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平江起义”等；“中＊共＊六大”；井冈山“龙源口大捷”，进军湘南，“八月失败”……
却，“南京国民政府”举兵“北伐”、蒋介石无意他顾之时，中＊共＊领导的“年关暴动”仍在各地前仆后继地频起且延烧不止。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中＊共＊弋阳县委书记”方志敏、“中＊共＊横峰县委书记”邵式平与黄道、方志纯、吴先民、邵棠、方远辉等人，在赣东北的弋阳、横峰两县领导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史称“弋横起义”。
起义成功后，即在横峰、弋阳两县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并将起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团”；然后，转入弋阳、横峰两县交界的磨盘山区打游击，与前来镇压的敌人周旋。
而“南昌起义”后因南下广东失利、回到上海了的贺龙、周逸群等人，此时受中＊共＊中央派遣，返回湖南、重建中＊共＊湘西北特委。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贺龙、周逸群与贺锦斋、卢冬生、罗统一、张海焘等人，在贺龙的家乡桑植县洪家关也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史称“桑植起义”。
起义军夺取桑植县城后，组建了由汪毅夫为“主席”的“苏维埃政府”；同时，起义军打出“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旗帜，由贺龙《任》“总指挥”、贺锦斋《任》“军长”。
已复《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尚未被李宗仁扣押的程潜被“桑植起义”震惊了，遂成立了自任“督办”的“湖南省清乡督办署”，驻湘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任》“会办”。
接着，程潜调派“第十四军第十九**师师长”陈渠珍、“第四十三军**旅旅长”龙毓仁率部清剿。
于是，陈渠珍与龙毓仁联手进攻桑植，起义军不敌。
周逸群率一部转移到鄂西的石首，去领导洪湖地区的武装斗争了；贺龙则率另一部坚持在桑植、鹤峰边界开展游击斗争。
如此，“桑植起义”的星火被保存下来，为日后创建“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湘、赣”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之时，陕西的渭河边也起风波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日，“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委员”唐澍、“中＊共＊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与刘志丹、王泰吉、吴浩然、谢子长等人，在陕西渭河南岸的华县也举行了武装起义，史称“渭华起义”。
唐澍等人“渭华起义”后，“中＊共＊陕西省委”即派人通知尚依附于李虎臣的许权中响应起义。于是，许权中率部从洛南驻地开赴渭华地区也参加起义了。
许权中部赶到华县后，即与唐澍等人的起义军合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由唐澍《任》“总司令”、刘继曾《任》“政委”、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许权中《任》“总顾问”。
接着，起义军在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的东起少华、西至临潼、北接渭河、南依秦岭的大片区域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由刘继曾《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渭华起义”爆发后，“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只得抛下“反叛”的李虎臣、田玉洁等人不顾，而去镇压“渭华起义”了。
宋哲元亲率本部及田金凯的“第十四军骑兵第一师”、魏凤楼的“第十四军第四师”，兵分三路向渭华地区迫进。
国民党大军压境，“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即率起义军进行抵抗；然而，终因兵力相差太过悬殊而不敌；一番激战后，起义军损失惨重，连唐澍与“政治部主任”廉益民、“陕东赤卫队大队长”李大德、“副大队长”薛自爽等人都不幸阵亡了。
唐澍等人的阵亡，对起义军的打击甚大；为了保存实力，许权中只得带着残部、复又投靠李虎臣。
然而，李虎臣很快也被宋哲元击溃，不得不退往鄂中南的沙市。
已被改编为“第三师第九旅”的许权中部，在撤退途中却遭到了当地“红枪会”两万多人的围攻；许权中部不敌被打得溃不成军，许权中本人也在战斗中负伤而被迫去往上海。
就这样，“渭华起义”也失败了。
倒是去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的刘志丹，日后又在陕北坚持斗争并开辟了根据地；但那是后话，此处不表。
至此，由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已有数十次，但都遭到镇压而蒙受损失。
鉴于严酷的现实，中＊共＊党内许多人开始反思，觉到了陈独秀以后、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诚然，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中＊共＊党员与工农民众因遭受血腥镇压而义愤填膺被迫奋起反抗，遂暴发了由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
然而，受“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导、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没能清楚地认识到“此时的中国大革命运动实际上已经失败，反革命力量积聚、革命力量被削弱，中国革命处于了低潮”，却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仍在高涨”。
罗明纳兹更是认为：“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没能得到根本解决，革命潮流也就不可能低落，而只会一直高涨下去。”
因而，当他看到“南昌起义”成功举行后，甚至于提出了：“革命的方针是要在全国举行总暴动。”
在罗明纳兹的指挥棒下，瞿秋白也竭力主张“要继续革命”；从而，下达了举行“‘秋收暴动’和‘年关暴动’”等《指示》。
然而，这些不顾自身力量、不顾敌人力量，由少数人主导的“军事冒险行动”，却使革命力量遭受了严重损失，原已近六万人的中＊共＊党员锐减到了不足二万人。
鉴于严酷的现实，中＊共＊党内出现了“要求纠正‘左倾机会主义’”的声音；于是，“中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这中国革命低潮之时召开了。
