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蒋介石再举“北伐”，进军“豫、鲁”；“陕军”联合反冯，冯玉祥自顾不暇……
却，“宁、汉战争”结束，蒋介石东山再起之时，河南的局势终于也有了转机。
原来，一直牵制“国民联军”的“天门会”忽然起了内讧；其“武传师”冯贵德与“传师”冯保汉为争权夺利而火并，结果是两败俱伤；于是，“国民联军第五军军长”石友三、“国民联军第二十军军长”庞炳勋趁机攻击，终于将豫北的“天门会”击溃，其首领“总团师”韩裕明带着残部窜入山西去了。
如此，被牵制的“国民联军”终于可以抽调东向、反击“安＊国＊军”了。
于是，“国民联军第六军军长”韩复榘与“国民联军第十四军军长”孙连仲率部驰援困于开封的鹿钟麟，一举将围攻开封的“安＊国＊军＊第十三军军长”刘志陆部击溃；刘志陆败逃回山东，开封之危即解。
与此同时，“国民联军第三军军长”孙良诚、“国民联军第四军军长”石友三在考城与“安＊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潘鸿钧激战。
结果，潘鸿钧在交战中被击毙，所部没了主帅即溃不成军了；将士或死、或伤、或俘，几乎全军覆没。
刘志陆部败逃，潘鸿钧部被全歼，顿使另两路“安＊国＊军”徐源泉、张敬尧等部惶恐不安了，皆不战自溃丢盔弃甲地纷纷逃回山东。
虽然，冯玉祥粉碎了“安＊国＊军”的进犯；但是，张作霖随时仍会卷土重来。因此，冯玉祥仍希望“国民政府”能再举“北伐”，以将张作霖赶出关外去，彻底消除这一隐患。
然而，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唱了一阵“当加倍努力，以促进北伐之完成”的高调后却没了下，冯玉祥也就忍不住又催促他赶快举兵“北伐”。
而此时，李宗仁与白崇禧见湘南已被收回，“粤、桂、湘、鄂、皖”又连成一片了，也就没再把已藏匿于井冈山上了的区区几支“起义军”太放在眼里。再，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的江西境内，应属于朱培德的辖地；“桂系”也就懒得再去管了。
且李宗仁为防蒋介石染指“湘、鄂”，也附和冯玉祥力促蒋介石再举“北伐”，以将他的注意力引向北方。
然而，一直视中＊共＊为心腹大患的蒋介石，眼见得中＊共＊在“湘、鄂、赣”等地闹得如此厉害，总是令他放心不下；所以，他想先将上井冈山了的****剿灭后再举“北伐”。
至于，自己在“二届四中全会”上那番有关“北伐”的言辞，无非是为了安抚一下冯玉祥等人的情绪而已。因为，凡事有轻重缓急之分；在蒋介石看来，“剿共”比“北伐”更紧迫。当然，蒋介石知道李宗仁的用意，也能感知冯玉祥的切肤之痛；所以，他还是打算将“北伐”放一放。
可是，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却一再催促；迫于众多压力，蒋介石只得同意“立即兴师‘北伐’”了；否则，令冯玉祥失望了，对于刚东山再起的他恐会不利。
再转而一想，“北伐”毕竟是前总理孙中山的未竞事业，再举“北伐”能得民心；而自己也早矢志于此，迟早要为之事、莫如顺势而就了。
于是，蒋介石一改初衷决定“先举‘北伐’”了；而将“剿灭‘****’”的事交给了时《任》“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且敦促他“戮力进剿”。
然而，虽也主张“清党”的朱培德，对于要他“用武力去‘剿共’”却不甚热忱；因此，朱培德干脆《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声称要“辞掉‘江西省主席’之职，专理军事，共举‘北伐’”。
朱培德欲撂挑子，倒使蒋介石不知该如何好了？赶紧复《电》“慰留”，才让朱培德仍留在“江西省主席”任上、没有辞成。
只是，如此一来，蒋介石不宜再催促他“戮力进剿”，只好将“剿共”之事暂时搁置。
为举兵“北伐”，蒋介石决定将“国民革命军”改编为四个“集团军”。
何应钦的“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蒋介石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四个“军团”。
“第一军团”由刘峙《任》“总指挥”、林伯森《任》“参谋长”，“第二军团”由陈调元《任》“总指挥”、阮肇昌《任》“参谋长”，“第三军团”由贺耀祖《任》“总指挥”、谢履《任》“参谋长”，“第四军团”由方振武《任》“总指挥”、杨恩熙《任》“参谋长”；败走江西的缪培南的“第四军”，被蒋介石收编后划归了刘峙的“第一军团”，朱培德的“第五路军”则为“第一集团军”的“总预备队”。
“第二集团军”不变，仍由冯玉祥《任》“总司令《任》“；下辖九个“方面军”。
孙良诚《任》“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孙连仲《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韩复榘《任》“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岳维峻《任》“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石敬亭《任》“第六方面军总指挥”，刘郁芬《任》“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任》“第八方面军总指挥”，鹿钟麟《任》“第九方面军总指挥”。
