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谭延闿下台，赵恒惕湖南自治；湘鄂战争，赵恒惕赶走王占元，吴佩孚占据湖北……
却，中国**成立之时，国内的政局仍处于军阀混战之中。此时，粤桂战争算是结束了；但是，湖南政坛上却又上演了政权更迭之戏。
原来，张敬尧被驱逐以后，谭延闿将湖南督军、湘军总司令及湖南省长等三职集于己身，却没有兑现曾对赵恒惕许下的“让其当湘军总司令”的承诺，这令赵恒惕心中甚是不满；自此，赵恒惕与谭延闿之间就有了嫌隙。
而此时，谭延闿考虑到湖南地处中南而与六省相邻，乃华夏中枢要冲之地；而今，北有北洋政府，南有广州政府；每每南北抗衡交锋，总以湘、鄂为主战场；所以，长期以来，湖南可谓是没有一日宁时。为了摆脱这一窘境，谭延闿想了一个办法，打算搞所谓的省宪，欲实行省自治后，使湖南摆脱南、北两个政府的掣肘。
于是，一九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谭延闿就匆匆宣布：“湖南自治，省长须由湘人自选，不再受命于他人。”并扬言要制订一部《湖南省宪法》，作为湘人治湘之根本。
谭延闿此举，目的在于抵制均以中央政府自居的南、北两个强势集团，以免他们染指湘事。
果然，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后不久，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却授意教育总长湖南湘乡人范源濂利用同乡的关系，前来游谭延闿赞同和平统一了。
而尚在上海的孙中山，也致函谭延闿，要他“出兵广西，平定桂乱”。
然而，谭延闿都以“湖南已行自治，不谋涉外事”为由而回绝了，这令徐世昌与孙中山都大失所望。
然而，正在谭延闿为能找到了一块对外的挡箭牌而暗喜之时，不意自己的后院却起火了。
原来，赵恒惕及程潜派的军人，对于大权独揽的谭延闿一直来都心怀不满；曾为程潜部将、时任湘军第六区守备司令李仲麟更是在平江策动兵变，驻平江的湘军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被其部下于应祥所杀；然后，李仲麟与自命为湘军第十二区代理司令了的于应祥一起以清君侧之名进兵长沙，欲逼迫谭延闿下台。
谭延闿顿时慌了手脚，赶紧宣布废除自己的湖南督军之衔，仅留湖南省长一职；而将湘军总司令让位于赵恒惕，希望以此作交换请赵恒惕出面平乱。
然而，此时的赵恒惕对于湘军总司令之位已不屑一顾了；因此，赵恒惕对于李仲麟等人的所为故意放纵不顾而作壁上观。
于是，十一月二十二日，李仲麟、于应祥又会同湘军第三旅第七团团长郭步高、湘军游击司令张伟民等人，更是联名《通电》进行兵谏，非要谭延闿下台不可。
谭延闿被迫无奈，只得宣布下野，将军政大权交予赵恒惕后赴沪养病去了。
谭延闿下野交权，正合赵恒惕之意；但是，赵恒惕也恐被人非议；因此，只受了湘军总司令之职；湖南省长之职却是拒而不受，而提议由省议会选举了原湖南省警察厅长林支宇为临时省长。
赵恒惕就任湘军总司令之职后，为稳定湖南政局，做的第一件事却是诱杀了反叛的李仲麟；从而，令众将畏服，将湘军控制在了自己手中。
然而，谭延闿一派的军人却心中不甘，处心积虑地欲将赵恒惕赶下台；然后，迎接谭延闿回湘重登权位。但考虑此时的湘军已为赵恒惕所控，若用武力自知绝非赵恒惕的对手；因而，谭延闿派军人不敢妄动，遂打算先设法推倒林支宇以剪除赵恒惕的羽翼后再。
