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国民党“联席会议”，《迎汪复职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蒋介石忘恩负义，抛弃鲍罗廷……
却，“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区党部在广州召开的“联席会议”尚未结束。会上，成立了一个“议案起草委员会”，由谭延闿、孙科、李济深、甘乃光、徐谦、鲍罗廷、顾孟余等七人组成。
这次“联席会议”上，非但顺利通过了《迎汪复职案》，“国民党左派”还提出了一个《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此《案》欲将“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合并，另组一个十三人的“政治委员会”；新的“政治委员会”应包括“左、中、右”三派，但主席及秘书长必须是“左派”。
因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是蒋介石；所以，这个《提案》的意图十分清楚，完全是针对蒋介石的。
而此时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开始感到“党的军、政要职集于一人，确是个不好现象，那会导致强权与独裁”；因而，也赞同“进行改组，以分权”，并直言：“蒋先生应辞去‘党、政’中的兼职，专事军务。”
对此，“代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张静江意图反对；他以“前方战事紧张，这次大会不能提到主席问题”为由，反对将此《议案》付诸表决；同时，声言“‘迎汪复职’不是‘拥汪倒蒋’，你们恣意而为，必祸民国，我誓不能苟同。”并诘问鲍罗廷：“你要蒋先生辞去党、政各职，居心何在？你到中国来当顾问，难道是为反对中国革命的吗？”
张静江为维护蒋介石的威望与地位确实是铆足了劲，鲍罗廷被他诘问得简直有点瞠目结舌了，连“国民党左派”也被张静江的气势镇住了。
而中＊共＊虽然有多名代表参加会议，但因中＊共＊中央已决定采取“支持‘迎汪复职’、力促‘汪蒋合作’”之策；因此，不赞成“倒蒋”，“国民党左派”的这一《提案》也就被搁置了。
然而，远在南昌的蒋介石闻知此事后却十分气恼了；特别是鲍罗廷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也要削他的权，这是他未曾想到的；从而，蒋介石开始记恨鲍罗廷、甚至于想抛弃他了。
且因，蒋介石对苏联早有成见；所以，打算抛弃鲍罗廷后，干脆改弦易辙不再聘用苏联顾问了。
为此，蒋介石让张静江、戴季陶出面，请早年留学柏林大学、时任国立“中山大学”筹备委员兼矿物地质学系主任朱家骅，利用其在德国的关系，代为物色一个能替代鲍罗廷的德**事顾问。
朱家骅受《命》后，即通过他的老师、德国工程师协会会长马脱昂斯教授向德军总参谋部参谋次长鲁登道夫提及此事。
而此时的德国，正欲打破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造成的外交僵局；即由鲁登道夫推荐，让德国陆军上校马克斯·鲍尔以“柏林大学名誉博士”的私人身份、应朱家骅邀请以“评估德国对华投资可能性”的名义赴华。
鲍尔抵华后，蒋介石即在上海会见了他。
会谈中，鲍尔向蒋介石转达了“德国愿对中国的工业和军队现代化进行投资”；同时，鲍尔还就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化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将其撰写的《现代军事组织建议书》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阅后甚是满意大加赏识，大有相识恨晚之感；因而，俩人一拍即合。
于是，在蒋介石管辖的地盘内，德国开始了以现代工业和军工企业为主的对华投资；同时，蒋介石还决定“聘用鲍尔为自己的军事顾问”。
然因，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其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所以，德国的对华投资只能是悄悄地进行。
而苏联顾问鲍罗廷还未解聘，尚不宜公开聘用德国顾问；所以，鲍尔也只能以私人身份出入中国。如此，一切均只能在没被外界察觉的情况下悄然进行。
不过，自从与鲍尔会谈后，蒋介石的顾虑已消了，开始打算伺机抛弃鲍罗廷。
而广州召开“联席会议”后，蒋介石越想越不是滋味。
蒋介石想不到，自己已经做出让步“迎汪复职”了，“国民党左派”却还要对自己发难；看来，得采取反击，不可再忍让了。然而，该用什么办法反击呢？蒋介石不由得又苦思冥想了。
最后，决定“干脆将‘国民政府’从广东迁出”。
因为，国民党在广东经营多年，广东可谓是“国民政府”的大本营，而“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的势力主要都在广东；因此，若是将“国民政府”从广东迁出了，“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就会被削弱；这岂不如同釜底抽薪，“国民党左派”再想闹腾也形不成气候了。
