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南京“一一·二二惨案”，蒋介石东山再起；中＊共＊举行年关暴动……
却，李济琛与汪精卫一起离粤赴沪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不意，刚抵达上海，李济琛就接到黄绍竑从香港打来的《电报》，这才得知广州发生兵变；至此，李济琛方知自己上了张发奎的当。
恼羞成怒的李济琛立即《通电》斥责“张、黄事变”是“无视国民党中央的叛逆行为”，并指称“此事变是‘张、黄’俩人与**串通，受‘苏俄’指使所致”。
因此，呈请“‘南京国民政府’发兵征讨”，并《电令》驻于东江的陈济棠“率部反攻”，务必将广州夺回。同时，《电》请与己交好、尚在日本养病的陈铭枢“回国，协助对付张发奎”。
于是，陈铭枢回到福建、复任“第十一军军长”，准备率部入粤、助李济琛征讨张发奎了。
而李宗仁闻报广州“张、黄事变”后，也感到情况严重。
因为，广东的李济琛是“桂系”的盟友，且得手后的张发奎出言不逊、指名道姓地将矛头对准了“桂系”；看来，不可等闲视之。
于是，李宗仁与白崇禧商议后，即也《致电》黄绍竑，要他“速回广西，率其第十五军由西江东进”，以与陈济棠部一起对广州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同时，派“飞鹰”号等舰南下广东，以助李济琛讨伐张发奎。
顿时，广东又被战争的阴云笼罩了。
而此时的张发奎也已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应对李济琛与“桂系”的来犯，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但是，为了澄清李济琛诬其“与中＊共＊串通”之，张发奎在备战的同时，只得又一再通电《声明》：“自己绝无与中＊共＊有任何联络。”并竭力宣称：“此次‘铁军’举事，乃被‘桂系’所迫；自己只是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而仍服从‘国民党中央’。”
为此，还《电》请汪精卫“回广州主持大局”，以证明自己“对国民党中央忠心不贰”。
此时，已在上海了的汪精卫则也竭力为张发奎辩护。
十一月二十五日，汪精卫举行“记者招待会”
，指出：“广州事变之起因，并非‘张、黄’俩人与**有染，乃是因张发奎、黄琪翔与黄绍竑意见相左所致。
时黄绍竑欲遵照‘特委会’《决议》，率两广军队入湘讨伐唐生智；而张发奎、黄琪翔则认为，‘西征’唐生智纵是有必要，但也应是由党中央下《令》；若是奉‘特委会’之《命》，岂不是让‘特委会’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了？
黄绍竑不听所言、欲以武力压服，遂引此事变。
故而，广州‘张、黄事变’，其责任当在南京的‘特别委员会’。
试问，若当时没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抛开而另立了一个所谓的‘特别委员会’，何来‘宁、汉战争’与‘张、黄事变’？
所以，当务之急不在于讨伐张发奎；而应立即解散不被党内同仁认可的‘特别委员会’，尽快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恢复和维护党权；否则，党内纷争将永无宁息，何时得了？”
汪精卫的这番话锋芒毕露，非但替张发奎辩护了，还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把持“特别委员会”的“桂系”，并对“特别委员会”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汪精卫公开发表谈话后，他的亲信王法勤、甘乃光、陈树仁、王乐平、潘云超等人也即在不同场合发言以“对汪精卫支持”。
一时间，原来对“张、黄事变”的谴责、讨伐声顿时被“对于‘特别委员会’合法性的质疑声”湮没了，这令李宗仁甚是头疼。
汪精卫等人的攻击确实将李宗仁激怒了，“特别委员会”是李宗仁用以操控权力中枢的工具，岂愿轻易放弃？且因为，“西山会议派”对于汪精卫提议的“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却是竭力抵制；因此，李宗仁决定再与“西山会议派”联手对付汪精卫。
于是，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在南京举行‘国民党联席会议’”，欲以此抵制“‘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同时，李宗仁召集谭延闿、孙科、白崇禧等人会议，关照道：“非到万不得已，‘特委会’不可停权。”
如此一来，汪精卫跟“桂系”及“西山会议派”之间就“应该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还是‘国民党联席会议’？”又争执不休了。
而此时，已从日本返回国内了的蒋介石却已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一次“旨在反对‘特别委员会’”的行动。
