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八所国立高等学校的教职员工被迫于三月十四日起罢教、罢工，与北洋政府开展索薪斗争；同时，八所学校还各派三名代表，组成了一个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以领导索薪斗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叙伦为联席会议主席。
一个月后，因马叙伦生病，被推举为联席会议新闻干事的李大钊代理了马叙伦的联席会议主席之职。
六月三日，李大钊率领教职员工代表到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却遭到了军警的殴打致使头部受伤；伤愈后，李大钊仍领导大家坚持索薪斗争。
时至七月，索薪斗争已历时数月却尚未结果。正在索薪斗争如火如荼之机，忽然收到了李达的来函。
北京组的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等人接函后，并没有意识到代表大会的意义所在；因此，觉得索薪斗争正处于关键时刻，也就不想去惊动为领导索薪斗争而天天忙得不可开交的李大钊；只是开了一个组会，在李大钊没有到会的情况下推选了刘仁静及当时正在上海的张国涛作为北京组的代表出席。
代表大会原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但因有些代表未能及时赶到；所以，会议只得延期。
因为，当时的上海仍处于北洋政府的统治与各国列强的势力范围内，对于革命活动、特别是被称为赤色革命的**人的活动，更是防范与查处甚严；故而，代表大会只能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以免遭破坏。
而为了代表大会能顺利召开及代表们的安全，负责安排会址与住处的李达可是花了不少脑筋，李达的妻子、浙江嘉兴人王会悟也为此帮了大忙。
因为，王会悟身兼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妇女声》杂志社编辑等职，人际关系较广；特别是，王会悟曾经担任过黄兴的夫人、上海博女校董事长徐宗汉的秘书，更是结识了许多颇有头面的人物。
果然，王会悟的这些特殊关系发挥了作用，她顺利地向博女校校长黄绍兰租用到了该校因暑假而闲置的几间学生宿舍，以供假借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名义赴沪出席会议的代表们下榻之用。
代表们的住处安排好后，代表大会的会址却一时难以确定；因为，若是也安排在博女校，代表们虽然能免了出行倒是方便。但是，共产国际代表要列席会议；如此，两名外国人出入这所女子学堂，毕竟是太显眼了，定会引人注目招致麻烦甚至不测；所以，觉得不妥。为此，李汉俊主动提议干脆安排在自己家中。
李汉俊的寓所位于上海法租界内贝勒路树德里三号，这是两幢典型的石库门式楼房；李汉俊与其兄长李书城各居用一幢；两幢楼房虽是隔离，但内部却是联通，也就不分彼此仍为一家。
因李书城乃同盟会元老、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谋长，此处也就有了李公馆之称；而此时，李书城正在湖南参与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偌大的李公馆中仅有李汉俊及兄长刚续弦的少妻、幼女等五人，宽敞而较清静正可作会议之用。
且李公馆距离博女校不远，便于代表往返。
而李书城显赫的身份及李公馆的牌子，又可起掩护作用；甚至于连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来此参加会议也能方便许多；因为，外宾造访民国政要该是平常之事不易引起太多怀疑，也就可少去许多顾虑。
可见，在李公馆中召开代表大会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安妥；因此，李达立即表示了同意；于是，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就这么定下了。
七月下旬，各地代表终于陆续抵达上海。
此时，张国焘已在渔阳里二号自己找了个住处；陈公博带着他的新婚妻子住进了大东旅社，出席会议之时又兼顾了度蜜月倒是可谓两不误。因此，下榻于博女校的实际上只有九名代表。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晚，夜幕垂落后，坐落于贝勒路和望志路交叉口的李公馆后门，不时的有或长衫马褂、或西装革履、或学者风度、或学生模样的人进入。
晚八时，来自各地的十二名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及受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还有两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共十五人在李公馆的客厅内聚集一堂；于是，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三号内召开了。
客厅内的陈设简单朴实，会场没有特别布置；大家围坐于长餐桌四周，气氛显得十分庄重。
会议原定是由陈独秀主持，但因享有声望的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未能出席，遂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与周佛海担任记录。
会议开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先致辞，他对中国**的成立表示祝贺，肯定了中国**成立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同时，马林又介绍了十月革命、苏维埃及共产国际的情况，并对中国**提出建议与希望。
接着，代表们先后报告了本地区的工作情况，相互交流了经验与体会；然后，休会三天起草中国**的《纲领》与《决议》。
二十七日始，又连续三天就《纲领》与《决议》展开讨论；大家各抒己见，讨论十分认真热烈，有时还为某些问题进行争论。
