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蒋介石被吓唬住了，即《命令》自己的将士：“停止还击，不可妄动。”
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他下的《命令》，谁敢不遵？“北伐军”将士虽是心中不甘，也只得忍气吞声地执行。
然而，“北伐军”停止还击后，“日军”却得寸进尺了。
五月三日下午，一批“日军”闯入“交涉署”，竟然将“交涉署”的蔡公时及“参议”张鸿渐、“庶务”张麟书、“书记”王炳潭等十七人都残忍地杀害了。
就这样，一起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发生了；因时值五月三日，故又称“五·三惨案”。
“五·三惨案”发生后，蒋介石被惊骇了。
“交涉署”是“外交部”下设的一个分支机构，想不到日本人竟会野蛮到如此程度，连国际法都不顾、而公然残害外交人士，真是史所未闻。
但因考虑到此事涉及两国间的关系，且也畏于“日军”的武力；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得忍耐了，先《命》黄郛《致电》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然后，再见机行事。
然而，田中义一根本不把中国政府的“抗议”放在眼里，却要蒋介石“撤出济南，停止‘北伐’”。
蒋介石这才觉到了，“日军”在济南的所为、是日本政府默许甚至于怂恿的。面对不受《国际法》约束、毫无人心可言的“日军”，蒋介石想不好该如何办了？
而此时，“北伐军”将士闻知“自己的同胞被‘日军’如此残忍地杀害”，个个义愤填膺皆欲奋起抗击为同胞报仇、以雪国耻；陈调元、方振武、王均等部则已与“日军”有零星的交火，这使蒋介石担心“或会使事态进一步恶化、而更难收拾”。
因此，蒋介石只得一面《指令》正在东京的张群继续与日本政府接触，谋求通过外交途径尽快解决；一面却要“北伐军”将士仍“克制忍耐，委曲求全”。
不过，蒋介石也知道，事件发展到了如此地步，硬是要将士们再克制忍耐已是不易；看来，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离开济南；只有让“北伐军”将士尽快离开这块是非之地，方能避免与“日军”发生更大的冲突，舍此别无他法。
因此，蒋介石决定“放弃济南”了。
于是，蒋介石立即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以“继续‘北伐’”之名决定“离开济南”。
虽然，这个《决定》令人难以接受；然而，“离开济南”为的是继续“北伐”，听起来倒也是冠冕堂皇、不可置疑；因而，与会诸将也就只好无异议地执行了。
接着，蒋介石《命令》刘峙率其“第一军团”留驻济南以南的津浦路，以防“日军”南侵。而《任命》对“北伐”甚是心切的朱培德为“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让他率领“第一集团军”的其他三个“军团”，绕过济南后继续北上、径向直隶的德州进军。
同时，《命令》“第一军团”的“第一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李延年和“第四军团”的“第四十一军第十一师第二团团长”邓殷藩，各率本部兵马留守济南的西门；阻截和牵制可能出城追逐的“日军”，以掩护“北伐军”转移。
李延年与邓殷藩毅然受《命》，并慷慨激昂地誓言：“生为军人，死当卫国；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将士的愿效忠，令蒋介石甚是欣慰。
蒋介石安排好这一切后，自己则去往河南指挥“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继续“北伐”了。
“北伐军”撤离后，济南城即拱手让给“日军”了。
田中义一得了济南后却还想阻止“北伐”，福田彦助则派兵欲出城追击。然而，“日军”在济南城西门的顺城街一带受到了李延年与邓殷藩部的阻截。
虽然，李延年与邓殷藩只有两个团的兵力；但是，两部将士甚是顽强，经浴血奋战后终于抵住了“日军”的多次进攻，硬是把西门守住、而使“日军”不得出；从而，给北上的“北伐军”赢得了时间。
三天后，“北伐军”已进入直隶，李延年与邓殷藩完成阻截任务后这才也撤离。
福田彦助见阻止“北伐”不成、而恼羞成怒了，一声《令》下即在济南城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顿时，整个济南城血流成河、尸横遍地、惨不忍睹，全城共有六千一百二十三人惨遭杀害。
而李延年与邓殷藩坚守过的顺城街一带，更是房舍尽焚居民无一幸免；此街后来被改称为“五三街”，以铭国耻。
“济南惨案”发生后，国人被震惊且激怒了。
五月六日，中＊共＊山东省委即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山东人民书》与《告胶济铁路工友书》，号召举行总罢工以抗议“日军”的暴行。
中＊共＊东京特别支部还在东京的留日学生中成立了“反日大同盟”，由中＊共＊党员黄鼎臣《任》“主任委员”，以开展爱国反日活动。
接着，黄鼎臣回国后，又在“反日大同盟”的基础上筹备“反帝大同盟”。于是，一阵又一阵的“反日”浪潮在全国各地掀起。
然而，蒋介石只是要张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于是，张群先后与“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有田八郎、“日本外务省次官”出渊胜次、“军部首脑”伊藤安之助等人联系，谋求能与日本交涉与谈判。
然而，此时日本军方的气焰极为嚣张，拒不与中国谈判；并以“要蒋介石自己来日本交涉”为借口，对中国代表进行刁难。
后来，张群设法通过关系见到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并表示：“如果查明其曲在我，我们亦愿向日本道歉。”
田中义一见中国政府的态度如此软弱觉得好欺，这才同意了进行谈判。
于是，田中义一派遣“参谋本部次长”松井石根作为日本政府的“全权代表”，赴中国山东与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张群进行谈判。
谈判中，日方非但不承认自己的暴行，反而要中国政府“严惩敢于抵抗‘日军’的‘北伐军’将士”。
日方如此蛮不讲理、血口喷人，致使谈判时断时续、久谈无果。
直至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又经过中、日双方的几轮谈判后，这才由“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与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签署了《济南协定》。
该《协定》共四条，其中第一条规定“两个月内将山东现有日本军队撤去”。
有了这一条，蒋介石心满意足了，其他的也就不再计较。
因此，有关双方损害赔偿问题，蒋介石竟然同意了“采取宽大主义办理之”，并表示“双方视此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两国邦交益臻敦厚”。
就这样，“日军”只是从本来就不属于他的地方撤兵；对于“济南惨案”却不用负任何责任，也就没有受到任何谴责与惩罚。
而蒋介石为了显示他的“宽大主义”，则轻描淡写地将如此一件震惊中外的惨案一笔勾销了。如此，“五·三惨案”中遇害的六千多名中**民的鲜血白白地流洒了。这是后话，此处顺提了，不另笔。
至此，“五·三惨案”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