阎锡山的“晋、绥军”改编为“第三集团军”，由阎锡山《任》“总司令”；下辖三个“军团”，商震《任》“第一军团长”，徐永昌《任》“第二军团长”，杨爱源《任》“第三军团长”。
而“桂、湘、鄂”三省的军队则合编为“第四集团军”，由李宗仁《任》“总指挥”，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辖有原“第七军”夏威、陶钧、胡宗铎等部，以及黄绍竑的“第十五军”、鲁涤平的“第二军”、程潜的“第六军”、岳森的“第十四军”、叶开鑫的“第四十四军”、李燊的“第四十三军”，还有被收编的唐生智旧部李品仙、何键、叶琪、刘兴、周斓等部，共十六个“军”加两个“**师”。
同时，广东的李济琛仍“第八路军总指挥”，下辖陈济棠的“第四军”、徐景唐的“第五军”、范石生的“第十六军”、陈铭枢的“第十六军”。
另有，“川军”杨森的“第二十军”、刘湘的“第二十一军”、赖心辉的“第二十二军”、刘辉的“第二十四军”及“黔军”周西成的“第二十五军”等部。
而云南自从“四镇守使”发动“二·六政变”将唐继尧推翻后，又经过一年的争斗，终于让“第三十八军军长”龙云独占鳌头了。
于是，蒋介石《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从而，坐镇西南、当“云南王”了的龙云也归于蒋介石麾下。
至此，“国民革命军”总兵力已达百万，势力大盛了。
“国民革命军”改编完毕后，蒋介石即决定“以四个‘集团军’为主力组成‘北伐军”’；蒋介石自《任》“北伐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北伐军总参谋长”。
且因，蒋介石打算“亲自率领‘第一集团军’北上”，遂让何应钦“坐镇南京、留守后方”。
接着，蒋介石又着手制订了《北伐方略》，拟定“北伐”的“总方略”为“先克‘齐、鲁’，再取‘京、津’，进而统一全国”。
并拟定此次“北伐”，由“第一、第二、第三”等三个“集团军”分三路进取。
一路是蒋介石亲率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主攻山东；然后，经山东的泰安、济南后直扑天津。
另一路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其中孙良诚的“第一方面军”由豫东东进鲁南，协助“第一集团军”攻取山东；大部则沿京汉线北上，进入直隶袭取北京。
再一路则是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除商震的“第一军团”驻守雁门关外；徐永昌与杨爱源的两个“军团”则出娘子关、循正太路东进，配合“第二集团军”攻取直隶。
而因，“湘、鄂”尚未完全安定，“第四集团军”未能尽调；遂让程潜与何键“留守湖南”，鲁涤平与李燊“留守湖北”，黄绍竑仍“驻守广西”。
故而，“第四集团军”只抽调了夏威、陶钧、胡宗铎等部作为“总预备队”；而将李品仙、叶琪、刘兴等唐生智旧部组成“第十二路军”，由白崇禧率领，沿京汉线北上、参与“北伐”。
部署定后，蒋介石即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北伐誓师通电》。略云：“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誓除北洋军阀，完成国民革命，毋负国人期望；实行三民主义，告慰先总理在天之灵。”
如此，正式《宣布》“北伐”了。
同时，考虑到此次“北伐”目标欲取“京、津”，其间恐与列强在华利益发生冲突；故而，蒋介石特又发表了一份《告友邦人士书》。言：“革命军所到之地，绝对不致有排外行动；革命军对于外人之生命财产，必与本国人民同为极严密之保护；愿我友邦，保持和平，平心视事，毋碍革命；为增进中外睦谊，共同努力。”欲以此安抚各国列强，以利于“北伐”顺利进展。
然后，蒋介石率部渡江向徐州进发。
四月九日，“第一集团军”进驻徐州；于是，蒋介石将“北伐总司令部”的大本营设于徐州；然后，即于当天又下达了《北伐总攻击令》。
于是，再次“北伐战争”的枪声又打响了。
此时，张作霖正因孙传芳“南下”受挫，张宗昌“西进”败北而失望；忽闻《报》“‘南京国民政府’再举‘北伐’”了，确又令他大吃一惊。
因为，“南京国民政府”自从攫取了“湘、鄂、赣、皖、闽、浙、苏、沪”等大片地盘后军力大增，张作霖自知已难与匹敌。
以往，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尚可利用以乘隙攻击；但“宁、汉战争”结束，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等人出走而蒋介石复出后，其内部矛盾似已化解；遂有今日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结盟来攻，无论军力和气势都占了压倒的忧势。
而张作霖自己这边，孙传芳、张宗昌的受挫败北，使整个“安＊国＊军”都受到了撼动而军心甚是萎靡不振。
虽然，在自己的帮助下、孙传芳已重建了三个军，但元气仍有待恢复；如此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欲迎战，胜算实是很。然而，当张作霖想到自己已是堂堂“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时，也就觉得不能示弱，再是不利也得拼上一阵；否则，不战自溃岂不被世人耻笑？
因此，他打肿脸充胖子似地横下了一条心“要与‘北伐军’决个雌雄；若是打得赢，最好；若是打不赢，再撤回关外去不迟”。
张作霖如此思定后，即召集诸将会议部署迎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