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方代表虽然也感到了压力，但反倒是有了拖延的充分理由，而这却正是袁世凯希望得到的；于是，在袁世凯的指使下，中方代表施出了拖字诀；中、日谈判也就被拖延下去了，且一拖就是四个月久谈未果。
日本虽然受到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不敢太过妄为了；但事已至此，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不甘心就此罢休无果而返；且乘虚而入侵占中国是既定方针，岂能因受外部压力而轻易改变或放弃？几个月下来，大隈重信眼见得在谈判桌上无法取得进展，且被拖了这么久，已是急不可待了；因此，大隈重信决定孤注一掷用武力胁迫中国就范，非要袁世凯签《约》不可，即使因此会遭到美、俄、英等国干涉也在所不惜了。
于是，大隈重信下令日军增兵东北、山东、福建等地，摆出一副谈判破裂即开战的架势。
而此时的美、俄、英等国，对日发出《照会》后得到了日本的回复；见日本所要的无非是他们自己曾经要过、或也想要的一些东西，反倒认为是情理之中无须大惊怪了；且日本所要的并没有损及到各国的在华利益，也就觉得犯不着为此而与日本抬杠。何况，欧战正如火如荼，各国列强实在也没有太多精力与能力来管中、日之间的这些闲事；因此，对日喊上几句后都作壁上观了。
大隈重信见美、俄、英等国已退避三舍，也就更欲放胆而为了；于是，五月七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限定中国政府必须在四十八时内给予答复，否则就要付诸武力。
至此，袁世凯的拖字诀不管用了，到了该抉择与摊牌的时候。袁世凯赶紧召集黎元洪、徐世昌及各部总长再商对策，但众皆面面相觑无有良策；唯有段祺瑞仍持强硬态度，主张“动员军队，与日决战”。
然而，此时的袁世凯却没有这个胆。他担心的是，一旦真的与日本开战了，论中日双方的实力，中国是必败无疑；届时，非但国家难保，连自己的大总统之位也会丢掉；而若是依从了，虽然会背上几句骂名，但可免遭甲兵之祸，还能换来日本人对他自己称帝的支持；人皆有避祸趋利之心，在眼下利弊得失如此明白的情况下，怎可做自取灭亡的傻事呢？所以，孰取孰舍已是不必再分，而应快刀斩乱麻地不该再犹豫恍惚。
袁世凯如此权衡后，也就决定向日本妥协了；只是，当着众人的面，袁世凯还是显得十分悲怆地了几句：“芝泉所言，何尝非吾所思；然国力未充，难与强虏兵戎相见；断不可一意孤行，重蹈甲午之辙；故只可暂时忍辱，卧薪尝胆，以图重振。”
就这样，在软磨硬抗了几个月后，袁世凯终于慑于日本的武力威胁而屈膝了，就在五月九日的最后期限前答应了接受《二十一条》。
好在，此时的大隈重信虽然外表上仍盛气凌人；但是，因受到多方谴责，内心却是虚了许多；所以，只求早日签《约》以让他脸上能光鲜一些；因此，所索要的东西也就少了许多。
且又因为，日本在告知美、俄、英等国时，没敢将第五部分内容明言；此时，日方也就不敢将这部分内容再提及而晓示天下；如此，倒是让袁世凯稍为松了一口气。
因而，在正式签约前，中、日双方对《二十一条》进行了修订；修订时，陆征祥又作了一番抗争，迫使日本不得不将原第五部分的内容删除，条款也由原来的二十一条删减为了十二条。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经修改后的新《条约》终于签订，定名曰《中日条约》。
因为，中、日双方政府都担心再由此引出麻烦；所以，《中日条约》的签订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故史家又称其为《中日密约》。
而事后，袁世凯害怕国人反对，从没敢公布；因此，国人只知道曾经有过、但尚未签署的《二十一条》，却不知道已有了新的什么《中日条约》。
在此后数年，国人一直被蒙在鼓里；还以为《二十一条》没有签署，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算是真的为国人争了气呢。
