，分别交予潘鼎新与吴长庆，；由鼎新统领的命名为鼎字营，由吴长庆统领的命名为庆字营。
至此，已有建制营十四个，兵勇万余人；李鸿章见势已盛，遂将淮勇正名为淮军。
接着，李鸿章又仿照湘军编、练淮军；并购置了大批枪械，配置于各营。同时，李鸿章还聘用了一批洋军官当教官，以训练军士使用洋枪和列阵之术。所以，淮军虽然承袭了湘军的营制，但李鸿章如此完全有别于其它清军的建军和练兵之法，顿使淮军声威大增，令曾国藩也赞叹不已。
钱鼎铭辞别曾国藩后，从安庆回到上海；即向薛焕汇报了安庆之行，并将曾国藩所言告知，薛焕闻后十分高兴。
果然，不久即闻知李鸿章所操办的淮军已经名振江、淮，遂又派人与其联络，并邀请李鸿章的淮军前来协防上海。
上海乃聚宝之地，商贾云集之处，李鸿章梦寐以求何尝不愿？也就欣然应喏。
于是，薛焕从在沪士绅中筹银十八万两供准军饷用；然后，雇佣了七艘英国商船，将淮军由水路运进上海。
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不久，即被清庭任命为江苏巡抚，李鸿章更是踌躇满志了。
此时，薛焕即将华尔的常胜军也交由李鸿章统一指挥，以利协同作战。李鸿章为了巩固和拓展地盘，又设法与驻沪的英、法军勾结，双方一拍即合；于是，英、法军公开与清军联合共同对付太平军了。太平军的处境也就趋向不利，局势开始逆转。
且，曾国藩派遣李鸿章赴江、淮后，遂又筹划克复金陵了。
曾国藩在攻取安庆时，已经尝到了使用洋枪、洋炮的甜头；所以，打算购置更多的洋枪、洋炮用以克复金陵。但因向洋人购买实在是太昂贵，仅有的一些资金难以为济；于是，曾国藩在安庆创办了一个安庆内军械所，决定自己动手仿造洋枪、洋炮。
曾国藩设法召集了徐寿、华蘅芳、龚芸棠、徐建寅、张斯桂、李善兰、吴嘉廉等一批颇有才智的技术人员，并靠了百余名能工巧匠，不久即仿制出了一批西式的枪炮。此举成功，曾国藩心中十分高兴，信心更足了。
此时，忽闻太平军攻占浙江的绍兴、宁波；曾国藩担心太平军可能从宁波经海路北上夹攻上海，赶紧上奏了一本《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请求朝庭购置舰船以阻截太平军出海。
《奏》曰：“近因浙江宁波失守，贼势嚣张；难保其不更思窜出，纵横海上。故购买外洋船炮，应为救时之要务；近以剿灭发逆，远以巡哨重洋。舰船神速，洋炮深远；英法夸其独有，中华慑于罕见。若能购买，据为己有；外夷之强渐失，中华则有恃无恐。”
当然，曾国藩的真实意图是想以此为藉口购置洋人的炮、舰，用以装备湘军增强实力；同时，也是在为克复金陵做准备。曾国藩以为，只要有了几艘购置的外洋舰船，即可让自己的将士学习驾舵驭炮，精深技艺后则可**成师。如此，近可用于攻克金陵剿灭发匪，远可抗衡英、法抵御外强。
曾国藩的思虑可谓深远，深受议政王奕欣的赞赏。
于是，奕欣也《奏》请：“筹款购置洋舰，选派将士，登舰操习；堵截海上，以防贼匪窜扰。”
而受过逃亡热河之惊恐的两宫太后也急欲增强军力消除内患外侮，立即准《奏》。
因奕欣兼有议和大臣的头衔，便于与洋人交道；于是，此事就由奕欣出面，委托英国驻华代理总税务司的北爱尔兰人赫德向英国购卖舰船，赫德则推荐了正回国休假的英国人李泰国经办。
很快的，李泰国就有了回音，初定以六十五万两白银可购得七艘舰船，奕欣二话没就答应了。然而不久，李泰国的要价又增了十五万两白银。
奕欣心中甚是不乐，但转而一想，李泰国愿插手帮助无非就是为了银两，此事是求助于人，让其敲一扛从中获利也在情理之中；于是，奕欣也不作计较，爽然地就答应了；心想，只要能把舰船搞到手，多花些银两也无所谓。
就这样，清政府花了八十万两白银的巨资从英国购买了七艘舰船；并又委托李泰国招募了六百名英**官及水手，由英国海军上校舍纳德·阿思本任司令，组成了一支所谓的阿思本舰队。
然而，待等这支舰队驶抵中国上海后，奕欣及曾国藩等人所打的如意算盘很快就落空了。
原来，李泰国为清政府购置并组建了阿思本舰队后，却未经授权、也没与奕欣商议，却擅自代表清政府同阿思本签订了一份所谓的《合同》。该《合同》中规定了：“嗣后凡中国所有外国兵船水师一律由阿思本总统，中国不得另聘他人”、“各船官兵均由阿思本选用”、“官兵薪俸及船用经费由中国支付，并须存储待用四年之数”等条款。
这样的条款规定岂不等于“由清皇朝出资购置并供养了的一支舰队，却要听凭英国人指挥与摆布，且以后若再购置外洋舰船亦须交由英国人统领”？这是一种难以容忍的另一种形式的侵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