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利用参与决策的机会，力促通过了“新式农具”
在北方数道的扩大推广计划，争取到了“海船改良”
项目更大的资金与资源支持，推动了“百工创新署”
筛选出的几项高效纺织、灌溉技术在官营作坊的试行。
同时，他开始尝试将“格物所”
的一些研究成果与朝廷大政更紧密地结合，比如建议在修订历法、兴修水利、规划漕运时，更多采纳“格物所”
及钦天监的实际测算数据；在讨论边备时，引入对“新式弩机”
、“改良甲胄”
防护效能的评估。
朝堂之上，随着“新后”与“新贵”的崛起，官员队伍也在悄然发生着分化与重组。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为首的“元老派”（或可称“关陇守成派”），虽然核心权力未受根本动摇，但在“废王立武”之争中受挫，面对皇帝扶持的新兴力量，不得不采取守势，更注重维护既得利益与政治传统，在具体政务上，与皇帝及“实学革新派”的博弈更加频繁而微妙。
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拥武派”（或可称“寒门进取派”），则因拥立新后之功而地位显著提升，他们多出身中等门第或寒门，渴望打破关陇集团对高级官位的垄断，对皇帝推行的“新政”和“实学”多持支持态度，成为朝中一股不可忽视的、较为活跃的政治力量。但他们根基相对较浅，内部也非铁板一块，有些人是真心认同新政，有些人则更多是投机。
以于志宁、张行成等部分东宫旧臣、以及一些务实派官员为代表的“中间派”，则相对超脱于激烈的派系之争，更关注具体政务的得失与国家的稳定发展。他们对李瑾的“实学”和务实作风多有认可，对皇后展现出的理政能力也不排斥，是皇帝和李瑾可以争取、合作的重要对象。
而军方，在李勣“此陛下家事”的表态之后，整体保持了相对中立和服从皇权的姿态。只要皇帝的政策不严重损害军队利益或边防安全，军方通常不会直接介入朝堂的派系斗争。这无疑为皇帝和李瑾推行新政，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在这全新的政治格局中，皇帝李治居于核心，平衡各方。
他既需要借助长孙无忌等老臣的经验与威望维持朝局大体稳定，又需要依靠李瑾、许敬宗等新进力量推行新政、巩固皇权、制衡元老，同时也要留意军方的态度。
而武媚娘作为皇后，则在内廷为他稳定后方，笼络命妇，提供不同于朝臣的视角与建议，某种意义上成为他延伸的“耳目”
与“臂膀”
。
李瑾则在前朝，作为“实学”
与“新政”
的旗帜与执行核心，在政事堂内与各方周旋，将皇帝的意志和新兴的政治理念，逐步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与实效。
一种全新的、动态的、以皇权为核心、新旧力量并存博弈、务实与革新渐成风尚的权力格局，已然形成。它不再是以往那种由少数几家顶级门阀和顾命老臣相对垄断的局面，而是呈现出更多的开放性、竞争性与不确定性。虽然暗流依旧汹涌，矛盾并未消失，但一种新的平衡已然建立，并为未来更深层次的变革，预留了空间与可能。
立政殿的灯火，常常亮至深夜，那是新后在披阅文书，思虑宫务乃至天下。门下省政事堂的烛光，也时常映照着新贵与老臣们争论、妥协、最终形成决策的身影。太极宫、皇城、乃至整个长安，都在这新的格局下，缓缓调整着呼吸与脉搏。
夏夜深沉，星河璀璨。站在即将完工的、位于将作监内的“格物所”新观测台上，李瑾望着满天星斗，又望向皇城方向那两处最为明亮的灯火所在——立政殿与门下省。他知道，属于他的时代，真正开启了。前路依然有荆棘，有明枪暗箭，有莫测的君心与人心，但也有广阔的天空与值得奋斗的未来。
他与她，一在后宫，一在前朝，虽不能常相见，甚至需更加谨慎地保持距离，但那条名为“同盟”、名为“理想”、甚至掺杂了更复杂情感的纽带，却因共同历经的风雨与如今并肩而立的高度，而变得更加坚韧、更加深沉。
新后已立，新贵已升。棋局新开，落子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