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中日密约《二十一条》，段祺瑞辞职；孙中山与宋庆龄喜结伉俪……
却，日本夺取青岛后，日、德之间的战争结束，山东半岛落入日军的控制之中。
袁世凯自知难以抵挡日本的侵略，提过几句抗议后就喑哑了；再，青岛本来就为德国占有，中国早已对该地丧失了管制权；而今，无非是换了一个主而已，强盗替代窃贼换汤不换药；因此，北京政府也就麻木得有点无所谓。而袁世凯因被他的宝贝儿子用假的《顺天时报》灌了**汤后，一直飘飘然的做着皇帝梦；以为其欲称帝的国内气候已成，只是缺少国际上的支持了，也就更不愿为了区区的一个胶州湾而得罪了日本。
然而，日本政府并不满足于此，占领青岛与控制山东半岛并不是日本参战的最终目的。
日本参谋次长明石元二郎在致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信上就直言不讳地：“欧战让日本获得了占据胶州湾的可乘之机，而占据胶州湾不过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其中一步棋。”
明石元二郎的话倒是一言道破了天机。
其实，还在青岛战役打响之前，有个日本浪人内田良平就向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呈交过一份《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因为，内田良平是日本黑龙会的发起人，故又称为《黑龙会备忘录》。
内田良平在《意见书》中建议：“日本应趁中国目前尚未强大且孤立无援之机，胁迫中国与日本签订秘密《条约》，使中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同时，要支持中国的反袁力量，以促成中国内乱；令袁世凯感到危机，迫使他依附日本；且又要鼓动中国的帝制复辟活动，使中国的政体能与日本保持一致，为今后中日合并创造条件。”
内田良平的这些建议旨在最终吞并中国，可谓阴毒透顶，且与明治政府的国策及大隈重信首相所思不谋而合。
于是，大隈重信召集军、政要人，参照内田良平《意见书》中的建议，以日本实现独霸中国为宗旨，探讨并研拟了多个《侵华方案》；最后，决定向中国提出涉及领土、政治、军事、财政等诸多方面的无理要求，并以《件》形式秘密交予中国。因该《件》内容分为五大部分，共二十一个条款，故俗称其为《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五大部分的主要内容分别为：一、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
二、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九年为限。
三、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四、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五、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
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
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
日本政府在《二十一条》中完全暴露了欲独吞中国的企图，并强迫中国政府接受。
不过，大隈重信也知道，袁世凯早在朝鲜时期就与日本人打交道了；一直来，因两国不断摩擦、交恶，当时身为满清大臣的袁世凯就对日本无甚好感。而今，袁世凯接过满清的天下，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翅膀较以前硬了，岂会甘愿屈从于日本？虽然，袁世凯似乎没敢对日本不，但那只是畏于日本的武力，恨自己力不如人才不敢吭声而已，其心底里却是不信任、也不服日本的；现在，由日本单方面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必定难以接受。
但是，大隈重信已顾不得这些了；在他觉得，欧战方始正是天赐良机切不可错过。因此，大隈重信自信，在这场政治豪赌中，日本必定是只赢勿输，而且也只能如此。
在大隈重信的盘算中，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袁世凯答应了；那么，日本就能轻松地替代西欧列强控制中国。
中国的政、军、财诸方面被日本控制后，形成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待西欧列强战后回华，也就不得不面对既成事实而徒叹奈何。
如此，日本占有了中国，进而就能称雄世界。
另一种是，袁世凯不答应；日本则可藉口大举进犯，以武力胁迫中国屈从。
因为，而今的中国尚无抵抗日本的能力；列强疲于欧战，即使有同情中国的也无精力可前来干涉；而尚未介入欧战的美国，料定其不愿独力帮助中国而与日本为敌。
所以，中国若想避免战争，只有答应的一条路可走，别无其他选择。
同时，大隈重信已探知，眼下袁世凯正欲称帝；只因缺少国内、外的支持，才怯而不敢为。大隈重信觉得，这也是个可以利用的又一个机会；那就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或许能诱使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
大隈重信思定后，即指令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依计行事。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置益谒见袁世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要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交换条件就是“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此外，又添加了一个交换条件，即“答应归还胶州湾”。
