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复与蒋介石共事了，但前嫌尚存、常意见相左。
“北伐军”
攻取江西后，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
司令部移至南昌；同时，在武汉设了个总司令部武汉行营，让邓演达留在武汉《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
兼“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
，遂将邓演达支开而使耳根清净。
柏蔚则是“辛亥革命”后首任安徽都督，曾随孙中山历经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后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筹办“国民党一大”、实行“国、共合作”；所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的柏蔚可谓是国民党的“元老”。
身任国民党要职的柏蔚虽是信仰“三民主义”，却跟中＊共＊关系交好并与中＊共＊负责人陈独秀私交甚深。陈独秀遭“北洋政府”逮捕后被迫离京赴沪时，柏蔚则将位于上海环龙路老渔阳二号的一幢房子送给陈独秀，让其成为《新青年》的编辑部；后来，陈独秀还派遣中＊共＊党员柯庆施到柏蔚创办在安庆的《新建设日报》工作，并任由其转载《新青年》、《向导》的章以宣传“马克思主义”。
所以，邓演达与柏蔚俩人；在蒋介石眼中，虽是同一营垒，但却总是觉得如同两条道上的辙、跑不到一处。
而唐生智这个家伙更不必了，有了实力后自觉得腰板硬了，早已不把他这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放在眼里。看来，“国民党左派”将这仨人纳入“联席会议”，目的就是为了借助他们的实力来与自己抗衡。
此时，蒋介石开始有点懊悔自己是弄巧成拙了，不该提议“国民政府”移至鄂省，以至于促成了“国民党左派”与军界要人的结盟。但事已之此、悔之何用？只得另想办法应对。
不久，谭延闿、张静江、顾孟余、何香凝、丁惟汾等人也离开广州前往武昌；途经江西时，于十二月三十日到达南昌。
蒋介石正为武汉组建“联席会议”之事而心中不乐，忽见谭延闿、张静江一行人到来，倒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因为，自己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是“代主席”，而谭延闿是“国民政府代主席”；现在仨人都在南昌了，而汪精卫尚未回国；凭着仨人的地位，完全有权力在党内发号施令。
于是，翌年一月三日，蒋介石召集张静江、谭延闿及在南昌的几名国民党中执委员，开了个“国民党中执委第六次临时会议”。
会后，《通告》声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三月一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新都驻在地后，再行迁移。”
接着，蒋介石又在南昌设立了“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名义《通知》“在武汉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将宋庆龄、徐谦、宋子、孙科、陈友仁、蒋作宾等十三人列为‘分会委员’”；同时，由邓演达等五人组成“湖北省政府”，欲以此取代“联席会议”。
就这样，蒋介石对于由他自己提议的“移至鄂省”食言了，并断绝否定了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所已做出的“迁都武汉”的《决议》；言下之意是“要将‘国民政府’迁至南昌”，以受他控制。
蒋介石如此一意孤行已显现了其野心，已在武汉了的“国民党左派”当然不愿迁就于他。
而因，此时的国民党还遵循着“以多数决定《议案》”的民主制；所以，南昌的“国民党中执委临时会议”虽然是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主持召开的，但因当时在南昌的“国民党中执委员”仅有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丁惟汾、李烈钧、张静江、何香凝、陈果夫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不足可召开国民党中执委会议的法定人数。
