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诞生……
却，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各国**的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以号召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革命。
列宁对于远东各国、尤其是四大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十分关注，认为“东方各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及他们的革命运动，对于共产国际要在全世界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为此，在共产国际中专设了一个远东局，由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荷兰**代表、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斯内夫利特任远东局局长。同时，派遣纳维经斯基前往中国开展工作。
一九二○年四月，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在其妻子、兼任翻译的俄籍华人、山东平度人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到中国。
维经斯基夫妻俩到达中国后，即在北京结识了李大钊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研究会成员张太雷。尔后，又赴上海，会见了已因受北洋政府迫害、带着《新青年》离开北京来到上海了的陈独秀及《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劳动界》主编李汉俊等人。
维经斯基分别向他们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的情况，并鼓励他们在中国建立**，以带领中国的无产阶级走向革命。
此时，中国刚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充满爱国热情的学生与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结合起来后，已经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无坚不摧的力量。
此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使中国摆脱贫困与落后，经过几十年不断探索与奋斗，虽然推翻了满清皇朝并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中国却仍未能走出困境。
国际上，中国仍然因贫弱而遭列强鄙视与欺凌；而国内，政客们只顾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使偌大一个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的动荡不安之中。所以，中华民国建立已有十年之久，却仍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毫无改观，连孙中山当初构建的共和政体也早已名存实亡，劳苦大众继续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不知所终；致使许多曾满怀激情投身革命的志士仁人，重又深陷于了迷茫、彷徨之中。
目睹这一切，一些有识之士不得不又考问了：“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儿？中国该向何处去？！”
直至“五·四运动”以后，有识之士终于顿悟“中国的出路与未来只能依靠并发动广大劳工大众起来共同奋斗去争得，舍此别无他途”。
维经斯基的到来，给迫切寻求救国之道的知识精英们带来了“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这无异于是雪中送炭。
因为，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正是陈独秀与李大钊已经在大力宣传的马克思主义；而今，俄国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已经取得政权登上了历史舞台，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那套学是行之有效的。
何况，马克思向世人揭示的人类社会理想境界**是那么的美妙与诱人，而这一理想社会正是中国革命志士所梦寐以求并愿为之奋斗的。
如此看来，要使中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下摆脱出来，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国，让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共同谋求富民强国之路；只能效仿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走无产阶级专政之路。
因此，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接受了维经斯基的建议，开始考虑在中国建立**了。
于是，一九二○年八月，陈独秀与李汉俊、湖南永州人李达、浙江义乌人陈望道、浙江诸暨人俞秀松、浙江萧山人沈定一、浙江诸暨人施存统、浙江省绍兴人邵力子等人，率先在上海陈独秀的寓所内创建了一个名为**的组织，陈独秀为该组织的负责人。
只是，此时的**还没具备作为一个政党所应有的组织结构与行动纲领，而且活动范围仅在上海；因此，这个组织只能算是个区域性的政治团体而已；确切的，应在**前冠上“上海”
两字；而其实质，与后来出现于各地的**组无异。
不过，上海**的创建，毕竟是中国工人阶级将已有组织的形式登上政治舞台前的第一颗萌芽，为进而成立中国**奠定基础开了先河。
不久，李大钊与河北献县人张申府、江西萍乡人张国焘等仨人也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一个**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研究会成员湖南浏阳人罗章龙、江苏武进人张太雷、湖北应城人刘仁静、湖南宜章人邓中夏、湖南酃县人何孟雄、湖南长沙人缪伯英等人先后加入，李大钊为该组负责人。
与此同时，湖北黄安人董必武与湖北黄冈人陈潭秋、包惠僧等人在武昌，湖南长沙人毛＊泽＊东、湖南宁乡人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山东莒县人王尽美、贵州荔波人邓恩铭等人在济南，旅日青年浙江诸暨人施存统、湖南沅陵人周佛海等人在日本东京，也都相继建立了以宣扬与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政治团体。
因此时，中国**尚未正式成立；后来的史学界为了便于研究，则将中国**正式成立前的此类组织统称其为“**组”。
然而，由于统治西方社会各国的资产阶级，皆视马克思主义学、特别是其所倡导的为实现社会主义与**而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为洪水猛兽，将列宁在俄国建立的由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当作共同敌人，已开始封锁、围剿、反扑而必欲扼杀之。
中国的北洋政府唯列强之命是从，为了共同的阶级利益也同样严厉封锁与遏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正在滋生与萌芽中的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人与事，竭尽全力地加以镇压与扼杀。因此，各地的**组从成立之时起，就都只能以秘密的形式存在并开展活动，以免遭摧残。
就这样，在华夏大地上战云密布腥风血雨的严酷条件下，**的萌芽却顽强地悄然滋生了；预示了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即将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进而要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了。