三十日晚，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照常在李公馆内举行；原定这晚会议的议题是要通过中国**的《纲领》与《决议》，并选举产生中国**的中央机构。
可谁知，会议刚开始几分钟就被迫中断了。
原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三个月前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被捕；获释后，这个赤色分子就成了各国警方密切监视的目标；因此，马林来华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等地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马林抵达上海后，其行踪也已引起了上海租界内密探的注意。
虽然，马林凭着多年秘密工作积累的经验，几天来都巧妙地避过了密探的监视。然而，三十日这晚，马林再来李公馆时，还是引起了法国巡捕房巡捕、上海青帮头子之一程子卿的注意。
程子卿虽然不知晓马林其人，但见一个外国人进入李公馆，心中生疑也就尾随而至了。程子卿跟进后，獐头鼠目地向李公馆内张望。
李汉俊见有不速之客，赶紧上前阻挡并盘问；程子卿支吾几句后哈腰退出，令李汉俊颇为诧异。
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到了此人必是密探即上海人所谓的“包打听”，建议应立即中止会议，并要大家尽快离开；于是，代表们赶紧分头离去。
果然，代表们离去不久，即有两辆警车呼啸而至包围了李公馆；一名法国总巡在程子卿引领下，带着几名法国巡捕及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闯入李公馆后翻箱倒柜地足足搜查了两个钟头。
法国总巡还盘问了李汉俊，但均被李汉俊巧言应付过去了；结果，法国总巡一无所得，这才扫兴地离去。
因这一插曲，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能在李公馆继续了，得另择会址。为此，一些代表当晚就集中于李达寓所进行商讨；大家议论纷纷，却一时难决。
此时，在场的王会悟则建议“可移址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去”
。
并介绍，嘉兴有个南湖，与杭州西湖、绍兴东湖合称为浙江三大名湖；湖中有一个湖心岛，岛上有一座气势恢弘的“烟雨楼”
，常引来闲逸之士上岛登楼眺望湖光山水；每年的清明、七夕、中秋等时节总会游人如织，平日里也常有人慕名而至；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曾多次登临烟雨楼吟诗作画；因此，岛上建有一座御碑亭；从而，南湖也就更成了骚人墨客向往之地云集之所。
且湖畔有画舫、洋船等，专供游客泛舟湖中赏景览胜；所以，不妨以游湖之名将会址移至湖中画舫，当可避人耳目更为安全。
而且，嘉兴离上海不远，已有火车相通，仅有两个时的路程，若是前往也很方便。
代表们听了这番介绍后，也觉得在当时情况下确是最佳的选择了；于是，接纳了这一建议，一致同意前往嘉兴南湖续会；并打算在一天时间内将余下的议程完成，唯恐延时多了再生意外。
第二天，代表们分成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
因为，当时的嘉兴南湖很少有外国人前去游玩，若是两名共产国际代表也前往未免太招人耳目；因此，马林与尼科尔斯基也就免了此行。而本该与会的陈公博却被吓破了胆，早已带着他的新婚妻子顾自溜走去往杭州了；因此，到嘉兴南湖参加最后一天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实际上只有十二名代表。
八月二日，代表们扮作游客去往南湖，陆续登上一艘事先租好了的画舫，聚齐后即吩咐艄公将船离岸向湖中缓缓划进。
代表们上船后，见这艘画舫有十五、六米长，三米多宽；分为前舱、中舱、后舱，舱内置有桌椅倒是显得舒畅。于是，将会议安排在中舱进行；一同上船的王会悟则坐在船头放哨，以使代表们能安心于会议。
画舫中备有桌椅，代表们围坐四周；吸取了在李公馆中那场虚惊的教训后，此次特意在桌上摆开了麻将牌，俨然摆出游玩取乐的样子，以备有人来盘查时可权作应付。
这天，细雨蒙蒙游人稀少，但见湖心岛及烟雨楼均隐在了雨幕之中若隐若现，倒使秀丽的南湖平添了几分别样情趣。但是，代表们谁也无心欣赏这雨幕中的江南水乡旖旎风光，皆全身心关注于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议事中。
十一时许，画舫已远离湖岸隐于雨幕中不再被岸上的人留意了；于是，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这艘画舫的中舱内继续。
会议就未完的议题展开了讨论，热烈的讨论进行了数时一直延续到下午。
会议通过了《中国**纲领》与《中国**决议》，确定了党的名称、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基本政策及中央机构与地方组织；并强调了，应与共产国际建立紧密关系，党的当前工作重心是开展工人运动。
接着，选举了中国**的中央领导机构；因考虑到当时的党员人数还少，地方组织也尚待健全；所以，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决定先成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中央局，设一名总书记，组织主任、宣传主任各一名。虽然，陈独秀没有出席，但凭着他的崇高声望，大家一致推选他为?总书记；张国焘则被推选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然后，十二名代表一起庄严地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就这样，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会议在南湖的画舫中整整进行了一天；最后，在代表们一片虽是低声、却是发自肺腑、铿锵有力的“马克思主义万岁”、“中国**万岁”的呼号声中闭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