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汪精卫再次引退，“国民党改组派”成立；张发奎去职，新“粤、桂战争”；桂军“西征”
入湘；“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独揽大权……
却，“广州起义”爆发时，复会后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筹备会”已接近尾声。
汪精卫原以为，他通过与蒋介石联手以“恢复党权”之名、终于将由“桂系”把持的“特别委员会”板倒了，自己该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复入主中央了。但谁知，正当他准备打自己的如意算盘时，忽闻报中＊共＊在“广州起义”，这简直如同当头给他泼了盘冷水。
因为，中＊共＊发动“广州起义”的主要力量是黄琪翔的“第四军教导团”，这正好给了一直在用“通共、容共”为由、攻击汪精卫的“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以把柄。
虽然，张发奎将“广州起义”镇压下去了；但那是亡羊补牢，“广州起义”已将张发奎、黄琪翔长期“容共”的隐情大白于天下了；这无疑是给汪精卫捅了一个大漏洞，他纵有一百张嘴也难以辩白。
有了这个不容置辩的事实，“桂系”与“西山会议派”岂会放过他？
果然，正因“特别委员会”被解散而满腹怨艾、无处发泄的“桂系”与“西山会议派”即抓住了这个把柄、大做章了，又竭力《指控》“汪精卫与张发奎、黄琪翔有‘通共’之嫌”；至少，仨人的“容共”是引发“广州起义”的诱因，故应“严加追究、不可姑息”。
而一直不露面的胡汉民，此时见汪精卫的软肋已被剌中，也才亲自上阵、操刀来击杀了；这一下，确实令汪精卫难以再招架。
尽管汪精卫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却于事无补。
十二月十六日，“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等人提出了《查办汪派集团案》；时任“上海卫戍司令”白崇禧则下《令》对在沪的“汪派”人物实行“监控”，他自己还亲自跑到法租界、扬言“要抓捕汪精卫”，一派咄咄逼人的态势。
而在对付“桂系”板倒“特别委员会”时与汪精卫配合甚是默契的蒋介石，此时却又缄口不语、作壁上观了，任由胡汉民、李宗仁等人对汪精卫发难。
其实，在蒋介石眼中，此时的汪精卫已无可利用的价值了；而若让他入主中央，岂不会成为自己复出后的又一大障碍？所以，蒋介石哪肯让汪精卫如意？更容不得汪精卫再入主中央。
现在，蒋介石见胡汉民与李宗仁联手整汪精卫了，他窃喜还来不及呢，岂会出手相援、帮汪精卫解危？只因，汪精卫刚领衔倡议并通过“请蒋复出”的《议案》，蒋介石这才觉得自己不宜跟着李宗仁与胡汉民起舞；否则，会被认为“以怨报德、落井下石、不近人情”而不利于自己。
因此，蒋介石假情假义地劝告汪精卫：“君子何在乎一时一事之得失，有道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故而，兆铭兄不若暂赴海外，以避锋芒，以待来时。”
汪精卫闻言后，明白蒋介石也在迫自己走人了；看来，想请蒋介石帮助自己、已难指望。
至此，汪精卫已是心灰意冷且悔恨交加，自知实难抵御李宗仁与胡汉民的联手攻击，无奈之下、只好听从了蒋介石的劝告；不得不于十二月十七日离开上海，带上他的老婆陈璧君、经香港后去往法国。
就这样，回国“复职”不到一年的汪精卫复又“引退”，再次离开了中国。
汪精卫被迫“引退”后，其追随者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却不甘心；遂于一九二八年五、六月间在其创办的《革命评论》和《前进》等杂志上竭力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欲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号召集合革命同志、重新制订纲领、改组国民党。
尔后，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世人则称其为“国民党改组派”，简称“改组派”。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奉汪精卫为“领袖”，以陈公博为“总负责人”，设“总部”于上海，并在南京、北平、天津、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十多个省市及巴黎、东京、香港等境外各地遍设“支部”，会员多达万余人；从而，继续与蒋介石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抗衡。
不过，已大权在握了的蒋介石并没太多顾忌；汪精卫走后，蒋介石又又以“容共、通共”的罪名，下《令》免去了张发奎、黄琪翔、李福林等人的本兼各职。
张发奎原以为自己倾全力将中＊共＊的“广州起义”镇压下去了，那许多流淌的血、应能洗涮自己曾经“容共”的错咎；但想不到，仍被扣上“容共、通共”罪名。
