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汉、浔血案”，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恢复党权运动”，“国民党二届三次全会”……
却，“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列强大为惊愕了。
原来，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国民政府”发动这场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势必会使英国在这一区域中的利益受到冲击；何况，“国民政府”秉承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高举的是“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大旗，而其背后却是有“赤俄”撑腰，“列强”岂能不忧？
特别是，“万县惨案”发生后，“英国政府”更是惶恐不安了；想不到中**队竟敢扣留英国商船，这是以往从未遇到过的，要不是利用了吴佩孚的关系，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呢？看来，中国人开始觉醒了，“国民政府”不同于软弱可欺的“满清皇朝”和崇洋媚外的“北洋政府”；而今，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已落入“国民政府”之手，“英国政府”想保护其在长江流域的既得利益已不能再靠吴佩孚了，得从新物色代理人。
于是，新上任的“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专程去往武汉，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举行非正式会谈，欲探询“国民政府”对于“中、英”关系的态度。
陈友仁向蓝普森明确表示：“英国若想改善‘中、英’关系，必须承认‘国民政府’并废除不平等条约。”
蓝普森难以应诺，遂以“现时中国尚未统一”为托词而没予答复。
这次会谈虽无结果，但对于“国民政府”来仍可算是有收获；因为，这是“国民政府”成立来，外国使节的第一次到访；可见，列强已不敢再觑“国民政府”了。
尔后，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也先后到武汉，以探询“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
蓝普森与陈友仁会谈以后，“英国政府”又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分别《照会》了《华盛顿条约》的参与国，其中明确提出了“各国应改变传统的对华态度，放弃任何强迫控制中国的意图”、“各国须共同声明，一俟中国成立有权力进行谈判的政府，即与中国开始谈判修约问题”。
不过，英国政府的这一提议，只有美国表示了“赞同”，其他各国都反应冷淡。
而英国政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若不与“国民政府”改善关系，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将直接受到冲击，才不得不如此为。
其实，英国政府作此《照会》的同时，一面却在调集军队以保护其租界；因为，“英国政府”也知道，自己在中国作恶太多、积怨过深，中国政府与人民绝不肯轻易放过它；因此，得预先有所防备。
为此，英国还希望美国、日本能与其共同行动，维护所谓的远东国际秩序，且声称“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在华利益”。
然因，美国的在华利益存在形式有别于英国；所以，打算袖手旁观。
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则向国务卿凯洛格建议：“要尽力避免将中国人对‘英、日’的仇恨引到自己身上。”
于是，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即也发表了“关于对华政策的《声明》”，其中有言“美国一向希望中国团结**和繁荣”、“美国愿意以最宽大的精神对待中国”、“美国政府以同情的兴趣注视中国民族的觉醒”。
同时，强调“美国在中国没有租界，不曾对中国表现任何帝国主义的态度”、“美国政府正准备与列强一起或单独与能代表中国的政府谈判关税自主和废除治外法权问题”，竭力表现出一副对华友好的态度。
而日本外相币原见“国民政府”已有取代“北洋政府”的可能性，不想与“国民政府”搞僵关系，也就《照会》英国政府，称：“日本对不列颠在中国的处境深表同情，但日本现时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
美国与日本的态度令英国十分失望，不啻是受了一次打击。
而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倒是十分冷静，清楚地认识到“英国之所以采取对华新政策，美、日之所以转变对华态度，是由于武装干涉的政策行不通了，而不意味着他们甘愿放弃武装干涉的政策；而事实上，他们没有一分钟放弃过干涉中国的阴谋”。
但鉴于英国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及“五·卅惨案”、“沙基惨案”、“万县惨案”中欠下的累累血债，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仍采取“单独对英”的策略，以分化列强而孤立英国。