不过，作为内阁成员、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当然知情；但慑于袁世凯，也就不敢向外泄密而坏了袁世凯的好事；然而，一直持强硬态度的段祺瑞见自己的反对无效，心中甚是不爽，遂向袁世凯称病告假了。
袁世凯明白段祺瑞病源缘由，也就不勉强；只是，须待他请出王士珍后方允准假。
王士珍，直隶正定人；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时，王士珍就是他的幕僚；无论是为镇压山东的义和团或在天津站练兵时，均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所以，袁世凯对他十分器重。
北洋军中曾有北洋三杰之誉，被称道的即是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三人；王士珍被喻为“龙”
，段祺瑞被喻为“虎”
，冯国璋被喻为“豹”
，可见王士珍乃三杰之冠实不简单。
后来，王士珍又因才而被清庭重用；慈禧太后破例地授王士珍正黄旗蒙古副都统，赏一品顶戴，封陆军侍郎衔，并外放江北提督，显耀至极。
也因此，王士珍对满清皇朝甚是效忠；辛亥年满清皇朝垮台后，王士珍即退隐乡里不愿在民国政府中为官；袁世凯曾多次《函》邀，均被婉言谢绝了。
此次，段祺瑞称病告假，袁世凯遂又想到了王士珍；且袁世凯欲称帝，也正需要王士珍这般对君王十分忠心的人来为自己吆喝抬轿。于是，袁世凯派了其子袁克定专车去请王士珍出山，却又被婉拒了。
王士珍没被请到，袁世凯就不放段祺瑞走；因此，段祺瑞只得亲自去往正定相请。
但段祺瑞知道，王士珍是轻易请不来的；于是，他灵机一动想了个办法；车到直隶正定后，他派人以“段帅出巡，途经贵乡宝地；念及聘卿公旧谊，本欲登门拜访；然因公务缠身，难在正定停留多时，故敬请车上相叙，望聘卿公见谅。”之，邀请王士珍车上相叙。
王士珍与段祺瑞毕竟是北洋同僚，尚有旧谊；今日，段祺瑞到访而特地邀聚，岂可推诿？于是，王士珍欣然去与段祺瑞相聚叙旧了。
谁知，王士珍登上段祺瑞的专车后；机车即在段祺瑞的授意下缓缓启动了，专注于叙旧的王士珍却毫不察觉；待等王士珍感觉到，列车已直奔北京而去了。就这样，段祺瑞终于巧计将王士珍请到了北京；袁世凯这才准了段祺瑞的假，由王士珍代理陆军总长之职。此虽属题外话，但读来有味，故记。
而《中日条约》的签订，中、日间的危机终于暂时化解了。
大隈重信、日置益等人总算没有空手而归，但其欲独霸中国的企图却打了很大的折扣。因为，大隈重信的这一行动没有经过日本的御前会议而擅自决定，结果又是虽赢犹输；所以事后，大隈重信却遭到了许多议员的一片谴责而被迫辞职。
而因袁世凯没有将《条约》公布，国人被蒙在鼓里；所以，国内无甚反应，倒令袁世凯舒了口气，曾经悬着的心很快就放下了。
只是，袁世凯毕竟做过抗争，但最终仍不得不签约，从而蒙受了洗刷不清的耻辱；虽然，眼下被他一手遮天瞒住了；但他知道，迟早会有一天真相大白；届时，仍会遭国人指责唾骂，这不免令袁世凯有点后怕而痛心疾首。为此，袁世凯将日本政府《最后通牒》中的最后期限日、即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即史称“五·九国耻”。
且，中、日秘密谈判之时，孙中山却准备搞三次革命了，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因为，孙中山长期奔波于海外，其原配夫人卢慕贞要照顾家人没能随于身边；所以，孙中山的生活起居一直来是由陈翠芬在照料。陈翠芬离开后，就由宋嘉树一家照顾了；宋庆龄到来后，也就义不容辞地担起了这份责任。因为，这能让她与孙中山相处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所以，宋庆龄非但乐于接受，还很觉欣慰甚至于有求之不得之感。