其实，蒋介石早有此念；还在“北伐军”进军江西之时，蒋介石就曾致《函》张静江、谭延闿，称：“中正即入赣督战，然鄂局未靖，政府可派要员赴鄂主持大局。”
不过，当时没有提“迁都”两字；只是因为蒋介石担心自己进入江西后，会让留在湖北的唐生智坐大。
若此，已显得对己不恭了的唐生智必会更目中无人而难以驾驭了；因此，蒋介石欲请谭延闿等人到武汉去坐镇，以帮他镇住唐生智；至少，让唐生智觉到有一双眼睛盯着，令其有所约、不致目空一切地胆大妄为。
然因，当时武汉还没光复、湖北大局未定，党内同仁都觉得政府要员前往湖北尚非其时；因而，没有派员赴鄂；而蒋介石因江西的战局也不尽如人意而烦躁不已、自顾不暇，也就无意顾及湖北而没有再提了。
而今，南昌、武汉都已克复，蒋介石这才又想到了此，且干脆打算提迁都了；这样既可假手他人镇住唐生智，又可将那班现在广州的“国民党左派”支到一个新的环境后免得再惹是生非，如此能一箭双雕何乐不为？
于是，蒋介石复又致《电》张静江与谭延闿，道：“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移至鄂省。”
张静江是蒋介石的心腹，谭延闿对于蒋介石也顺服得很；因此，俩人皆无二话就“同意”了。
而“国民党左派”因在广州有较好的基础，话行事都较方便，迁都移址后必会有诸多不便；且武汉与南昌相近，又恐受控于蒋介石；因此，不甚赞成“迁都”。
然而，苏联顾问鲍罗廷且如蒋介石所思，考虑到“被光复后的武昌主要驻军是军阀出身的唐生智所部，担心仅有邓演达等二、三名中执委员恐难对其制约；且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所处的地理位置优越、恰似中国的心脏，而‘三镇’之一的武昌又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地；‘国民政府’欲继续‘北伐’谋求统一全国，迁都武汉应是不错的选择。
因为，广州虽是‘国民政府’经营多年了有较好的基础，但毕竟地处偏远；对于一个想统一全国的政府来，工作上似有诸多不便；故而，迁都移址确是也有必要”
。
由于鲍罗廷赞成“迁都”了，“国民党左派”也就不再异议。
于是，十一月八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一个月后的十二月五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停止在广州办公，各机关工作人员分批前往武汉。”
并派遣“国民党中执委员”宋庆龄、吴玉章及“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商民部长王法勤等六十多人先行赴鄂，苏联顾问鲍罗廷也随同前往。
蒋介石见自己的《提议》终被采纳，心中也很是高兴；他在接见汉口《自由西报》总编辑美国人史华之时：“‘国民政府’由粤迁鄂，乃国之幸事；新都就时，鄙人将由赣赴鄂参与盛典。”
此后，史家则将移址于武汉的“国民政府”称之为“武汉国民政府”，以别于“广州国民政府”；不过，也有皆统称其为“国民政府”的。
十二月十日，鲍罗廷与“国民党左派”一行人抵达武昌。
当时，因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都已经停止办公；而“武汉国民政府”还在筹办之中，离正式办公尚需时日。
鲍罗廷等人感到，没有中央机构统筹一切，许多事都无法办理；遂决定先成立一个临时性的中央机构，以协调政府各部门的工作。
于是，十二月十三日，根据鲍罗廷的提议，在国民党中执委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之前，由在鄂的国民党中执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中选派若干人，及湖北省党部、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汉口特别市党部各派一人，组成“联席会议”作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临时领导机构。
于是，由徐谦、邓演达、孙科、宋庆龄、陈友仁、叶楚伧、宋子、吴玉章、唐生智、王法勤、董必武、蒋作宾、于树德、詹大悲、柏蔚等十五人组成了一个“联席会议”，徐谦被推举为“联席会议”主席，叶楚伧为“联席会议”秘书长，鲍罗廷仍被聘为政治总顾问。
会后，“武汉国民政府”由邓演达《致电》蒋介石明事由，言：“系应付时局及革命需要之临时措施。”
蒋介石见武汉的“联席会议”将自己及其亲信张静江等人都排斥在外，心中甚是不乐。
虽然，邓演达以临时措施作解释；但在蒋介石看来，这却是前次在广州的“联席会议”上“国民党左派”曾有过的《提议》的翻版，无非换了一个名堂而已。何况，这个“联席会议”还将唐生智、邓演达、柏蔚等军界要人吸纳进去了，这更使蒋介石吃惊不。
因为，这几个军界要人都是令蒋介石头痛的人。
邓演达曾与蒋介石共事，任“黄埔军校”
政治部主任；后因“中山舰事件”
，邓演达当面指责了蒋介石，遂被调离；“北伐战争”
开始，邓演达又出《任》“国民革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