于是，谭延闿的部将湘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张辉赞与湘军第一师师长宋鹤庚等人联合起来向林支宇发难了；俩人以筹饷不力为由痛骂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姜济寰，又以禁烟不力为由攻击湖南省长公署政务厅厅长冯天柱；俩人经不得攻击，均难安其位而被迫去职。
林支宇明白此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张辉赞、宋鹤庚等人是在拆他的台柱。因为，林支宇的临时省长之位原本就是赵恒惕将他抬上去的，自己并不稀罕；于是，干脆留下一份《辞呈》，秘密离开长沙挂冠而去。
赵恒惕见林支宇挂冠而去，即派人四出追赶欲予挽留。然而，林支宇去意十分坚定行进很是快速；未待赵恒惕所派之人赶及，林支宇已取道汉口去往上海了。
林支宇出走后，赵恒惕赶紧在湘军总部召集军、政公团联席会议，以解决省长之位空缺问题。
曾为洪宪六君子之一、时任湖南矿务局协理胡瑛即言：“赵总司令德威兼重，湘省之席非公莫属。”众人随之附和；于是，赵恒惕兼任临时省长，谭延闿派军人的计谋落空了。
赵恒惕兼任临时省长后，即组建了一个制宪筹备处，邀集汉口明德大学教授李剑农、浙江省议员蒋百里、国会众议员彭允彝、中国大学校长王正廷等一批省内外的学者名流，在岳麓书院内共同精研探讨数月后，终于起草完成了一部《湖南省宪法》。
赵恒惕打算依据这部《湖南省宪法》，通过一套较为严谨的程序，使自己的湖南省长之位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以求得个名正言顺。赵恒惕还将自己的此举标榜为继谭公延闿之未竞事业，甚是正大光明无可指责。
同时，赵恒惕还下令恢复了湖南省内的各级议会，进而改选了各级议员；一时间，在赵恒惕的主导下，民主选制在湖南境内倒是有模有样地展开了。果然，在依据《湖南省宪法》进行的选举中，赵恒惕顺利当选，并因此获得了民选省长的美誉；至此，湖南的军政大权就集于赵恒惕一身了。
赵恒惕主政湖南后，也同谭延闿一样，感到自己是生存于南、北两个民国政府的夹缝中，日子并不好过。为此，他在谭延闿主张的湖南自治基础上，进而《通电》倡议联省自治了。
《通电》道：“湘省地处要冲，迭遭变故，今划分军民两政，民选省长，赶制省自治法，以开先路而肇初基。苟省悉能自治，则地方有各自发展之能；苟省互为联结，则举国有提挈并进之道；行此联省自治，方可富民生，强国力，图久安。”
赵恒惕的联省自治倡议，得到了四川的刘湘、广东的陈炯明等人的响应，不由得飘飘然了；于是，赵恒惕又派人赴湖北游，希图将这个近邻也拉入联省自治的圈子中来。
然而，此时的湖北人所关心的却是如何将湖北督军兼省长王占元赶走。
王占元是山东馆陶人，自从一九一五年底主政湖北以来，在鄂地搜刮了大量的民脂民膏，用于到津、沪等地租界内置产；比起湖南的张敬尧来，王占元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就令鄂人恨之入骨了。
因此，当湘人在“湘人治湘”的口号下驱逐了张敬尧后；鄂人也欲效仿，以“鄂人治鄂”为号召，将王占元驱逐出湖北。
但是，因鄂人中没有能呼风唤雨之辈，也就只有所思而没能所为。而今，赵恒惕派人入鄂；倒令鄂人想到了何不借助于湘人之力，以达驱逐王占元之目的。
于是，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次长蒋作宾受众鄂绅之托，入湘游赵恒惕了。
蒋作宾见到赵恒惕后，竭力游他出兵湖北，帮助鄂人驱逐王占元；并许诺“驱逐王占元以后，湘军可在鄂南驻兵两个师，其军饷则由鄂人供给；且汉阳兵工厂所制军械，亦可供湘军使用。”