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训导长”丁惟汾遵照蒋介石的授意，与该校“训育主任”谷正纲及曾在江西组织过“＊＊团”的段锡朋一起，以召开“‘西征’胜利庆祝大会”之名，发动“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举行了一场“旨在反对‘特别委员会’”的运动。
会上，“中央党务学校”的教员与学生发表演，激烈批判了“特别委员会”及“西山会议派”；会后，在谷正纲的指挥下举行了示威游行。
谁知，游行至第一公园门前的复成桥时；早已严阵以待的驻宁“桂军”进行了武力阻止，并开枪射杀了“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熊强、周颖等多人；从而，酿成了一起“南京一一·二二惨案”。
惨案发生后，南京各界组织了“‘一一·二二惨案’后援会”，并喊出了“打倒非法的‘特别委员会’”、“严惩凶手”、“为死者复仇”等口号。
上海、安庆、南昌等地都给予了响应，且矛头都指向了“特别委员会”。
时任“特别委员会常委”谢持等多名“西山会议派”人士见情况不妙，恐引火烧身即都悄然离开南京、溜走了；如此一来，“特别委员会”只有“桂系”的廖廖几人了，也就自行停权。
李宗仁见“西山会议派”打退堂鼓了，自知独木难支、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于十二月三日在上海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就这样，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出击、对付“桂系”的第一个回合算是取胜了。
蒋介石见“特别委员会”被击垮了，自己“复出”路上的最大障碍已消除，心中大悦的蒋介石则又忙于去与宋美龄完婚了。
十二月一日婚礼后，蒋介石竟然又与宋美龄一起顾自去杭州莫干山度蜜月，却没有出席由他提议、两天后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令众人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十二月三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终于在上海召开。
这次，“桂系”与“西山会议派”已有了充分准备；会议第一天，李宗仁等人抢先对汪精卫发难。
他们仍咬住汪精卫不放，责问：“‘张、黄’俩人即使未与中＊共＊有直接勾结，但俩人所部中容有大量的中＊共＊党员却是不争的事实；否则，中＊共＊何以能在南昌成功举行起义？且据，现在黄琪翔的手下仍容留着许多中＊共＊党员，其‘军官教导团’几乎已成了中＊共＊的窝。而这一切，皆因汪精卫怂恿、放纵所致。”
据此，李宗仁等人即提出了：“凡有‘通共、容共’之为者，应已丧失了出席‘二届四中全会’的资格。”欲以此将汪精卫等人拒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大门之外，这无疑是对汪精卫的又一当头棒喝。
汪精卫当然不甘示弱，即回以：“‘特别委员会’已停权，党内个别派系无权决定与处置有关‘二届四中全会’之事宜。”
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预备会’期间，凡军、政要事均应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才有权裁决。”
如此，双方又针锋相对、互不妥协、吵吵闹闹地只开了一天；第二天，即因李宗仁、谢持等十多人《宣布》“退席”，“预备会”未能继续开下去、而被迫“休会”。
汪精卫与李宗仁在“预备会”上的交锋虽然没分胜负，但汪精卫心中确是有点虚了。
因为，他也知道“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曾与中＊共＊有过的密切合作、确是自己的致命伤；而现在，已公开“**”了的汪精卫，很忌讳被人戴上“联共”或“容共”等“红帽子”；虽然，过去了的事情可既往不咎；但是，若真如“桂系”所指责的“现在黄琪翔的手下仍容留着许多中＊共＊党员，其‘军官教导团’几乎已成了中＊共＊的窝”；那么，李宗仁必会抓住这个把柄穷追猛打；自己也就有口难辩，下一轮再与“桂系”的交锋中则必败无疑了。
为此，汪精卫觉得不管情况是否属实，自己尚得心为上，得关照张发奎别在这一点上捅了漏子。
于是，汪精卫欲致《电》张发奎，要他“务必在第四军中实施‘清党’，以免授人以柄”；而为防走漏风声，特意派遣他的“妻子”陈璧君“亲赴广东”，当面向张发奎传达自己的《指示》。
汪精卫安排好这一切后，则又准备如何对付“桂系”了。
因为，蒋介石没有出席“预备会”，致使汪精卫在与李宗仁交锋时感到有点势单力薄；因此，他觉得应在“预备会”复会时设法把蒋介石请出，以共同对付“桂系”。
于是，汪精卫等人四处放话、要“请蒋介石出山”。
而受到“安＊国＊军”威胁的冯玉祥、阎锡山都致《电》蒋介石“力促他‘出山’”，以共同对付张作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