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武是个不好惹的主，这使黎元洪不免又忧虑了；果然，张振武回到湖北后，不但与鄂军将校交往甚密，并与赣军总司令冯嗣鸿常有联络；还创办了《震旦民报》，活动频繁大有独树一帜之态。
因此，黎元洪更是忧心忡忡；曾经湖北都督也不敢当的黎元洪，此时却担心张振武危及他的权位了；于是，总是想着如何去掉这颗眼中钉。而不久，袁世凯再次召张振武入京，欲聘其为总统府顾问；张振武应召，带了武昌将校方维等一行数十人赴京。
虽然，张振武又离开了武汉；但是，黎元洪却仍担心其不能久居他乡而再回鄂，也就打算借袁世凯之手除掉自己心头的这个隐患。
于是，黎元洪即给袁世凯密电，诬陷张振武“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等诸多罪行；还故意告以“张振武曾欲北伐，对袁世凯发难”之事，以激怒袁世凯；然后道：“其虽有功，罪不容宽；元洪爱既不能，恕也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故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以昭炯戒。”摆出一付挥泪斩马谡的姿态。
袁世凯接到黎元洪的密电后，将信将疑不知如何是好。但转而一想，张振武确曾对于他这个大总统有过抗命不遵；而今，黎元洪又告知“张振武曾欲北伐，对他发难”；可见，这个张振武确是个**不羁难以约束之辈，且旧性不改居心不良是个危险人物；若将其置于身边，恐会养虎遗患而于己不利。所以，不若依了黎元洪之言，将张振武剪除了以免后患。
不过，袁世凯也精得很；他知道张振武是同盟会员，处理不当会引出麻烦；且黎元洪是想假手杀人，自己岂可被他利用？袁世凯琢磨再三后，最后决定反过来利用黎元洪，将一切都推在黎元洪身上。
于是，袁世凯指示总统府秘书梁士诒致电黎元洪故意追询：“所述张振武之罪真伪若何？”
黎元洪即回电：“千真万确。”
有了黎元洪的确凿答复后，袁世凯遂密令：“披阅黎副总统电陈述，查张振武虽有前功，却未能始终；竟改初衷，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破坏共和。本大总统常思宽容，然诚如黎副总统所言‘若事姑容，有负国人，而害共和’；故不得已遵照办理，立予正法。”
就这样，袁世凯下令处死张振武，并将责任推给了黎元洪，竟然导出了大总统遵照副总统办理的怪事。而黎元洪哪能料到袁世凯会来如此一手，还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而此时，已抵京的张振武却懵然无知，不曾想到自己已是大祸临头。
八月十四日晚，张振武在六国饭店与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人聚宴；宴毕归途行至前门大栅栏处，即被拘押至玉皇阁北京军政执法处。
张振武不明白是怎么会事，乃责问时任总统府警卫军参谋兼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何故拘我？”
陆建章答道：“奉命而已。”然后，不由分地即命手下将张振武当场击毙。
就这样，张振武连自己也不知道所为何事，就不明不白地做了屈死鬼。
张振武遇害后，立即引起哗然；临时参议院要求临时政府明案情并进行答辩。
正在医院中养病的内阁总理陆征祥本来就心中不爽十分勉强，现在又惹上了这么一件天大的麻烦事，不知道如何应对了。
临时参议院追问事由，作为内阁总理的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陆征祥不知该如何辩白且又不甘替人受过，一气之下干脆也以“病患”之由向袁世凯提交《辞呈》撂挑子了。
袁世凯只答应陆征祥继续养病，却不同意他辞职；其内阁总理之职交由赵秉钧代理，陆征祥这才从张振武案的旋涡中脱出。
为了应对临时参议院的责询，袁世凯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及法制局局长施愚俩人出面对付；俩人奉命，先后到临时参议院答辩。
为免遭指责，袁世凯又指示俩人将黎元洪的《密电》抛出，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黎元洪。
果然，袁世凯采取这一手后，情势顿时发生了变化。
众人怎么也想不到，一贯以忠厚长者姿态处世的黎元洪竟然是张振武案的始作蛹者；于是，纷纷致电武汉责问黎元洪，连原来要求弹劾政府的也都转向指责黎元洪了。
黎元洪本想借刀杀人而使自己隐而不显，但想不到袁世凯却把一切都曝光了令他有口难辩。
因此，黎元洪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