于是，武汉“国民政府”宣布了“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且同时，由外交部长陈友仁出面告知其他各国：“只收英租界，其他国家不必担心；他国只要不与英国结伙祸华，其在华利益‘国民政府’将加以保护。”
如此，各国果然都作壁上观了，英国遂成了一只孤鸟徒叹奈何。
英国驻汉口领事壁约翰闻知武汉“国民政府”要收回汉口与九江的英租界，惊恐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了；赶紧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并虚张声势地威胁道：“‘国民革命军’如闯入英租界，恐与租界兵警发生冲突，酿成国际严重事件。”
陈友仁即以“主权”加以驳斥，壁约翰无言以对。
而武汉民众闻知后，皆对武汉“国民政府”敢于向英帝国主义叫板、争回国权而表“赞誉”与支持。
但是，英国政府不甘心放弃在华利益，仍欲负隅顽抗。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英国水兵公然向为庆祝“北伐”胜利而举行集会流行的武汉民众开枪，死伤数十人；一月六日，英国又在九江派兵镇压了“太古”、“怡和”两个码头的工人罢工，也死伤数人，此即为“汉、浔血案”。
“汉、浔血案”发生后，国人更被激愤了。
一月五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与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李立三等人领导下，武汉的四百多个团体共三十多万人举行了“‘反英’大会”。
会后，愤怒的民众举行游行并冲入英租界、驱逐了英国巡捕。
九江的工人也忍无可忍了，群起捍卫自身权益，并冲入英租界，租界内的英国人逃避一空。
于是，武汉“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决议由“国民政府”的外交、财政、交通三名部长组成一个“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汉口与九江英租界内的一切事务。
“汉、浔血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英”**。
一月十四日，南昌召开了十万人“‘反英’大会”；二天后，长沙也召开了二十万人的“‘反英’大会”；上海虽尚在孙传芳的统治下竭力维护英国人的利益，但“反英”浪潮也日渐高涨。
面对中国民众的“反英”浪潮，英国政府震慑了；不得不派遣英国驻华公使参赞欧马利到武汉再与陈友仁会谈，希望中**民能退出英租界，恢复到以前状态。
陈友仁即严词拒绝，明确告诉欧马利：“现在双方之交涉只可以现状为先决条件，绝对不可能恢复过去之状态。”
英国政府见武汉“国民政府”态度如此强硬，知道想要再据有汉口与九江两个租界的治权已是不可能；这才不得不分别于二月十九日、二月二十日，由欧马利与陈友仁代表各自政府先后签署了《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和《收回九江英租界协定》。
至此，汉口与九江的英租界正式被武汉“国民政府”收回了。
接着，武汉“国民政府”又接管了位于江西庐山牯岭、几十年来专供洋人避暑或度假用的公事房。
就这样，武汉“国民政府”终于做了一件让国人扬眉吐气的事，确实是大快人心了。
且，武汉“国民政府”收复汉口与九江的英租界之时，光复浙江后的“东路军”又着手进军“沪、宁”了。
而此时，蒋介石将鲁涤平的第二军从“中央军”划归了“”东路军。
二月二十三日，“东路军”在杭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兵分两路。
由白祟禧指挥的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为前敌，沿沪、杭路进军直取上海；由何应钦指挥的第四纵队、第五纵队、第六纵队及刚划归的鲁涤平所部第二军，由浙北进苏南攻取宜兴、溧阳；然后，分一部进取常州、丹阳，再右旋回攻无锡、苏州，以协同白祟禧所率的前敌部队围攻上海；主力则经溧阳、溧水，以协同程潜的“江右军”夹攻南京。
而孙传芳丢失浙江后，溃败的残部则退驻在了松江，欲以此为屏障护卫上海。
同时，因唐生智的“西路军”没有北进湖南牵制“奉军”，张宗昌与褚玉璞得以调“直、鲁联军”南下驰援孙传芳了；于是，孙传芳决意在“沪、苏”再与“北伐军”决一死战。
此时，中＊共＊上海区委为配合“北伐军”攻取上海，再次于二月二十二日领导与发动上海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
此前，中＊共＊上海区委曾与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钮永建合作，并与已背弃孙传芳了的夏超联络，欲联手夺取上海。
为此，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夜，发动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但结果，因夏超战败被杀，该次起义被孙传芳镇压了，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十余人遇害。
而今，“北伐军”已占领浙江并向上海进军了；于是，上海总工会发动工人于二月十九日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多达三十六万。
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骇怕了，赶紧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一起对罢工工人实施镇压，杀害了蔡建勋、史阿荣等三十多名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