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原定在上午进行，然而到了半晌午，签到的议员离法定所需数仍相差甚多，这令曹锟与吴景濂又都十分诧异了。
原来，是因为吴景濂太过精明而近乎谲诈所致。
吴景濂虽然想到了贿选的办法，但又担心议员们拿了钱后仍不投曹锟的赞成票；所以，规定给议员们的贿金不采用现款支付的方式，而是以大有银行、盐业银行等几家国内银行的支票进行给付；且所给的支票又是空白的，其支款额及付款人签名栏均暂不填写，而告以“须在总统选出三日后方再填写兑现”；吴景濂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万无一失而不必担心议员在投票时耍滑头。
然而，吴景濂此举只能算是自作聪明一厢情愿，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因为，只有那些保定派或信得过吴景濂的议员才不在乎，如了他的意到时都前来投票了。
然而，另有多点心眼的议员却怀疑吴景濂或许是在糊弄人；因为，这笔贿金毕竟不是数，曹锟与吴景濂或许会肉疼；因此，担心吴景濂将选票骗到手后却翻脸不认账；届时，能向谁要钱？所以，都不禁心存疑虑犹疑不决了，有的也就干脆打算放弃这笔诱惑而不来捧场了。
这么一来，眼见得精心策划的选举仍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进行，令吴景濂焦虑万分了。
此时，吴景濂最担心的是选举不成难以向曹锟交待；因此，他只得一面宣布选举延时，并扬言“什么时候足数了，什么时候举行选举”；一面赶紧派遣心腹四出，将尚在京而没有到会参加投票的议员从家中请来。
而为了消除这些议员的顾虑，吴景濂只得改口许诺“只要到会参选，即予当场兑付”；同时，却又加上一句威吓：“别惹恼了大帅，谁都没好果子吃。”
如此软硬兼施后，终于将在京的议员们全都请到，这才凑足了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而可以行选了。
经此折腾后，已经是时近傍晚，这才开始选举；选举结果可想而知，曹锟以过半数的四百八十票当选为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从而，圆了他的总统梦。
就在曹锟靠贿选当上总统之时，经化装后已逃离北京潜至天津了的众议员浙江淳安人邵瑞彭却致函京师地方检察厅，将吴景濂等人向议员行贿之事控告了。
但因，京师地方检察厅是在曹锟的管控中，岂敢受理此案而去捅马蜂窝；因此，就把邵瑞彭的控告压下了。
于是，邵瑞彭又将此事见诸报端公布于众，并附上了自己收到的吴景濂用以行贿的那张支票以作证；如此一来，曹锟的“贿选”丑行就大白于天下了。
“贿选”丑行被揭晓，立刻激起了国人的公愤；顿时，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集会进行抗议声讨。
已回广州了的孙中山闻知此事后怒不可遏，立即《通电》声讨并严正指出：“曹锟之贿选，乃明国家之奇耻大辱。”
而已南下至沪的一百七十一名议员则联名发表《宣言》，也声讨曹锟的贿选之罪。
上海六十多个社团的二千余人则在天后宫集会，《通电》中外不承认曹锟当选；江、浙等地的民众更是捣毁了受贿议员的宅第，痛骂受贿议员为“猪＊仔＊议员”、本届国会为“猪＊仔＊国会”、曹锟为“贿选总统”。
但是，曹锟谋求总统之位可谓已是不顾一切了，现在既已到手岂愿再放弃；所以，虽然遭受了国人的一片唾骂，但却厚颜无耻地仍于十月十日宣誓就职；且仗着他手中有直系这张王牌而有恃无恐，此后全不顾国人的同声谴责与反对而赖在总统的宝座上死不肯下台。
孙中山见国人的谴责与指斥，对于恬不知耻的曹锟之类已毫无作用；唯一的办法只能是用武力将其推翻，也就更坚定了其起兵北伐讨贼的决心。
于是，孙中山派人与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联系；呼吁再组“反＊直＊联盟”，共同对付直系并起兵讨伐。仨人倒是亦有此意，均愿响应孙中山的呼吁而再结“反＊直＊联盟”。
只是，此时的段祺瑞手上无兵无卒，起兵讨伐对他而言近乎空谈。
卢永祥虽据有浙、沪，且也愿起兵讨伐；但是，其实力毕竟有限，不免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且此时，江苏督办齐燮元与福建督办孙传芳正虎视眈眈地瞄着他，使他不敢掉以轻心；因此，卢永祥虽有讨贼之心却无捉贼之力，只能隔空喊上几句发泄一下心中的愤懑，却难以真的起兵讨伐。
张作霖倒是仍有足够的力量与直系抗衡，且正欲报仇雪耻；但是，奉系毕竟是才败北不久元气有待恢复；因此，张作霖虽也有讨伐之意，但却难以急于起兵，觉得只可待元气恢复后再作图谋。
而孙中山虽然竭力呼吁大家起兵讨伐，其实他自己也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他欲对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尚在筹办中还未完成，鉴于以往的教训，若没有全党的协力同心是难使北伐成功的；二是，直系毕竟有列强撑腰，自己的实力目前尚不能与其匹敌；也正因此，孙中山竭力谋求苏联的军事援助；而今，苏联虽已答应了自己，但所援助的军资却尚未运抵；没有苏联的军援以充足实力，孙中山欲举北伐则胜负难测；更主要的是，他所派遣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此时尚在莫斯科；有关在库伦建基地之事，未知蒋介石与苏联政府商议有无结果？
此事未定，其他诸事也就无从下手。
因此，孙中山呼吁了一阵后，眼见各方没有动静；也遂冷静下来，觉得应先将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处理好；然后，才可起兵讨贼；因此，北伐之事又暂缓了。
且，曹锟贿选之时，中国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一行五人却已到了莫斯科。
蒋介石到达莫斯科后的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拜会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这位曾化名为吴廷康的俄国人是个中国通，因其多次来华，蒋介石早已与他面熟；因而，俩人会晤不受拘束谈话甚是投机。
接着，蒋介石又拜会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鲁祖塔克等人；会晤时双方以姊妹党相称，气氛也十分融洽。