其实，所谓“归还胶州湾”无非是虚辞；因为，《二十一条》的第一部分中就包含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因此，所谓的归还其实是句空话，无非是换成另一种形式的占据罢了。
对此，袁世凯倒并没在意；因为，胶州湾已丢失多时，袁世凯对此已近乎麻木了。不过，袁世凯对于日本支持其称帝的条件倒是确实有点心动；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就这事如此明确地表态，而这却正是他所希望得到的。
然而，当袁世凯细阅了《二十一条》的具体内容后，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特别是第五部分，简直是要逼迫中国将全部主权交出。一言概之即是，强令中国接受日本的所谓保护，将中国置于如同朝鲜一般的地位。
袁世凯想不到日本人会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自己怎能答应？
尽管日本提出的交换条件是那么的诱人，但袁世凯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他知道，一旦答应了，就会背上卖国贼的罪名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袁世凯再是有称帝的野心也不敢如此为。
然而，袁世凯却又不敢明言拒绝；因为，日本自从夺取青岛后已陈兵山东，随时有沿着津浦路北上攻取津、京的可能。
德国如此强大都已败于日本人之手了，自己如何抵得？
因此，袁世凯既不愿答应却又不敢拒绝，左右为难犹豫不决了。
自从坐上大总统的宝座以来，袁世凯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严重的外交危机；如何化解？
一时却束手无策没了主意。
而此时的日置益态度却十分强硬，容不得袁世凯讨价还价；甚至于威吓道：“《二十一条》是日本现任内阁的既定国策，若新内阁上台必会提出更高要求。如今，日本民间有人倡议援助中华革命党，恐对袁总统不利；如袁总统答应要求，遇事时日本政府可出手相助；而若不答应，恐将发生不虞事态。轻重利弊，袁总统当三思。”
日置益连哄带吓软硬兼施更令袁世凯无奈了，只得答以“两国事宜，须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容磋商后再决”勉强敷衍。
日置益当然也知道如此国事哪能一次就拍板成交，这才同意了袁世凯所言“磋商后再决”；但临走时却又丢下一句“不得迟延”，并关照：“应绝对保密，切莫外泄。”
尔后，中、日两国就秘密地开始了所谓的谈判。
为对付日本，袁世凯复又请出了外交专才陆征祥出任外务总长；于是，陆征祥与时任外务次长的曹汝霖一起，代表中方与日置益开始正式谈判。
谈判中，日置益态度甚是蛮横；所谓的谈判却如同在进行一场强卖、强买，令富有谈判经验的陆征祥也不知该如何对付了。
无奈之下，陆征祥只得采取拖延战术；任由日置益蛮横暴躁，自己则耐着一肚子的窝囊气却佯作笑颜，甚至于亲自为其献茶倒水极尽百般殷勤，以使对方拉不下脸；而当涉及实质性问题时，陆征祥却故意的或指东道西、或装聋作哑不作正面答复；实在被迫得紧了，亦避重就轻地敷衍了事；总之，是能拖一天、就算一天地与日置益消磨时光。
不过，袁世凯心里明白，这只能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靠这样没能拖多久，如此应付也太难为陆征祥了。
忽然，袁世凯想到了，日置益虽是盛气凌人迫人就范，但却关照过要“绝对保密，切莫外泄”，可见日本人心中也虚。既然如此，何不让它来个天下周知，看他日本怎么办？袁世凯如此想后，心中就有了主意；于是，袁世凯授意其秘书蔡廷干故意将此事透露给了有中国通之称的苏格兰人莫理循。
莫理循是报人出身，此时正被聘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如获至宝，立即将此事刊登在了英国《泰晤士报》上。很快的，各国报纸争相转载；就这样，“日本欺瞒世界，欲独霸中国”的卑鄙行径即被揭露而大白于天下，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国人得知这一消息后义愤填膺群情鼎沸了，社会各界舆论哗然，抗议浪潮席卷全国，要求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电报如雪片般飞向北京。时任陆军总长段祺瑞、江苏都督冯国璋则联络十九个省的都督联名《通电》，呼吁中央政府绝不要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并谓：“有图破坏中国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起殉国。”甚至于表示为抵御外侮，不惜一战。
而美国、俄国、英国等三国政府获知此消息后，对于日本政府背着他们如此行为也十分气愤；立即分别电令本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照会》，要求日本政府详实告知真情。
美国在《照会》中更是直言声明：“中、日两国缔结有违门户开放政策的任何《条约》，美国政府将一概不予承认。”
如此一来，中、日谈判双方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日本只得将《二十一条》中的部分内容告知美、俄、英等国，而将最重要的第五部分内容秘而不宣，唯恐引起美、俄、英等国的更大反感而对日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