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四年的盛夏，随着武媚娘正式册立为后、入主立政殿，以及李瑾以“同中书门下三品”衔踏入政事堂、参决机务，长安城的政治天空，仿佛经历了一场彻底的风暴洗刷与重塑。旧有的、以关陇元老集团为核心、相对稳固的权力结构，被这两颗骤然升起的政治新星以不可阻挡之势冲破、撕裂，一个全新的、充满了更多变量、活力与不确定性的权力格局，在朝野各方的震动、观望、调整与博弈中，逐渐显露出其清晰而复杂的轮廓。
新后武媚娘，并未因登临后位而稍有懈怠或耽于享乐。立政殿的凤座，对她而言，不是终点，而是她真正施展抱负、掌控命运的起点。入主中宫次日，她并未沉溺于接受内外命妇的朝贺与皇帝的温存，而是以惊人的效率与清晰的目标感，开始了她对后宫的实质性整顿与掌控。
她首先召见了尚宫局、内侍省、内府局等后宫主要衙署的主事女官与宦官首领。
没有疾言厉色，没有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只是平静地让他们呈报近三年来的用度总账、人员名册、器物清单及各宫苑基本情况。
她听得仔细，偶尔提问，问题皆切中要害，如某笔非常规开支的缘由，某项陈设更换的频率与损耗是否合理，某个宫苑人员调配背后的考量等。
她并未当场做出裁决，只是吩咐将一应文书副本留中，并命各司三日后呈报“改进弊窦、节省浮费、明确职司”
的具体条陈。
接着，她以“熟悉宫务、体恤下人”为由，在德妃、贤妃陪同下，用数日时间，亲自走访了大部分主要妃嫔宫苑，与妃嫔们闲话家常，询问起居，赏赐些时新物事，态度温和亲切。但对各宫的人员配置、用度细节，亦在不经意间有所了解。对于仍在禁足中的萧淑妃，她特意嘱咐太医署与尚食局“务必精心照看，勿使有失”，并派人送去几卷新译的佛经与安神药材，姿态无可挑剔，却也将萧淑妃置于更严密的“保护”（实为监控）之下。
与此同时，她开始有选择地接见一些入宫请安的外命妇，尤其是那些出身并非顶级门阀、或其家族在朝中并非铁杆关陇派的勋贵、官员妻女。
交谈中，她不仅关心她们的家常，也会适度问及其父兄、夫婿的任职情况，对某些官员在地方的政绩表示欣赏，对某些家族面临的困难（如子弟教育、产业经营）给予温和的建议或隐晦的承诺。
她以皇后之尊，却毫无骄矜之气，言谈间显露的见识与体贴，很快赢得了一批命妇的好感与倾心，无形中为她编织着一张超越后宫、延伸至朝臣家族的关系网络。
皇帝李治对武媚娘这些举措乐见其成，甚至时常在驾临时与她探讨某些后宫管理的细节，偶尔也会将前朝一些无关紧要的奏疏或官员考核记录“无意”
留在立政殿，武媚娘总能适时提出一些颇具见地的看法，虽不涉及具体人事，但于剖析利弊、洞察情势方面，常令皇帝有耳目一新之感。
帝后之间，除了夫妻情谊，更多了一层政治上的默契与互补。
皇帝甚至半开玩笑地称她为“朕的内宰相”
，虽是说笑，却也透露了在他心中，武媚娘已不再仅仅是后宫之主，而是可以与之商议某些前朝事务的“自己人”
。
新贵李瑾，在获得“同中书门下三品”头衔、踏入政事堂后的日子，则是在另一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充满挑战的环境中展开。政事堂位于门下省，是帝国真正的决策中枢，每日在此议事的，是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李勣等真正的宰相重臣，以及如今新加入的他。这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决议，都可能牵动千里之外的边防、影响万千黎民的生计、决定无数官员的升沉荣辱。
首次踏入政事堂那日，气氛微妙。长孙无忌端坐主位，神色沉静，目光在李瑾身上停留片刻，微微颔首，算是打过招呼，但那份历经数朝沉淀出的威压与距离感，依然清晰可感。褚遂良面色平淡，专注于手中的文书。于志宁对李瑾态度相对温和，点头示意。李勣则依旧是那副万事不萦于心的淡然模样。
最初的几次议事，李瑾大多时候只是静听，极少主动发言。
他需要快速熟悉政事堂的议事流程、各位宰相的行事风格，以及当前朝廷真正关注的焦点议题（与他之前专注的“实务”
领域或有重叠，但视角和层面完全不同）。
他很快发现，这里讨论的不仅仅是具体的“事”
，更是“事”
背后的“人”
、“势”
、“利”
的复杂平衡。
一项关于河东粮赋征收方式调整的提议，可能牵扯到当地豪强的利益、户部与地方官的博弈、乃至与边防驻军粮饷的衔接；一次对岭南某州刺史的考功评议，背后可能是朝中不同派系对南方控制权的角力。
李瑾没有急于求成，也没有因自己“实学”
背景而刻意标新立异。
当议题涉及农桑、工造、商贸、海防等与“督行实务”
相关的领域时，他才谨慎发言，发言必基于详实数据与实地反馈，就事论事，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如“新式农具推广宜分地域、看土质，不可一刀切”
，“海船改良需配合港口建设与舵工培训”
，“鼓励海贸需与市舶司强化稽查、公平定价并举”
。
他的建议务实、具体，且有前期试点成效支撑，往往能切中要害，即便长孙无忌等人，在具体技术层面也难以反驳，只能从“靡费”
、“扰民”
、“需缓行”
等更宏观的角度提出质疑。
而于志宁、李勣则不时会对他的一些务实提议表示认可或补充。
在涉及人事、科举、礼法、边防战略等传统领域时，李瑾则多以请教、学习的姿态出现，仔细聆听各方观点，不轻易表态。
但他偶尔提出的、从“实效”
、“成本”
、“长远影响”
角度出发的思考，也常常能给陷入“义理”
或“派系”
之争的讨论，带来一丝不同的清风。
渐渐地，政事堂的诸位宰辅开始意识到，这位年轻的“同三品”
，并非只会“奇技淫巧”
，其思维之缜密、视野之开阔、处事之沉稳，远超其年龄，更难得的是身上没有一般“幸进”
之臣的浮躁与钻营。
李瑾深知，自己在政事堂的立足之本，仍是“督行实务”
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