张发奎甚是想不通，本欲抵制、不认账；但转而想，“南京特委会”已解散，现在下《令》免自己的职的却是“国民政府”，而自己已声明过“只反‘特委会’，并不反对‘党中央’”；所以，欲想抵制却是少了理由而难成；再，黄琪翔的“容共”事实已大白于天下、不允抵辩；自己是他的“上司”，难辞其咎；看来，这次只得自认倒霉了，谁叫自己捅了这么一个大窟窿。
张发奎如此想后，也就致《电》南京表示“愿接受处罚”；然后，离穗避居到香港去了。只是，他的这个态是向已“复职”了的蒋介石表的，其中隐含着“自己仍对‘桂系’心存怨怼”。
黄琪翔见事已至此、更是无话可，因为所谓的“容共、通共”皆缘于自己，已无辩白之必要；因此，即步张发奎后尘、也离开了广州，远渡重洋去往德国了。
不过，张发奎与黄琪翔在离穗前，对“第四军”进行了改编；让原“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缪培南接《任》“第四军军长”、薛岳《任》“副军长”。
改编后的“第四军”辖有五个师，由吴奇伟《任》“第十二师师长”、李汉魂《任》“第二十五师师长”、许志锐《任》“第二十六师师长”、邓龙光《任》“教导一师师长”、黄镇球《任》“教导二师师长”；欲将“第四军”交予缪培南等人后继续盘踞于广东，以为将来之根本。
众将受命后，俩人这才与大家惜别。
张发奎、黄琪翔决定离粤，李福林知道自己也已是留不成了；只是，李福林不明不白地也被扣上了个“容共、通共”的罪名，心中深感委屈；他只是对黄琪翔埋怨几句“都是你的缘故”，却别无良策、甚是无奈；最后，自责了一番“谁叫自己与张发奎、黄琪翔跟得太紧？”也紧随张发奎之后、避走香港了，其“第五军军长”之职则交由“副军长”邓彦华代理。
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等人都被赶走了，李宗仁、李济琛虽是如报了仇似的心中舒畅了许多；然而，俩人并不愿就此罢休，而更欲趁机将广东夺回。
于是，一九二八年一月，驻于梧州的黄绍竑率部入粤，沿西江而下、向广州挺进；李济琛则也《令》驻于东江的陈济棠率部“西进”，以配合黄绍竑行动，务必要将广州夺回。
而已回国了的陈铭枢也率部由闽南入粤，前来协助李济琛攻取广州了。
“新任第四军军长”缪培南见“桂系”仍不依不饶并派兵来犯，不得不横下心与之抗争了；何况，此时的“第四军”毕竟还有五个师共约四万人，岂肯示弱？
因此，缪培南激励将士道：“‘张总指控’与‘黄军长’虽然离开了广州，但‘铁军’的军威仍然存在；现在，‘桂军’又来进犯了，我军将士当同心协力、抗拒敌人，绝不可让‘铁军’的军旗倒下。”
然后，缪培南准备率部迎战。
且因，黄绍竑由梧州东进，陈铭枢、陈济棠从东江西向，广州受两面夹击；缪培南觉得若是两面迎战、必会分散兵力、恐于己不利。
于是，他与薛岳商议后，打算“暂时放弃粤西，将肇庆的防线退缩到三水”；同时，集中兵力先对付东面的陈铭枢与陈济棠；待将陈铭枢与陈济棠击溃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西面的黄绍竑。
于是，缪培南将驻守肇庆的吴奇伟与黄镇球部撤回；让邓彦华的“第五军”仍留守广州，并将三水的防护也交予他；然后，缪培南与薛岳率“第四军”赴东江、去迎战陈铭枢与陈济棠了。
于是，一场新的“粤、桂战争”又拉开了战幕。
缪培南撤西江之防后，倒是便宜了黄绍竑；因没有受到阻截，黄绍竑率“桂军”轻易地进入粤西并占据了肇庆；然后，即又沿西江而下、直扑广州。
留驻广州的邓彦华见李福林已因“张、黄事变”受牵累去职，自己则不愿再在新的“粤、桂战争”中替“第四军”陪葬。为保自身，邓彦华则与黄绍竑作了交易；邓彦华为“桂军”放行，黄绍竑则不攻打广州、而去追击已赴东江了的缪培南。
就这样，邓彦华背弃了缪培南，让“桂军”又毫无阻拦地过了三水等要地；黄绍竑倒是也信诺地没有攻打广州，而《命》其所部绕过广州、全速向东江推进去追击“第四军”。
而此时，“第四军”已进至东江；先头部队许志锐的“第二十六师”已在龙川附近将黄质胜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击溃，并与黄镇球的“教导二师”会合，乘胜追击至东江右岸。
与此同时，缪培南率吴奇伟的“第十二师”与李汉魂的“第二十五师”在鹤市与陈铭枢相持，薛岳则率邓龙光的“教导一师”在五华与陈济棠对峙。
如此，原皆为“粤军”、而今却成了敌对的双方在粤东开战了，且都使出了十二分的力、谁也不肯示弱。
不久，黄绍竑率“桂军”也赶到粤东，并向五华推进、欲与陈济棠部会合。缪培南这才明白邓彦华已背弃了自己，虽是气恼却是无奈。
为阻截“桂军”，缪培南《命》许志锐与黄镇球部“停止追击”，而去攻占五华的要隘潭下墟。
然而，当许志锐与黄镇球率部进至五华时，“桂军”黄旭初部已与“粤军”陈章甫部会合，并占据了潭下墟。
许志锐怒不可遏，即向“‘桂军’右翼”的马鞍山阵地发起攻击。
然因，马鞍山山高约五百米易守难攻，许志锐率其“第十二师”从凌晨起整整攻了一天终是难克；至晚上六时，许志锐忽然中弹重伤、不治而身亡了；如此，失了主帅后的“第十二师”顿时乱了阵脚而大溃。
同时，攻打潭下墟东南面锡坪高地的“教导二师师长”黄镇球也身负重伤，所部同样败下阵来。
如此一来，战场形势对缪培南的“第四军”大不利了。缪培南见已无胜望，且因被邓彦华背弃后、广州也已难回，只得带着“第四军”辗转于粤北、不知所归。
此时，蒋介石见“第四军”已落败但尚保有一定实力；于是，故作姿态地趁机将走投无路的“第四军”接往江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