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杨度组建筹安会，袁世凯筹备称帝；凤仙义助蔡锷……
却，袁世凯虽然在《中日条约》上签字，背了个骂名；但总算迫使日本让步，所索取的大多是些本来就已被攫去了的东西，袁世凯心里倒是自慰了许多；在他觉得，这正是自己玩心术耍手腕的结果，也就有点沾沾自喜了，甚至于自我标榜为“日本人的克星”。
而因《中日条约》签署，日本政府真的表示了对袁世凯称帝的支持；日置益甚至于当面对袁世凯道：“我国希望袁总统能再上一层楼。”
此话的意思十分明白，能得到日本政府如此表态，对于袁世凯来倒可以是有失有得。
不久，《二十一条》风波渐息，袁世凯也就又有精力圆他的皇帝梦了。
时有河南项城袁世凯的老家差人来报，言：“近日，袁氏祖坟旁，忽然长出一条紫藤；粗若碗口，长达数丈，蜿蜒曲折，状似盘龙。”
袁克定觉得这倒又是劝父亲称帝的话头，即向袁世凯进言：“龙者，人君耶，应为瑞兆；此乃天意昭示，袁氏可登极也。”
袁世凯本来就甚是迷信，听儿子这么一；信以为真了，以为真是上苍在向自己昭示“可登极称帝了”？于是，一面吩咐袁克定赶回项城老家去好生保护那棵龙藤，一面则加紧复辟称帝的准备。
同时，袁世凯还抬出孔子，欲假手儒家学倡导的封建纲常礼教约束国人，以期恢复前朝礼制而为其复辟称帝开道；为此，袁世凯先后颁发了《尊崇孔圣》与《祭孔令》，称道：“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唯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
翌年仲秋，袁世凯即带上总统府的一大班人马亲赴山东曲阜大祭孔丘。并给孔子七十六代嫡孙、世袭衍圣公的孔令贻颁发了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还让孔令贻出任筹安会的名誉理事，以更利于为袁世凯复辟称帝造势。
在实施称帝以前，袁世凯还打算先实施一项废省改道计划，将行政体制回复成满清皇朝时的道台制，为称帝之路先做个铺垫。其实，早在镇压国民党的二次革命时，袁世凯已开始逐步采用道台制了，只是没有明言而已。
当时，北洋军从国民党手中夺得赣、湘、鄂、皖等省，袁世凯就不再在这些省中设置省一级的行政长官，而仅设置了省以下的道一级的地方行政长官即镇守使或护军使。袁世凯先后任命了李纯为江西护军使、王占元为湖南护军使、张勋为江北镇抚使、倪嗣冲为皖北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镇守使，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李厚基为福建镇守使、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朱庆澜为黑龙江护军使。
当时，袁世凯采取这一措施只是为了削弱地方行政长官过于集中的权力，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避免藩镇之祸。而今，袁世凯欲将这一改制推广至全国，为称帝铺路做准备。于是，袁世凯打算以述职之名召集各省将军至京开一次军事会议，公开宣布并实施废省改道计划。
然而，袁世凯的这一举措在北洋军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因为，袁世凯的天下是北洋军帮他打下来的；袁世凯坐定天下后，那些为他舍生忘死冲锋陷阵的北洋军将士、特别是冯国璋等人均巴望着凭汗马功劳当一会“并肩王”；而袁世凯此举无异于是要削他们的权并降低北洋军的地位，这令冯国璋等人甚是不乐，北洋军中一片怨声了。
袁世凯这才觉到了此举有点不妥，只少还没到时候；因为，他知道北洋军是自己的依靠，若是寒了北洋军将士的心，岂不是在拆自己的台？为此，袁世凯取消了军事会议，只是要各省都督进京述职；同时，将废省改道计划搁置不提。
同时，袁世凯为了进一步笼络冯国璋等北洋军将领，特授予冯国璋宣武将军、段祺瑞建威将军、曹锟虎威将军、段芝贵彰武将军、张勋定武将军、姜桂题昭武将军、龙济光振武将军、陆荣廷耀武将军、张锡銮振威将军，另有数十名将领受衔；如此，北洋军将领中的怨声才渐渐地平息了。
