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缪培南投于了蒋介石的麾下，“第四军”遂被蒋介石所用；所以，这场李济琛与张发奎之间的争斗，到头来却是又让蒋介石捡了便宜。
而薛岳因对蒋介石有怨怼而不愿归顺，遂独自去往香港寓居了。
至此，新的“粤、桂战争”终于结束，广州复归李济琛所有了；只是，李济琛回到广州后不久，也辞去了“第四军军长”之职，由陈济棠接任；此是题外话，顺提不赘述。
李济琛收复广州后，李宗仁心中也甚是高兴；因为，李济琛是“桂系”的盟友，他能重新控制广东，也可算是“桂系”的一个胜利；于是，因“特委会”被解散而大有失落感的李宗仁终于得到了一些补偿。
如此看来，在这场国民党内的纷争中，“桂系”是有得有失；李宗仁自觉得还划得来，心里舒坦了许多。
而此时，“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已结束，蒋介石虽已“复职”却尚未到任，心情舒坦了的李宗仁则催促蒋介石“早日赴宁就任”。
蒋介石也有此念，遂决定“择日赴宁”。
然因，此时的南京城是由“桂系”与何应钦派兵镇守。虽，何应钦是“黄埔嫡系”应算是蒋介石的人；但因当时，“桂系”向蒋介石“逼宫”时，何应钦却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致使蒋介石狼狈“下野”，此事令蒋介石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后来，众人都纷纷要求“蒋介石‘复职’”，何应钦却又迟迟没有表态；这一切都使蒋介石深感寒心，觉得这个曾经被他十分器重的“黄埔弟子”不再能太信任了。
而今，蒋介石即将赴宁，当然不能将自己的安危、交予“桂系”与已不甚放心了的何应钦；于是，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任命》尚可信任的“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祖为“南京卫戍司令”，《令》其即“由津浦路驻地移防南京”。
贺耀祖受《命》后即“率部入宁”，从“桂系”与何应钦手中将南京的防护接管了；如此，蒋介石这才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九日放心地赴宁。
蒋介石抵达南京后，即发表了《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然后，正式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
何应钦见蒋介石“复职”了，不由得忧心忡忡；因为，他也知道，在蒋介石“下野”这件事上，自己必是得罪了他。而蒋介石是睚眦必报，岂肯善罢甘休？
果然，蒋介石“复职”后不久，即下《令》将“驻军徐州、时任‘北伐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的一切职务全撤了”，并气愤地道：“当时，只要他一句话，我何至于‘下野’！？”
这下，倒是令蒋介石身边的王伯群、李仲公等人都愕然了。
王伯群是何应钦的“大舅子”，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他赶紧替何应钦讲情，请求蒋介石“看在何应钦是‘黄埔弟子’的情面上，宽谅了他”。
其实，蒋介石将何应钦“撤职”乃是气恼时的泄愤之言，并不是真要将他抛弃。
蒋介石发泄完后、气渐消，这才也觉到了有点不妥；因为，多年来，何应钦对他蒋介石还算是忠心耿耿的，且立过不少功。
虽然，自己的“下野”有其没尽到部下的应“尽力‘护驾’”之责，但毕竟也是时势使然、情有可原。何应钦即使有过，也得罚其所当；如此，将其重责、似是太过；且功过相较，功大于过，岂可因此而将其以往的功劳一笔勾销？
而何应钦是“黄埔弟子”，若是对他处置不当，或会使其他“黄埔弟子”感到寒心，那样恐怕反而会对自己不利，这却不是蒋介石所希望的。
再，蒋介石虽是东山再起了，但面前还有许多政敌要对付；今后的政治生涯中也必然还会有许多险阻与坎坷，这一切都得有人来为他出力卖命、保驾护航。
而蒋介石知道，何应钦是个“干才”，“黄埔弟子”中能优于他者实是难觅；看来，自己要夺取天下，确是少不了他。
所以，当王伯群替何应钦“求情”时，蒋介石也想“收回‘成命’，不再追究”了；但转而又思，话已出口、《令》已下达，岂可轻易更改？因为，自己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若是朝令夕改的把《军令》当儿戏，将士们会怎么想？今后还如何号《令》三军？因此，已经出口了的《决定》绝不可改口，何应钦的“‘北伐’第一路军总指挥”等职也就被撤定了。
不过，此时的蒋介石正准备再举“北伐”，以兑现对冯玉祥许下的“承诺”；于是，蒋介石灵机一动，则另行《任命》何应钦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如此，也算是给王伯群等人卖了人情，且又能让何应钦复为自己所用，而名义上是给予补过的机会；对其如此处置，自觉得甚是得当。
然而，何应钦被“撤职”后总是感到委屈。
虽然，蒋介石接着就《任命》其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了，但被撤的是实权，新授的却是虚衔，仍有“遭贬”之意；因此，何应钦“托病”不就、顾自去往莫干山闲居了。