赵恒惕闻有如此优厚的交换条件，不由得动心了；且又暗思，此事若成，非但能得此实惠；而且还能将北洋政府的势力从湖北迫退，消除对湖南的直接威胁，并让湘军势力拓展到湖北；如此，有了湖北这块缓冲地与挡箭牌，湖南也就安稳多了；如此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于是，赵恒惕当场拍板做出决定，应允了鄂人所邀，立即出兵湖北。但是，因此时的湖南已有了一部所谓的《湖南省宪法》，如此大事须经省议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施行。于是，赵恒惕即致函湖南省议会，将援鄂之事交付审议；函曰：“湘鄂本为一家，鄂民请求拯救，情词迫切；吾省为崇民意，顾全邻谊起见，乃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援鄂’。”
赵恒惕所述似是有理，湖南省议会也就审议通过了。
于是，一九二一年六月，赵恒惕派遣了一支援鄂军，以湘军第一师师长宋鹤庚为援鄂军司令，由岳州出师进军湖北。同时，赵恒惕将近千名鄂西民军改编为湖北自治军，让鄂军中有名气的湖北麻城人夏斗寅出任湖北自治军司令，作为先锋部队。
王占元闻报湘军来攻，赶紧调兵遣将；任命鄂军第一师师长孙传芳为前敌总指挥，率部抵御湘军。
孙传芳受命后，即从驻地荆州移防，日夜兼程前往抵敌。不日，孙传芳率部抢先抵达鄂东南的崇阳、通城地区，即在蒲圻、羊楼洞、赵李桥等地布下了三道防线。待等湘军到达，孙传芳已严阵以待了。
宋鹤庚见鄂军已有所备，只得马不停蹄地就对鄂军发起进攻。
此时，湘军兵力数倍于鄂军；然而，孙传芳硬是顶住了湘军的多次进攻，两军激战八昼夜却难分胜负。
宋鹤庚想不到鄂军中竟有如此悍将，只得与孙传芳在崇阳、通城等地对峙了。
就在湘、鄂两军难分难解之时，第一个响应“联省自治”的四川督军刘湘前来协助赵恒惕攻打湖北了。因王占元调兵抵御湘军，部署在鄂西的兵力显得空虚；刘湘则乘虚而入，由万州出发经奉节入鄂，东进直取宜昌。
鄂军两面受敌难以抵挡了，王占元赶紧向吴佩孚求援。
湖北位于华中腹地，南邻湘、赣，西接巴蜀，北靠豫、陕，东通苏、皖，可谓是南北要冲、东西通衢之所在；且又是直系发祥之地及大本营所在，岂容再失？因此，吴佩孚闻报湖北危急后，也急欲发兵驰援。
然而，因王占元是山东人，与皖系首领段祺瑞有理不清的纠葛；然因，此人能见风使舵，游离于直、皖、奉等军阀之间且能左右逢源；故而，在段祺瑞倒台之时，王占元却倒向了直系，这才保住了湖北督军之位。
但是，吴佩孚对于王占元看不顺眼，早就有换乘之意，只是苦无藉口。而今，湘、鄂两军交火了，迫使王占元主动求助，吴佩孚觉得机会来了。
再，湘、鄂之战也正是缘于非湖北人的王占元肆无忌惮地鱼肉湖北百姓而被鄂人唾弃，以至于鄂人要以“鄂人治鄂”为由驱逐王占元；从而，让赵恒惕能趁机而入。
看来，欲平定湖北、让湘军退兵，不能仅靠武力；尚须从根本上着手，在武力威慑的同时还得以安抚民心为上；要达此目的，同样得将王占元驱除，以顺应鄂人诉求。
然而，王占元占据湖北多年，毕竟也有一定根底；虽然，王占元眼下已是内外交困处境危急，但其手下毕竟还有着不少兵力，岂愿轻易离去？
若用武力驱逐，非但自己要徒耗兵力，还会落个夺人地盘的骂名。
看来，自己不可急于用兵，尚须放任让赵恒惕去驱逐王占元；待等湘、鄂角逐两败俱伤后，自己则可坐收渔利，岂不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