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眼下正是“北伐”的关键时期，蒋介石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即“北伐军”总司令，怎可倒就倒？有道是临阵换帅乃军之大忌，若在此时“倒蒋”必会影响大局，甚至于功亏一篑而导致“北伐”失败，这却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故而，“迎汪复职”后“倒蒋”，是不可取的。
如此看来，只有第三条路可行了；即是，“迎汪复职”后仍保留蒋介石在军中的地位，进而促成“汪、蒋联合”，以形成“汪精卫主政、蒋介石治军”的格局；如此，既可保证政治上的“左倾”路线，又能保证军事上再接再厉取得“北伐”全胜，岂不是两全其美？
经过如此这般探讨后，最后求得一致意见，决定“支持‘国民党左派’的‘迎汪复职’，但须力促‘汪、蒋合作’”。
而蒋介石对于何香凝的提议“迎汪”，确实感到十分意外；不过，他细加琢磨后却已觉到何香凝的初衷并无恶意，只是处事不当；所以，蒋介石并不记怨于她。
蒋介石担心的是，何香凝的这个提议或会让“国民党左派”利用，以对他发难。
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左派”趁此机会很快就将“迎汪复职”之事在党内闹得沸沸扬扬了。
蒋介石明白，“国民党左派”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完全是针对自己而来的。不过，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党左派”毕竟仅是些只会耍嘴皮子的儒夫子，用不着太放在心上。
令蒋介石确实感到有点害怕的，却是他那“黄埔军校”中的弟子也跟着起舞了；因为，“黄埔军校”是自己的地盘，原以为“中山舰事件”后已将中＊共＊的势力清除而水泼不进了；但想不到却并非如愿，这简直是后院起火了，如何了得？不过，蒋介石不相信自己的弟子会与他作对，定是受人挑唆与被利用所致，甚至于又疑心生鬼地怀疑是中＊共＊所为；因此，更将中＊共＊记恨了。
然因，当蒋介石想到，眼下对他发难的主要是“国民党左派”；所以，当务之急是对付党内的异己分子。至于中＊共＊，只要没与“国民党左派”联手对自己发难，则暂时搁置一旁以后再。
为此，他派遣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大队长胡公冕到上海去见陈独秀，以探测中＊共＊对于“迎汪复职”的态度。
于是，胡公冕去往上海见陈独秀了。
胡公冕是中＊共＊党员，此次赴沪虽是受命于蒋介石，但他本人却也担心“迎汪复职”若是演变成“迎汪倒蒋”恐会影响“北伐”大局；因此，他见到陈独秀后，直抒己见道：“汪精卫回来，若被军阀利用，国民革命阵营必遭瓦解，恐对大局不利。”
因为，中＊共＊中央已对此事有了决定；陈独秀见蒋介石派胡公冕前来，觉到了蒋介石对此已是十分担心；因此，认为得将本党的态度对其坦陈，以对其安抚免得节外生枝、有害大局。
于是，陈独秀即让维经斯基与张国焘一起去会晤蒋介石；一面敦促蒋介石须赞成“迎汪复职”，一面则明确对其表示“继续支持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
接着，十月三日，陈独秀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在《给粤区信》中明确提出：“汪精卫回粤固然重要，但实施时必须万分谨慎。若不顾蒋之意硬要迎汪殊太危险。”并特别告诫中＊共＊广东区委：“‘迎汪’必须以蒋同意或‘北伐’战事大胜为前提，万不可鲁莽从事。”
陈独秀以为，如此当能稳住蒋介石免生不测之事而确保“北伐”顺利进行；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这无疑是给中＊共＊自己套上了一个“只能向蒋介石妥协”的紧箍。
而蒋介石获知中＊共＊的这一态度后，心中确是宽了许多，至少明中＊共＊尚不会与“国民党左派”联手来对付他；如此，仅有“国民党左派”的发难就好对付多了。