经此波折后，冯国璋等人已觉到了袁世凯有称帝的打算；对此，北洋军将领却是各有所图意见不一了，而冯国璋却深觉不妥。
于是，在进京述职时，冯国璋直截了当地问了袁世凯：“外传大总统欲改帝制，未知确否？”
袁世凯明白冯国璋的问意，觉得不宜直言相告；于是，谎言敷衍道：“谣传安可信？吾身为大总统，与皇帝无异，何多此一举耶？”
袁世凯所言听似在理，冯国璋信以为真不再追问，述职后即回江南去了。
冯国璋离去后，袁世凯的称帝戏却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虽然，袁世凯已觉到了冯国璋不赞成他称帝；但转而一想，冯国璋等人毕竟是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再是有异议也不至于跟他过不去吧？何况，一旦自己登上帝位，给他们加封进爵岂不就能万事大吉何虑之有？因此，袁世凯并不把冯国璋等人的态度放在心上，仍我行我素地一意而为。
此前，时任参政院参政、有宪政专家之称的杨度，曾向袁世凯呈送洋洋两万字的《君宪救国论》，言：“中国如不废共和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建立大功业之极好机会。”也劝进袁世凯称帝了。
杨度所言正合袁世凯之意，袁世凯大悦称之为至理名言，乃赐匾额一块亲题“旷代逸才”四字；杨度受此恩宠，也就更卖力了。
于是，八月十四日，杨度联络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严复等所谓的六君子，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发起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筹安会，杨度自任理事长。并发表《宣言》公开宣称筹安会的宗旨是：“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
如此，杨度等人的真实意图也就十分明白了；即是，欲借学术探讨之名，旨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造势。
后来，又有被世人称为“七人”的时任内务总长朱启钤、农商总长周自齐、财政次长梁士诒、奉天巡按使段芝贵、将军府震威将军雷震春及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侄子袁乃宽等七人也参与其中了；世人遂将此七人与六君子合称为“十三太保”，为复辟称帝造势的力量也就更盛了。
接着，六君子《通电》各省派代表来京讨论国体问题；然后，即以各省代表的名义宣布：“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废除民主而立君主。”同时，又组织了各省旅京人士以公民请愿团的名义向参政院请愿，提呈了要求变更国体的所谓《请愿书》。
这场复辟称帝的闹剧愈演愈烈，冯国璋这才感到自己被袁世凯哄了，从此心存芥蒂。
而曾经竭力主张宪政的梁启超，对于杨度等人为袁世凯称帝如此不遗余力地帮腔，却一反常态地表示了反对。于是，梁启超立即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掷地有声地给了那些鼓吹复辟帝制的丑们一记当头棒喝。
梁启超在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之可贵者，乃赖于习俗；帝位之尊，安能随心所欲？既尊，则不可亵渎，不可舍弃；一旦被弃，断难再复。譬如泥塑神佛，置于殿堂，人皆膜拜，信其有灵验耳；若践踏于猪圈，虽复归殿堂，则无人再信其复有灵验也。如今共和已成，复求君主，与其何异？徒劳无益，必败可知。”
此时的梁启超倒是比杨度明智多了，没有参与复辟帝制的活动。
然而，梁启超的态度并没能阻止杨度等人所为，更难以左右时局；在袁世凯幕后指使下，由杨度主导的复辟帝制闹剧仍然一波接着一波地继续下去，直至推向**。