故而，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没予认可，对其所做出的所谓《决议》也就没予执行。
而一直扶植蒋介石的鲍罗廷，此时也对蒋介石产生了看法，担心若是依从了他将“国民政府”移至南昌，恐会助长了他的野心，以至于导致蒋介石实施独裁；故而，也竭力主张应将“国民政府”设在武汉。
于是，宋庆龄领衔《致电》蒋介石，反对其“图谋‘迁都’南昌”。
蒋介石见自己的《决议》遭到了武汉方面的抵制，心中很不高兴但却无奈。
见了宋庆龄的来《电》后，更令他汗颜了。
因为，宋庆龄是前总理孙中山的遗孀，其所言影响力之大，蒋介石岂敢莫视？何况，《电》中，国民革命军的几位军长都列名其中，更令蒋介石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蒋介石仍不甘心；他见硬的一手不灵，遂打算来软的。
于是，翌年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偕同彭****、顾孟余、何香凝等人抵达武汉，欲与鲍罗廷、徐谦商洽，以促使他们能接受自己的《决议》。
“武汉国民政府”见蒋介石前来，倒是表示了欢迎，并为他举办了欢迎宴会；只是，因双方已存隔阂，宴会的气氛也就显得有点异样而不甚融洽。
宴会上，鲍罗廷犹豫再三后，终于忍不住道：“今日能在此宴会，确实得庆幸；但诸位可知，这靠的是什么？当然，‘北伐军’将士浴血奋战功不可没；但主要还应归功于贵党前总理孙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持农工’三大政策；试想，若没有苏联政府的无私援助、没有即中＊共＊的全力配合、没有‘工、农运动’的广泛开展，‘北伐’能取得如此迅捷的胜利吗？所以，若是有人想再排挤、压制‘工、农运动’，我可是不能答应的。”
末了，鲍罗廷还故意问了蒋介石一句：“蒋先生，您呢？”
蒋介石被问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显得十分尴尬。
而此时，武汉街上出现了打倒蒋介石的标语；虽然，不知道是何人所为，但已令蒋介石感到此间形势不可久留；于是，没过几天，就匆匆地返回南昌了。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越想越感觉窝囊；想不到此次武汉之行，非但没有达到目的毫无收获，反而被鲍罗廷抢白了一番；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鲍罗廷竟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像教训部下似的责问他，令他十分难堪下不了台近乎于受辱。
同时，蒋介石还从中觉到了，“国民党左派”之所以敢于屡屡对他发难，那定是鲍罗廷在背后给他们撑腰之故；看来，鲍罗廷这块绊脚石非得搬开不可了。
且因此时，蒋介石通过马克斯·鲍尔与德国政府暗中达成合作后，德国的对华投资已在紧锣密鼓地悄然进行中；蒋介石已有了一条新的援助来源渠道，他的顾虑全没了。
所以，蒋介石决定与鲍罗廷割袍断义了；至于鲍罗廷以往曾经给予他的大力支持与扶植，此时都被蒋介石抛到了九霄云外。
于是，蒋介石给徐谦致《函》，要求“撤销鲍罗廷的政治总顾问之职”。
但是，徐谦将它当成了耳边风，又令蒋介石深感无奈。
按，蒋介石手中有兵，可用武力使在武汉的那班异己分子慑服；但当想到“国民党左派”已与军界要人唐生智等人结盟后，无论从实力还是地盘都足能与自己抗衡了；蒋介石也就不敢冒险妄动，以免吃亏。
再，蒋介石也还不想背“分裂国民党”的罪名。
如此，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蒋介石可谓是一筹莫展，不知该用何法才可摆脱困境、峰回路转。
不过，蒋介石似乎想透了一个道理；到底，还是因为自己的实力与地盘还不足以压倒别人之故；只要自己的实力大到足以令人慑服时，不愁那班儒子不跪倒在自己脚下。
蒋介石想到这儿，也就觉得暂时不必与他们计较，还是设法再增强实力、拓展地盘为要。
而眼下，“浙、皖、苏、沪”还未光复；自己已进驻江西，何应钦也占据了福建，正可进取。何况，浙江是他的老家，当然得将其置于自己的掌中。上海则是中国的工业与商贸重地，有“十里洋场”、“东方巴黎”、“冒险家乐园”著称；得了上海，自己的财源就足了。而南京是“六朝古”都甚有王气，且又是“国民政府”的第一个都城，取得南京后就可名正言顺地再次“定都”于该地；从而，让那些不愿离开武汉的异己分子闭嘴。
蒋介石如此想后，也就决意“东进攻取‘浙、沪、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