只是，“迎汪复职”已是人心所向，自己不宜再加阻止；否则，违了众意恐会对己不利。好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增设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致使而今的国民党有了两个并列的主席；而自己正是这“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已与汪精卫并起并坐了。
所以，即使让汪精卫回来，也无非是将现在由谭延闿代理着的几个职位归还于他罢了，不会损到自己怎么大、或不必过多顾虑。
再，现在党内真正要心慎防的是唐生智。因为，唐生智手中有兵，其实力膨胀之快速、实在令人吃惊；且其已显露出了蔑视自己、对己不恭之态，迟早有一天或会爬到自己头上来撒尿拉屎，倒是要预先防一手了。
所以，让汪精卫回来，或能假手于他、镇住唐生智；如此，若真能化弊为利、何尝不可？蒋介石如此自我解释与宽慰后，也就决定顺应众意也“迎汪复职”了。
于是，十月三日，在国民党内外一片“迎汪复职”的呼声中，蒋介石给汪精卫发了一份《电报》，称：“本党使命前途，非兄与弟共同一致，始终无间，则难望有成。兄放弃一切，置弟不顾，累弟独为其难于此。兄可敝屣尊荣，岂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乎？弟当派员前来迎驾，望兄与之偕来，肩负艰巨，弟之幸甚。”
蒋介石如此表态后，“迎汪复职”的最大阻力消除了，也就显得水到渠成了。
于是，十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区党部在广州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迎汪复职案》，并决定“派人赴法国迎接汪精卫”；就这样，“迎汪复职”正式付诸实施。
而蒋介石处理完这个棘手问题、化解了“国民党左派”对他的一次发难后，遂又可以集中精力来对付“赣、鄂”的战局了。
且，国民党内部忙于“迎汪复职”之时，李宗仁率第七军却已进入了江西。
不过，李宗仁并没有急于攻打南昌；因为，他觉得，“北伐军”两次攻打南昌得而复失，究其原因是由于没有控制南浔铁路；使得孙传芳能将从“浙、苏、皖”调集的援兵由鄂东南进到赣东北的九江，再经南浔铁路直至南昌。
故而，欲取南昌，得先控制住南浔铁路，以切断南昌与九江的联系，阻截孙传芳从“浙、皖”等地向江西输送援兵。
为此，李宗仁率部进入赣北后，就派遣主力奔袭位于南浔铁路线上靠近九江一侧的德安；欲攻取德安，将南浔铁路拦腰切断，以阻截来自九江的“援赣军”。
坐镇在九江的孙传芳也料到了“北伐军”会来这一招，已派遣“浙军”第四师师长谢鸿勋驻守在距德安一百多里的武宁，以阻截“北伐军”夺占德安。
武宁地处“湘、鄂、赣”三省边陲要冲，北有幕阜山，南有九岭山，可谓是天然屏障难以逾越；武宁北面有一个名为箬溪的镇，镇前有一道绵延数里的盘龙岭，岭前有一条溪利于防守。
因此，谢鸿勋进驻武宁后，即在箬溪修筑工事欲据险固守。
同时，孙传芳又《命令》驻于鄂东武**的“皖军”总司令陈调元进攻武汉，欲行“围魏救赵”之计、以解江西之危。
然因，陈调元曾在“湖北陆军学堂”任教，与曾就读于该校的唐生智、何应钦、白崇禧等人关系较密；故而，不忍与正驻于武汉的唐生智兵戎相见，也就没有遵令而驻兵不前。
而江西战场上，“北伐军”第七军第一旅旅长李明瑞率部先行抵达箬溪后，即对谢鸿勋的驻军发起攻击。
谢鸿勋奋力抵抗，激战一天难分胜负。
但接着，李宗仁的第七军络绎而至了。
谢鸿勋毕竟只有一个师的兵力，面对数倍于己的“北伐”大军、自知孤军难敌；于是，赶紧向在南昌的“浙军”总司令卢香亭求援。
然而，卢香亭没派兵驰援，却要他坚守三天，这令谢鸿勋感到十分失望。
箬溪镇四周虽有岗峦可供驻守，但那条溪流毕竟不是天堑，如何挡得占压倒性优势的李宗仁的第七军？
第二天，李宗仁下《令》对谢鸿勋部发起总攻；于是，第七军的第一路指挥夏威与第二路指挥胡宗铎各率部很快就突破了谢鸿勋在箬溪布下的防线；然后，从左、右两侧对驻守在箬溪镇上的谢鸿勋部包抄围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