维经斯基在会见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后，又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
会见时，维经斯基也向孙中山介绍了苏维埃政权的情况，并转达了列宁对于孙中山的支持。翌年一月，维经斯基离华回国。
此时，第一次粤桂战争已经结束；陈炯明击溃桂军夺回广东后，为了搞他的所谓“安那琪”，特地致函邀请尚在上海的陈独秀来粤参事负责教育工作。
陈独秀即与李大钊商议，认为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应当趁此机会去开展工作。且此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又遭到了查禁，也正欲谋去路；因此，陈独秀接受了陈炯明的邀请。一九二○年底，陈独秀把上海的工作交给李汉俊代理，就离沪赴粤了；《新青年》杂志社也随同迁至广州，继续出版发行。
陈独秀抵达广州后，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兼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之职。
此前，广州已有一个无政府主义性质的所谓**；陈独秀抵粤后即与这一组织进行了接触；但因政见不同，陈独秀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否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结果，无政府主义者败北，该组织也随之解散。
于是，陈独秀与广东高明人谭平山、广东南海人陈公博、广东高明人谭植棠等人组建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名符其实的广州**。接着，陈独秀等人又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周刊、《劳动者》刊物及机器工人夜校，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了，并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而，广东这块中国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又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
而此时，北京的张申府作为蔡元培的秘书随同赴法国，应邀于里昂中法大学执教逻辑学。因为，李大钊、陈独秀在行前就嘱咐他到法国后须在旅欧学生中建立组织以求发展；于是，张申府与后来到达的四川酉阳人赵世炎、湖南长沙人陈公培在巴黎也成立了一个**组，并介绍先期到达巴黎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天津人刘清扬加入该组织。
且，维经斯基回国后，列宁又派遣斯内夫利特前往中国。
斯内夫利特虽是荷兰鹿特丹人，但曾在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参加过当地荷兰社会民主党活动，并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因此，对东方社会十分了解。
斯内夫利特此次受命赴华，负有协助创建中国**及在上海筹建共产国际远东局东方支部的使命。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斯内夫利特化名“马林”取道欧洲抵达中国，与经由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在上海会合。
两人抵达上海后，即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身份，与受陈独秀委托留在上海主持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双方交换情况后，马林即建议并敦促尽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宣告中国**的成立。
此时，陈独秀尚在广州，李大钊远在北京；于是，李达与李汉俊分别致函征询两人。
其实，陈独秀与李大钊也早有所思；觉得已经成立的**组各自为政形不成合力，为了统一思想协调工作有所作为，确已到了应将各地的**组整合尽快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党的时候了；两人不谋而合，都同意筹建中国**。
只是，陈独秀不想受控于人打算走**自主的建党路线；而马林来华目的不仅是要帮助创建中国**，而更是想把中国**纳入共产国际之中，并在中国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东方支部；因此，陈独秀与马林两人所思可谓是南辕北辙存在分歧而一时难以合作。
但是，陈独秀欲**建党却遇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难题；因为，一旦建党，仅党务运作就需一笔不的经费；而各地**组成员中多是年轻学生，大多都没有工作无收入来源，这党务运作所需的经费从何筹集？
虽然，也有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已任教职；但除了陈独秀与李大钊有较高的薪俸外，别的几位均收入微薄没有多少余资可供党用。
看来，单靠从陈独秀与李大钊的薪酬中挤出部分来支用是难以为济的；但这却是不允回避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顿时让陈独秀感到为难了。
正在陈独秀犯难之时，马林却慷慨地许诺“中国**成立后的一切运作经费，可由共产国际全额给予无偿援助”。
马林的这一表态无疑是帮陈独秀解了一道难题，陈独秀愁眉舒展了心中大悦这才表示了愿意与他合作，并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与指导。
接着，就着手筹建，准备召集各地的**组在上海会议，以组建一个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全国性政党即中国**。但因，当时陈独秀尚在广州，则委托上海的李达与李汉俊具体筹办。
李达与李汉俊得到陈独秀的指示后，立即遵照执行；于是，一面选址与安排议程，一面则给各地的**组发函通知，要求已建有**组的地区各派两名代表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代表大会。
当时，已在北京、上海、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六个地区及旅日、旅欧的学生中建立了**组，共有成员五十三人。各**组接到李达的来函后均表示赞同与响应，除了旅欧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出席外，其他各组都派遣了代表赴沪。
武汉组派遣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组派遣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组派遣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组派遣陈公博，旅日组派遣周佛海，上海组的代表就是李汉俊与李达。
陈独秀因在广州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且其时正在为广东大学修建校舍之事四处奔波忙于筹款而一时脱不了身。当时，武汉组的包惠僧正在广州；因包惠僧是记者，来去自由；于是，陈独秀就委托包惠僧作为他本人的代表出席会议。同时，还特地写了一封信让包惠僧转达；陈独秀在信中向代表大会提出了有关民主、纪律、党员、群众等方面的四点意见，可见其对此次代表大会的重视。
然而，此时的北京组，正忙于一场索薪斗争。
原来，一九二一年春，北洋政府因财政困难，竟然停止支付北京大学等八所国立高等学校的教育经费及教职员工薪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