在杨度的推波助澜下，袁世凯的欲称帝更心切了；此时的袁世凯，也觉得此事已是水到渠成是时候了。
因为，内、外局势似乎对他都很有利；国际上，最令他畏惧的日本因签署了《中日条约》后已明确表示了“支持中国恢复帝制”
；而别的列强仍在忙于欧战，只要不损到他们的在华利益，他们不会太多的来顾及一个东方弱国的这些事；再，列强中的龙头老大大英帝国的政体不也是君主立宪制吗？
所以，自己欲趋同途，其应是认可而不该反对。
而国内，他所能听到、看到的全是一片劝进称帝的声音；袁克定的那份伪《顺天时报》上，所能看到的全是此类章，袁世凯稀里糊涂地信以为真。
杨度的筹安会及公民请愿团的《请愿书》更是实实在在的，这令袁世凯误以为是国人的同声呼吁。
此时的袁世凯，似乎觉得自己真的要被众人抬上九霄云天而成为真龙天子，晕乎乎的有点不辨东南西北了。
何况，那些如同悬石似的一直来令他忧心的几股政治势力，现在也多被摆平或清除了。孙中山与黄兴均已潜逃海外，俩人赖以兴风作浪的国民党已被取缔，若想东山再起有待时日，估计一时间兴不起大浪。黎元洪是个窝囊货，且已被调虎离山的幽居在了瀛台，想必其再无能量也无胆魄敢与他袁世凯唱反调了。
唯一使袁世凯尚须忧心的是蔡锷，蔡锷是人中蛟龙，虽然辞去了云南都督之职，但执掌滇、黔、桂三省军政要职的仍全是他的心腹旧部；所以，蔡锷虽然人在京城，但对西南三省仍有着很大的号召力。而那一大片南疆边陲虽然名义上也在北京政府的治内，但实际上却是自成一体的**王国；北洋军已控制了国内的大部分地区，只有此三省没能渗入。
好在，蔡锷现在京城中；只要蔡锷缄口，滇、黔、桂三省虽难控制，却如群龙无首，即使有吃了豹子胆的敢对他袁世凯不，想必也不会有多少人附和响应。所以，看来得将蔡锷厚待了，把他的身心拴在京城中，想必云、贵等地不会有人敢起哄闹事。
于是，袁世凯又封蔡锷为始威将军，欲以此进一步拉拢蔡锷。同时，袁世凯闻知蔡锷之心腹、贵州都督戴戡与时任贵州护军使刘显世不睦；于是，也将戴戡召入京调任参议院参议，并密令贵州巡按使龙建章监视刘显世，欲行离间计后乘隙而阴夺黔军。
果然，龙建章与刘显世因此衔恨，蔡锷依托的铁板一块似的滇、黔、桂三地开始松动了。
然而，袁世凯此计未能得逞。
戴戡奉调入京，行至天津后却得到了蔡锷令其“留津”的密旨；戴戡心领神会，遂没有进京赴任。
而此时的蔡锷却不被袁世凯的恩惠所惑，已萌生了离京回滇之念。
原来，蔡锷入京时以为袁世凯“宏才伟略，众望所归，能使共和久治，华夏昌盛”，这才愿意拥戴他并放弃云南都督之职前来北京。但谁知，入京后，亲眼目睹了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却令蔡锷大失所望了。
袁世凯对日屈从而签署了《中日条约》，已令蔡锷很难接受。而今，杨度等人又搞了个所谓的筹安会，名为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以求筹一国之治安，而实质上却是在为复辟帝制鼓噪造势。蔡锷一眼就看出，杨度的这些行为背后必定是受袁世凯的指使与操纵，袁世凯欲复辟称帝已是不打自招、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袁世凯如此倒行逆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蔡锷已不仅是反感了，而是绝不能允许须奋起力阻的。
蔡锷清楚地记得，自己曾对谭心休过“袁世凯若敢称帝，吾必将揭竿声讨断不饶恕”；而今，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已经彰显，自己岂能视而不见任其妄为而食言呢？所以，袁世凯最是如何设法欲拉拢他，也难以使他移志。
于是，蔡锷从北京赶到天津，与师尊梁启超密商；打算由梁启超撰揭露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罪行，蔡锷则返回云南起兵讨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