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五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急切些。
正月未尽，关中的土地已在和煦的阳光下开始解冻，朝廷关于“劝农桑，薄赋徭”
的诏令与细则，如同南来的暖风，迅速传遍四道二十个试点州县，并激起更广泛的涟漪。
各地州县长吏无论内心作何想法，面对与考课直接挂钩的严令与御史台的虎视眈眈，皆不敢怠慢，纷纷召集属吏，宣讲新政，清点农具，巡查水利，一时间，朝野上下仿佛都沉浸在一股务实劝农的忙碌氛围之中。
然而，在看似顺畅的推行表象之下，暗流依旧涌动。
既有对政策本身、尤其“薄赋徭”
可能束缚手脚的怨言与变通，也有对皇后借新政扩张影响力的警惕与隐忧。
朝堂之上，关于“建言十二事”
的博弈，在第一条政策落地后，并未停歇，而是迅速转向了另一条同样敏感且关键的议题——“广言路，杜谗言”
。
二月二，龙抬头，大朝。太极殿内，气氛在庄重中透着几分紧绷。皇帝李治端坐御座，神色清明。在听取了几处试点州县关于春耕准备的初步奏报后，他话锋一转，再次提起了“建言十二事”。
“皇后所陈诸事，首重农桑，已在推行。然，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广开言路，杜绝谗言，尤为澄清吏治、稳定朝局之要。前番因立后等事，朝野不乏流言蜚语，甚至有人借机构陷忠良，扰乱人心。此风不可长！政事堂对于如何‘广言路，杜谗言’，可有定议？**”
皇帝的言辞中透着一丝对过往流言风波（尤其是针对他和武媚娘）的余怒与警醒，这也使得“杜谗言”一条，在他心中分量格外不同。
这一次，出列主奏的是新任中书侍郎许敬宗。经过“建言十二事”的提出和“劝农桑”政策的初步推行，许敬宗作为“拥武派”核心与文笔干臣的地位更加稳固，由他出面奏对“广言路”这等涉及言论与监察之事，也显得顺理成章。
“陛下，臣等奉旨会议，以为‘广言路’与‘杜谗言’，实为一体两面，相辅相成。”许敬宗手持玉笏，声音清朗，“欲杜谗言，必先使忠言有路可达天听，使是非曲直有公道可辨；欲广言路，亦需有法度规制，以防小人借机诽谤，淆乱视听。故臣等拟定三策，恭请圣裁。**”
“讲。”皇帝颔首。
“其一，于朝堂之外，特设专司，以通下情。”
许敬宗提高了声调，“请于朝堂东西两侧之光顺门外，分设‘招谏匦’与‘申冤匦’。
招谏匦，以铜铸之，形如小室，四面开投书孔，分别涂以青（延恩，言政事得失与进献赋颂）、丹（招谏，言朝政得失）、白（申冤，陈诉冤抑）、黑（通玄，告天文秘谋或言军国机要）四色。
天下臣民，不拘身份，皆可将所欲言之事，写成封章，投入相应匦中。
由陛下指定专人（建议由中书省、门下省各派一员郎中级官员共同掌管）每日定时开取，直接呈送御前，或由政事堂依内容分类处置。
如此，则下情可直达天听，不为中间官吏所阻隔。
**”
设立“铜匦”，直接收集民间上书！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提议！它绕过了传统的层层奏报渠道，试图建立一条直达御前的、不受品级和出身限制的言路。殿中顿时一片哗然！许多官员脸色骤变。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平民、小吏，都可能通过这个“铜匦”，直接向皇帝告发他们这些朝廷大员！权力和安全感受到了赤裸裸的挑战！
“其二，”
许敬宗不顾众人反应，继续道，“明定规矩，奖诚惩诬。
凡经铜匦或正常渠道上书言事者，只要不是公然诽谤君父、动摇国本，即便言词激切，或有失实之处，亦不得以言治罪，反应予以鼓励。
对于所言事实清楚、确有裨益之建言或揭发，不论上书者身份高低，朝廷应予以嘉奖，或赐金帛，或授散官。
同时，必须严惩诬告！
凡经查实属于无中生有、恶意构陷他人者，不论是否造成后果，一律依律反坐，从重治罪！
主管铜匦及受理诉状的官员，若有泄露上书人信息、压制合理上诉或徇私舞弊者，同罪严惩！”
奖诚惩诬，保护言者，反坐诬告，并追究主管官员责任。这一条试图在鼓励进言与防止滥诉之间寻求平衡，并建立一定的问责机制。
“其三，强化御史台与按察使职权，专司察验与追究谗言及不法。御史台除原有职责外，需对朝野间流传的重大或恶意流言进行追查，溯及源头。对于那些散布谣言、攻讦大臣、离间君臣、扰乱朝纲的行为，无论涉及何人，一查到底，严惩不贷。地方按察使亦需将此列入巡察要务。如此，方能以法制谣，以正压邪，还朝堂清明。”
赋予御史台追查流言的明确职责，矛头直指朝堂内外的政治谣言与攻击，意图建立制度化的反制力量。
许敬宗奏毕，殿中再次陷入沉寂，但这次沉寂之下涌动的暗流，比刚才更加汹涌澎湃。设立铜匦、奖诚惩诬、强化御史台追谣权力……这三条若真落实，将彻底改变现有的信息流通与权力监督格局，对习惯于通过门第、资历、人脉掌控话语权的传统势力，尤其是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以“清议”、“风骨”自诩、同时也常利用舆论打击对手的元老重臣而言，无疑是极大的威胁与束缚。
果然，侍中褚遂良几乎是立刻出列，脸色因激动而微微发红，声音也带着压抑不住的怒气：“陛下！许敬宗所奏三策，貌似公允，实则包藏祸心，万万不可行！**”
“哦？褚卿何出此言？”皇帝眉头微皱。
“陛下！”
褚遂良痛心疾首道，“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所司。
下情上达，自有州县、台省、御史层层奏报之制，此乃高祖、太宗所定之成法，亦是防止奸小淆乱视听之保障。
今若于宫门之外，设此铜匦，使贩夫走卒、山野村夫皆可投书直达御前，则将置我大唐百官于何地？
朝廷威仪何在？
更有甚者，此举必将导致诲言蜂起，诬告成风！
一些心怀叵测之徒，或为泄私愤，或为求赏赐，必然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攻讦大臣，搅得朝野不宁！
届时，陛下案头堆积如山的，将不是治国良策，而是无穷无尽的诬告与谗言！
此非广言路，实乃开谗路也！”
他激烈反对铜匦，认为其破坏现有官僚体系、损害朝廷威严，并必然导致诬告泛滥，扰乱朝政。
“至于奖诚惩诬，”
褚遂良继续道，“说来容易，行之极难！
何为‘诚’？
何为‘诬’？
有些事情，真伪难辨，各执一词。
若轻易奖赏，恐纵容投机；若动辄反坐，又会寒了真正有冤屈而言词或有过激者之心。
此中分寸，如何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