由于，此时的中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已难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供中＊共＊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因此，决定将“会址选在莫斯科”。
因为，中国**是“共产国际”的一员，到“共产国际”的大本营莫斯科召开会议既安全且也无可非议。再，中＊共＊党内对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认识上也尚存在着分歧，为统一认识、解决问题、明确方向也需要“共产国际”给予指导。而“共产国际”也认为，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便于“共产国际”充分发挥“顾问”作用。
所以，这次在异国召开“中＊共＊六大”，是特定时期的一种抉择。
于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兹维尼果罗德镇一幢名为银色别墅的会客厅内召开了，这是中国**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
到会代表共一百四十二名，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张国涛、蔡和森、王明、刘伯承、项英、苏兆征、向忠发等人出席了大会。
由于国内革命斗争需要、未能分身且时间紧迫等多种原因，毛＊泽＊东、朱德、**、恽代英、陈潭秋、李富春等人都没有出席。
“中＊共＊六大”由瞿秋白主持并作了题为《中国革命与**》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与《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而“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更是作了长达九个时的题为《中国革命与中国**的任务》的报告。
“中＊共＊六大”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等议案，并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又进行了改选。
因为，“中＊共＊六大”上，非但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继续进行批判；同时，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也遭到了批判。
所以，瞿秋白丧失了继续领导中＊共＊中央的权力；不过，仍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
且因为，“共产国际”竭力强调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必须加强工人成分；所以，许多“工人代表”都被选进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员”共三十六名，其中“工人代表”就占了二十二个。
改选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则由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等五名“常委”和李立三、徐锡根、杨殷等三名“候补常委”组成，而被“共产国际”看好、“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更是被推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高位。
向忠发，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的他靠工人运动起家。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曾是“汉阳钢铁厂工会副委员长”的向忠发成为了“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中＊共＊四大”。“国共合作”时，出席“国民党二大”并担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兼“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之职，主管职工运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所以，向忠发确也是中＊共＊党内已有一定声名、为数不多的几位“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
而“八·七会议”时，因“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加强领导机构中的工人成份”；因此，向忠发在未出席的情况下，竟然与苏兆征一起都以全票当选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二七年十月，向忠发与同是“工人”出身、时任“中＊共＊五届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率“中国工农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会议”和“赤色职工‘国际四大’”。
时值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向忠发在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反帝同盟扩大会议”等场合，都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及“中国**代表”名义《演》而出尽了风头，且也给“共产国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当选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并与斯大林、布哈林、李震瀛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
该《议决案》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认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已经生长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之主张，是不对的；同样，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革命也是不对的，要看到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运动的发展在各省是不平衡的，一方面许多省区之中农民运动往前发展，别方面在许多工业中心工人运动受着极大的摧残。”
为此，《决案》特别指示：“中国**必须竭力加紧组织工会的群众工作、必须加紧建立和扩大农民组织的工作，特别注意贫农之中的工作，特别组织乡村中的无产阶级成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