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则将其“第三集团军”也缩编为十二个师，番号接于“第二集团军”之后，为“第三十二师”至“第四十三师”。
就这样，虽尚未统一意见，但各路诸侯却已擅自行动了。只是，虽都改了番号，兵却一个也不减。
且，蒋介石忙于祭奠孙中山并准备“削藩”之时，忽地发生了一件令人愕然之事。
原来，张宗昌败逃后，其部将、原“‘直、鲁联军’第十四军军长”兼“大名镇守使”孙殿英，随同上司徐源泉投靠了“国民政府”。
虽然，徐源泉仍被委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十一军团总指挥”之职，孙殿英也仍在徐源泉手下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然因是投诚过来的“杂牌军”，蒋介石另眼相看、没予粮饷。
为养兵，迫使孙殿英动起了歪脑筋。
其时，孙殿英的“第十二军”正驻扎在河北省遵化县境内。
遵化有“畿东第一城”之称，“清东陵”坐落其中；清王朝的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等五位“皇帝”、十四个“皇后”和一百多个“妃嫔”的陵墓都在“清东陵”，可想而知有多少稀世珍宝埋于地下。
正愁饷银无着的孙殿英顿时开窍，也就萌生了“何不去盗墓？”的念头。
其实，打“清东陵”主意的大有人在。
因为，自从清王朝灭亡以后，“清东陵”已无人守护；历年来，“清东陵”的地面建筑、许多殿堂早已屡遭劫掠、满目疮痍了；而此时，流窜于马兰峪一带、打家劫舍的“匪首”马福田也正带着他的手下进入“清东陵”，欲盗掘陵墓。
于是，孙殿英以“剿匪”之名，冠冕堂皇地派其部将、“第一师师长”谭温江率部进驻“清东陵”，将马福田赶走。
接着，《宣布》“为保护‘东陵’安全，须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并将陵区内的居民全部迁出，对陵区实行封闭，以便他对“清东陵”进行盗掘。
孙殿英对“清东陵”的盗掘，可谓是胆大妄为、肆无岂殚；为了打通墓道、开启墓室，他竟然指使部下使用**；然后，将被炸开的陵墓中陪葬的无数珍宝洗劫一空。
按，“清东陵”距离北平仅有一百多公里；且此时，“国民政府”的政要都汇聚在北平；孙殿英如此大动干戈的盗掘，岂能无人知晓？
然因，孙殿英此举以“军演”作幌子，将消息封锁得甚实，确是瞒过了世人的耳目；而在北平的政要们都忙于争权夺利，谁都无暇他顾；所以，倒是让孙殿英无所顾忌地放手大干了。
于是，自七月四日起，孙殿英先是对“慈禧”的“定东陵”进行盗掘；接着，又盗掘了“乾隆”的“裕陵”。
由于，“清东陵”实在太大了，盗掘皇家陵墓又确是不易；所以，仅对“定东陵”与“裕陵”的盗掘，就持续进行了七天、花时不少。当再盗掘“康熙”的“景陵”时，却被如瀑涌出的积水所阻。
此时，孙殿英毕竟有点心虚，唯恐时间长了被人察觉；且见所盗珍宝已是不少，足可装满数十辆卡车，这才住手了。
七月十一日，孙殿英带着无数珍宝、满载而归、扬长而去后，外界竟然仍没有觉察“清东陵”上出了这么一宗大事。
直到一个月后，谭温江急于在北平的琉璃厂找“尊古斋”老板黄百川销赃时，被警方察觉后、这才东窗事发。
“‘清东陵’被盗掘”的消息传开后，全国哗然了；许多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国民政府”，呼吁“究查‘清东陵’盗掘案的主谋”。
孙殿英见情况不妙，赶紧向他的顶头上司徐源泉报告，言：“谭温江携带的珍宝，是追剿‘匪首’马福田时缴获的。”并将所谓“缴获”的两箱珍宝、列了清单上报，欲为自己与谭温江开脱。
“国民政府”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摆出了一副“整饬军纪，严惩主犯”的姿态；蒋介石宣称：“通饬所属，严密缉拿，务获究办，毋稍宽纵。”
于是，阎锡山《电》令“河北省主席”商震“派兵保护‘清东陵’”；又《命》“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将“位于河北易县的‘清西陵’也保护起来”，方才算是亡羊补牢了。
同时，下《令》“将谭温江拘押，以息民愤”。
而此时的徐源泉，见孙殿英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胆大妄为地盗掘皇陵”，不由得也深感惊愕了。然而，孙殿英与谭温江毕竟都是自己的部下，徐源泉怕会牵累到自己，不得不也欲为俩人解脱。
因此，听了孙殿英的禀报后，徐源泉只得点拨道：“若想平息事态，得设法打点。”