光阴似箭眨眼就快一年了，俩人可谓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或同在政界周旋，或共向商贾募资，或齐与同仁谋议，或埋头于案桌前，或筹划于密室中，或畅谈于樱树下；俩人可谓是志同道合携手共进，总觉得有不尽的共同语言、道不尽的憧憬理想。
在孙中山眼中，宋庆龄不仅是一名英秘书，而更是一个最能了解他、体谅他、支持他的女性，且能令他振奋精神、无人可替代的最亲密战友了。
而宋庆龄自从来到孙中山身边工作后，非但聆听了许多教诲受益匪浅，更是增进了对孙中山的了解。孙中山那倡导天下大公、博爱、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及为创建共和而奋斗、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确实令宋庆龄更是十分敬佩了；因此，常为自己能工作在如此的伟人身边而感到幸福。
日子久了，宋庆龄由对孙中山的敬仰渐渐的变为了爱慕；有时，甚至于想入非非地暗思：“若能永远在先生身边该有多好。”宋庆龄那少女纯洁的心灵深处已不知不觉地开始了爱情的萌芽，只因羞于言表而一直藏于心底罢了；有时，则会不自觉地在孙中山面前流露出腼腆与羞赧了。
然而，孙中山因忙于工作对于这些微妙的变化却全然不察，俩人也就一如既往地继续相处工作、生活。
一个夏日的夜晚，宋庆龄按捺不住激动地终于向孙中山敞开心扉，吐露出憋在胸中很久了的心声；那水灵灵会话的双眸流露出从未有过且异常兴奋的目光紧盯着孙中山，令孙中山诧异了。
孙中山怎么也想不到宋庆龄竟然会对他提出如此严肃的问题，令他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爱情是美好的，是上帝对每个人的恩赐，也是人人需要并追求的；何况，向他表露爱情的是如此一位年轻美貌、纯朴可爱、善良贤淑、知书达礼且富有理想与追求的大家闺秀，真可谓是无与伦比世间绝有，自己有什么理由能不接受呢？孙中山的心确实也有些被打动了。
然而，当孙中山想到，宋庆龄毕竟是自己朋友的女儿；按理该算是两个辈份的人，怎么可以妄言婚嫁？何况，孙中山自己的孩子都已有她这么大了，别会遭人嗤笑，待她热情过后冷静下来也会感到后悔的。故而，孙中山觉得应该理智地对待此事，切不可一时冲动而给她留下终生遗憾；否则，自己即使忏悔一辈子也会难以赎罪。
想到此，孙中山强抑住自己内心同样的激情，冷静地面对现实了；他慢慢地避开宋庆龄那热切的目光，然后轻声道：“宋姐，妳的美意太令人激动了；可是……”
宋庆龄知道孙中山要什么，赶紧制止没让他下去；现在，她最害怕的就是听到从他口中出“不”字，那简直会把她的心撕碎。因此，宋庆龄抢先道：“先生，我全都考虑过了；请相信我，我是真心的。为了您，为了您的事业，我愿意，我什么都愿意。”宋庆龄连声着，显得是那样的坚定与从容，脸上原有的赧色反倒消退了。
孙中山终于明白了，宋庆龄向他吐露的心声绝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这使他更为难了；他真不知道如何化解眼前的窘境了；那就接受这颗芳心吧！？正在孙中山恍惚不定之时，忽然想到了远在家乡的结发妻子，不由得在心中暗语：“不，不能因为一个女人而伤了另一个女人的心！”于是，孙中山定下神，终于认真地：“可是，我已有家室了。”
这短短的一句话果然产生了效果，宋庆龄闻言后也愕然了；是呀，自己怎么没有考虑到这点呢？
因为，孙中山与宋耀如一家都信耶稣，而基督教婚姻观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一夫一妻，凡是信徒都得遵从。
因此，宋庆龄不由得自责了，自己怎能为难于他，以致损害他的妻子与家庭呢？
宋庆龄愿意为孙中山奉献一切，但却又不敢背弃信仰，更不愿看到因自己而伤害了别人。
此时，宋庆龄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但很快的，宋庆龄抹去了眼角溢出的一滴泪珠，向孙中山投去了一丝苦笑后缄默无语了，孙中山这才得以从窘境中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