在与鲁祖塔克会晤时，蒋介石介绍了中国社会现状与孙中山南方政府的情况；并直言来此目的“是想了解贵党，汲取贵党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并聆听贵党对我党工作的建议”。
鲁祖塔克则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及革命进程中的一些教训，又介绍了苏联的社会现状与民族政策；而对于中国国民党的工作，则建议应重视宣传与发动劳工大众参与革命。同时，鲁祖塔克还提议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可派代表组成专门委员会，以协调与沟通两党间的工作，并讨论了一些其他的细节问题。
因蒋介石此次莫斯科之行负着一个重要使命，即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并同意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在外蒙古的库伦建立军事基地；以便能让国民党的军队由库伦南下奔袭，给盘踞于北京的直系军阀以出其不意的打击；从而，用武力推翻由直系把持的北洋政府，以谋取中国的统一。
为此，蒋介石礼节性地拜会了苏联的一些政要后；即于九月九日，特意拜访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与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加米涅夫俩人。
在与斯克良斯基会晤时，蒋介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俄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尽量向中国南方多派人，去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队”、“向孙逸仙代表团提供了解红军的机会”、“共同讨论中国的军事作战计划”等三项要求。
斯克良斯基答道：“苏联已经向中国的南方政府派去了一些军事人员，但因了解中国并懂得汉语的军事干部不多，也就不可能大量派遣；可行的办法是，由苏联帮助建立专门的军事学校，用苏联红军的训练模式培训军事人才。”
至于代表团想了解苏联红军，斯克良斯基表示可以，并很快做出了安排。而关于讨论中国的军事作战计划，因蒋介石有关在库伦建基地尚是腹稿而未成；所以，斯克良斯基没有明确答复，要待蒋介石拿出《军事作战计划》的书稿后再。
不过，三点要求中已有两点得到了明确答复，蒋介石也就感到满意了。而斯克良斯基没有就军事作战计划作明确答复，蒋介石倒是也觉得责任在自己，都怪自己没有做好字准备之故；好在，此军事作战计划本来就是蒋介石所谋而全在他的脑海中，撰成书面字无非是菜一碟即刻可就。
于是，蒋介石与斯克良斯基晤面后，就着手撰写《军事作战计划》了。
且此时，孙中山给列＊宁、托洛茨基和契切林分别致函，言：“蒋介石乃之参谋长与特使，吾已授权其全权行事；蒋将军将提出一项军事作战计划，望贵国政府及军事专家协助妥议。”
孙中山的这些字无疑又是对蒋介石的信任与敦促，蒋介石也就尽力而为了。
数天后，蒋介石就拿出了军事作战计划；始名《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后更名为《中国革命的新前景》。
全篇分中国目前形势、敌人、军事行动目标等十八个部分，着重就中国社会现状、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目的、中国国民党与直系军阀力量对比、拟采取的军事计划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蒋介石直言不讳道：“国民党的敌人是直系军阀，军事行动的目标是直捣北京。”
因此，在第五部分“两个拟议中的军事基地”中，蒋介石从军事角度考虑，提出了可在蒙古的库伦与新疆的乌鲁木齐建立军事基地；因为，从南方的广州北伐，必定费时劳民耗资疲师；而若能从地处中国西北的这两个基地出发，则能迅速地直迫北京，收到事半功倍的奇效。
蒋介石的这个计划，虽然当时是口头向孙中山谏言，但已得到了认可；现在，用字表述了，蒋介石可谓是胸有成竹，满以为也能得到苏联军事专家的赞许。
但谁知，蒋介石将《中国革命的新前景》交出后，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却迟迟没有回音；蒋介石不知何故，只好耐心等待，但心中已有了一层阴影。
此后，蒋介石一行根据安排参观了苏联红军第一四四团、步兵第二学校、高级射击学校、海军学校等军事单位；然后，前往彼得格勒，登上摩拉塔战舰游览涅瓦河，参观了喀琅施塔得军港；同时，参观了冬宫、彼得宫、圣伊萨克大教堂等地；此番游历可谓是尽兴了，蒋介石十分高兴。
参观过彼得格勒后返回莫斯科，蒋介石见斯克良斯基等人对于《中国革命的新前景》仍无回音，不由得焦虑起来。
于是，蒋介石又进行了一些修改后，更名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关于越飞五月一日东京电中所提建议之备忘录》，再次送交给了斯克良斯基与加米涅夫；同时，另外给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也送交了一份，希望能使这位当时苏联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引起注意；并附上一函，函中表达了“恳望尽早与苏方讨论，以便尽快执行计划”之意。
《备忘录》送出后，蒋介石只得又耐心等待了；此间，又拜访了苏联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并受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加里宁的接见。
十月二十五日，维经斯基邀请蒋介石到共产国际做了《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演讲。
然而，当蒋介石阐述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后，却遭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的尖锐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