孙殿英心领神会，赶紧从盗取的珍宝中挑选了许多上品的，分赠给各“军、政”界要人；其中，一柄嵌有宝石的“九龙宝剑”通过时任“蒋介石侍从副官”的戴笠，送给了蒋介石。
经此打点后果然灵验，因蒋介石注心于“裁军、削藩”，各政要也都自有迫切之事要忙；收取了孙殿英的好处后，也就都睁一眼、闭一眼地没想多过问了。
因此，“东陵盗掘案”交由军事法庭后只开庭调查了一次，就沉寂了、再无下。
不久，孙殿英又将两箱谎称“缴获”的珍宝呈报上缴了；从而，作为“主谋”的他更是逍遥法外，无人再来追究他的罪责。
而已被拘押了的谭温江，也于翌年四月审结获释。
如此，曾经轰动一时的“东陵盗掘案”就不了了之了。此是后话，顺提不赘笔。
且，蒋介石置“清东陵盗掘案”不顾而忙于“削藩”之时，远在国外考察的胡汉民却忽然心血来潮、准备回国了。
原来，胡汉民闻知国内“北伐战争”结束了，觉得中国历朝都是“武人打天下，人治天下”。现在，“北伐”成功，“‘武人’打天下”的任务已经完成，该由“‘人’来治天下”了。而自己是“人”，且自恃有“治天下”的本领；所以，应是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于是，胡汉民决定“结束考察，回国参政”。
胡汉民回国前，先写了封《信》给“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提出了施政方略；认为“‘北伐’成功后，‘军政’时期已经结束，应进入‘训政’时期了”。从而，由“以党建国”转入“以党治国”；为此，他还拟了个《训政纲领》。
所谓“训政”，源于孙中山《建国大纲》中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
孙中山对这个理论有过阐述，大意是：“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选举县官，选举议员，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
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
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
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
这“建国三阶段理论”看似明晰可操作，但因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只能算是一个模糊的框架；不过，对于民主进程，毕竟有其指导意义。
而今，“北伐”完成、战争结束，依据孙中山的“建国三阶段理论”，该由“‘军政’时期”过渡到“‘训政’时期”，这却是不容含混的。
对此，蒋介石倒是也有此意。
因为，即使依照孙中山的“建国三阶段理论”，“‘训政’时期”实质上还是需要“以党治国”；而如今，“国民党”独大，可“治国”的也就非“国民党”莫属。而“建国三阶段理论”没有时间表，“训政”何时结束？还不是“治国者”了算；所以，这“训政”两字大有章可做，倒是不妨一用。
何况，“‘训政’时期”必能“加强‘中央’集权”，藉此“可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各派系的势力岂不被削弱？”这也正是自己所谋求的；妙的是，如此“削藩”名正言顺，那班难以对付的家伙也就无话可了。
为此，蒋介石决定“立即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以《宣布》“训政”、实施“削藩”。
“国民党要召开‘二届五中全会’”的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了。
因此前，“南京国民政府”曾表示过要“实行法治”，并在六月十二日发表的《国民政府对内宣言》上有言：“厉行法治，欲谋政治之建设，必先发扬法治之精神；今全国统一，开始训政，一切政治主张务使成为有条理之法律。”
所以，亟待“法治”的国人，一片要求“制定《约法》”的呼声随之而起。
由“满族人”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发表了题为《新约法与五中全会》的《社评》，竭力主张“制定《约法》”；指出：“今全国统一，时移势易；非有齐一之规模，不足以坚民众之信仰；而国民之权利义务，中央地方之权责范围，党政国政之关系连络，均须有约依定；故而，制定《新约法》，乃时局之所急需。”同时，强调：“《约法》一经制定，即应严格实施；从上澈下，悉受部勒，不得再有《旧约法》时代违法玩法之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