如此，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且甚令他尴尬。
因为，何应钦的“‘托病’不就”无异于是“违《令》不遵”，没把他蒋介石放在眼里，这岂不是在扫他蒋介石的威信？若是人皆效仿，如何是好？这可是绝不能容许的。
别，蒋介石知道何应钦是胸有怨怼的故意推托不出；即使真是有病，也要把他抬到南京来，以示他蒋介石的一言九鼎、无人可违拗。
于是，蒋介石让王伯群给何应钦捎话，言：“我蒋中正没有你何应钦，照样能干得下去；而你若离开我，看能存得了几天？”
此话绵里藏针、言外有音，何应钦闻后着实感到了不的压力。
王伯群知道蒋介石是“得出、做得出”的人，遂对何应钦晓以利害、竭力劝，要他委曲求全、别像孩子似的怄气、撂挑子、度一时之快。
何应钦听了王伯群的一番劝道后、有所省悟，这才同至南京就任新职了。从此后，何应钦不敢再有非分之想，且时时处处、谨言慎行、唯恐再得罪了蒋介石。
而蒋介石毕竟是在用人之机，他见何应钦已是慑服，也就既往不咎仍打算将其重用。尔后，何应钦复又成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为蒋介石夺取天下、出谋划策、尽其所能了。
蒋介石再举“北伐”前，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得办，那就是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进一步稳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而此时，胡汉民等人却又提出了“追随过汪精卫的人不得出席四中全会”；对此，蒋介石却难以认同。
因为，若依了胡汉民之言，谭延闽等人势必要被排挤在外。虽，谭延闽曾离开南昌、背弃蒋介石后去武汉、投靠过汪精卫；但是，蒋介石却并没对他计较、却自有盘算，仍想用他。
原来，蒋介石想通过“二届四中全会”将国民党的“党、政、军”都控在自己手中；但若是所有要职都由自己一人占了，恐会遭人指责；因此，蒋介石打算亲自兼任“党、军”要职，而将“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让于谭延闽。
因为，蒋介石觉得，谭延闽这人没棱没角，既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且又易于掌控、摆布；蒋介石有此盘算，也就对于胡汉民等人所议没予理会。
胡汉民见蒋介石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认为是在有意袒护；既然如此，自己也就难以再与蒋介石合作了。
于是，一月二十五日，胡汉民带上宝贝“女儿”胡木兰，与“秘书”刘芦隐、傅秉常及孙科和伍朝枢“夫妇”等人，怄气地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去考察了。
如此，倒是让蒋介石更可放手而为了，也就没予阻留、而任由他们离去。
胡汉民走后，“桂系”显得势单了；李宗仁自知难以阻止“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也就不想在此事上与蒋介石再闹别扭。
何况，“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必须在南京召开，本来就是“桂系”提议并竭力坚持的；而今，会址已如“桂系”所愿定在南京了，李宗仁等人还岂能再异议？
而自从“特别委员会”被解散后，李宗仁对于政治已开始淡漠；觉得“作为一名‘军人’，还是以‘抓枪杆子、拓展地盘’为要”；所以，开不开“二届四中全会”对他来似乎已无关紧要。
而眼下，李宗仁所关注的是“如何将湖南这块地盘也收入自己囊中”。
因为，此时的“桂系”虽已据有“粤、桂、鄂、皖”四省，但中间却还夹着个湖南；若是能将湖南也攫到手，那就可以将“五省”连成一大片了，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在这乱世时代，谁的兵多、地盘大，谁的腰板就硬，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所以，当蒋介石谋求更多政治资本的时候，李宗仁却在“打湖南的主意”了。
唐生智“败北”并流亡海外后，李宗仁以为“取得湖南，已不在话下”；所以，倒是没有急于再“西征”，而是希望“退入湖南的‘湘军’能主动缴械”，以免自己再动干戈。
于是，李宗仁派遣时任“军事委员会参谋厅厅长”张华辅赴湘，欲将“退驻湖南的‘湘军’劝降收编”。
然而，唐生智的部将李品仙、何键、刘兴等人率“湘军”退入湖南后，誓要“与‘南京国民政府’抗衡到底，不愿被收编”，致使李宗仁的愿望落空。
李宗仁见劝降不成且误了许多时日，遂与程潜、白崇禧商议，决定“再举兵‘西征’”了；并约定，“一俟底定湖南，则由程潜出《任》‘湖南省主席’”。
自从被赵恒惕驱逐出湖南后，程潜常思能回“湘”主政；如此约定、正中其下怀，程潜也就乐于此举了。
于是，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三日，“桂系”以“‘唐军’残部不愿受编，图谋叛乱”为由，复又派遣“西征军”向湖南进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