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民国三巨头北京会晤；沙俄侵蒙，外蒙古初探**……
却，张振武案发生之时，卸任后的宋教仁却为改组同盟会而忙碌了。
原来，民国成立实现共和后，许多原来隐秘的政党组织都开始活动公开化了；一时间，在全国各地的一些大中城市，都热火朝天地上演了一场建党运动；政治家们皆欲通过建党，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甚至于叱咤风云。
此前，章太炎与程德全已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一些民国的政要如张謇、熊希龄等人均为其骨干。三月二日，章太炎又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了统一党，专与同盟会作对。
而率军攻克南京的浙军司令、光复会员朱瑞，因与同盟会有矛盾，也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曰民社的团体，也专与同盟会唱对台戏。
此前，旅居海外的梁启超曾致信袁世凯，帮袁世凯分析形势并出谋划策；指出：“共和、宪政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须顺应而为，而参与其中角逐的国内政治力量有三派。
一是，以袁大总统为首的实力派；这一派不热心于搞政党，但却掌握了全国的军、政大权，对于中国的前途和未来举足轻重。
二是，由清末改良派演变而来的立宪派；这一派历来主张政治改良，所采形式也是温和的政党斗争，梁启超自认为是这一派的领袖。
三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这一派曾主张暴力革命，但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朝后，开始放弃暴力，也转向了政党政治，且欲以其主张改造中国。”
接着，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袁大总统而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始终是一大威胁。袁大总统欲巩固政权，行开明政治；须得依靠第二股势力，用其丰富的宪政经验在即将到来的宪战中取胜；以抑止革命党人的作为，协助袁大总统达巩固政权之目的。”
梁启超的这番分析与论述不谓不精辟，且正合袁世凯的心意；于是，准许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回国欲为己用。
于是，梁启超由日本返国；回国后的梁启超即与原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成员孙洪伊、汤化龙等人发起成立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创办《庸言报》；并发表了《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实行中央集权体制”。言下之意是拥戴袁世凯的强权政治，袁世凯自然乐见。
五月九日，统一党又与民社、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进会等政党团体联合成立了共和党；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程德全等人为理事；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部，党员数量一度超过十万，颇具规模。
且由于共和党成员大多是清末立宪党人士及旧官僚，虽不反对共和，但更支持中央集权，这与袁世凯所求不谋而合；因此，袁世凯暗中给予了扶持，欲利用其对抗同盟会。
与此同时，林林总总名目繁多的新党也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冒起；只是，这些新党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消彼长、分分合合、不断变幻、令人目眩；这些党派虽然掀不起大浪，但却都欲在即将来临的政治角逐中一露身手，搅一下混水以从中渔利。
这股咄咄逼人的建党趋势，使同盟会感到了莫大的压力。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为适应大势，也宣布该党为公开组织；当时的同盟会因享有领导辛亥革命成功的盛誉，倒是得到了迅速发展，数月间其会员便激增至数十万，仍为全国第一大党。
然而，临时政府与临时参议院北迁后，因同盟会在北方的影响有限，发展也就受阻。而共和党建立后，发展势头迅猛；且又因有袁世凯撑腰，在临时参议院的改选中一跃而占据了多数席位，成了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同盟会退居其次了。
而唐绍仪辞职后，同盟会藉的国务委员也都相继辞职，新一任的内阁中没了同盟会的影子，同盟会如同昨日黄花了。这一切，无疑都给同盟会敲响了警钟，同仁中开始有了改革同盟会的要求。
然而，此时的孙中山尚在南方；黄兴归隐上海后，已是白云黄鹤的不想再过问政治。而一直追随于孙中山身边的汪精卫，对于国内的革命活动似乎厌倦了；于是，渡洋远赴法国去了。
因此，改革同盟会的任务义不容辞地落到了宋教仁等人的肩上。
宋教仁深感形势严峻，同盟会若再不改革，势必会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出局；对此，身为同盟会元老的宋教仁不甘自己参与创建的政党就此败落；因此，打算大刀阔斧地对同盟会进行改革，以图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此时，临时参议院中的谷钟秀与吴景濂等人组建了统一共和党，并在临时参议院中占据有一定的议席，曾号称议院中第三党；且声威远播的蔡锷等人也参与其中并任总干事，所以颇具影响。
因统一共和党也受到了袁世凯扶持的共和党的排挤，常怀怨怼而与同盟会相处较洽。于是，宋教仁打算与统一共和党联手，甚至于萌生了将其合并吸纳的想法，以共同抗衡共和党。
但是，统一共和党不愿直接并入同盟会，因为那样意味着被吞并。为此，统一共和党提出“若欲联合，双方均须放弃旧名”，并要求同盟会放弃“平均地权”等激进的主张。
对于改名，同盟会的元老蔡元培等人坚决反对；认为：“若改变沿用了多年的同盟会名称，定会被人乘虚而入并加以瓦解；所以，断不可舍己从人，名称万不能改。”
因此，两党联合重组之事暂时搁浅。
此时，清末名臣、曾任两广总督岑春煊组建的国民公党，得知同盟会欲与统一共和党联合重组的消息后，也派代表与双方联络，表示了也欲参与联合重组的意愿；只是，国民公党向同盟会提出了另一个要求，即放弃其纲领中的男女平权。
宋教仁认为，两党愿意与同盟会联合应是好事，是同盟会重整旗鼓的大好时机；而同盟会因陶成章案而声誉遭损，改组同盟会、甚至于更名，看来也是势在必行；所以，不若趁机顺势而为。
于是，宋教仁决定依从对方要求，而与两党联合重组了。
同盟会中，时任山东军政府都督胡瑛、外交部次长魏宸组、临时参议员刘揆一等人也已有危机感，所以都支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
而时任川、粤、汉铁路督办谭人凤，对于宋教仁的改组同盟会却不以为然而置身局外。
蔡元培见宋教仁等人决意要改组，已难以阻挡，也就缄口了。
而此时，返乡后的孙中山回到上海；眼见得政党联合之势日盛，倒是支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其后，黄兴也声明表示支持了。
孙中山与黄兴的表态支持，给了宋教仁撑腰；于是，宋教仁等人又与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重启谈判，探讨联合的可能。经过又一番磋商后，在同盟会接受了两党所提条件的前提下，终于达成了三党联合重组的《协议》，并决定联合后新的政党定名为“国民党”。
不久，又有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共进会表示也愿意参与重组；宋教仁当然是来者不拒乐于接纳。
黄兴非但支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并满怀激情地协助宋教仁组建国民党。为扩大国民党的影响力，黄兴还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打算把当时的政界要人甚至于内阁成员都拉到国民党中来。在他觉得，无论是谁？也不管曾经是敌是友？只要能将其拉入党内必会同化；而若能将内阁都拉入国民党，岂不如宋教仁主张的即为政党内阁了。于是，黄兴给赵秉钧、杨度等多名政要写信，邀请他们加入国民党。
其实，欲邀请赵秉钧等人入党的何止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等许多政党也都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而当时此类跨党现象也是司空见惯不作为怪，有的人最多可以跨十几个党派，不少人兜里都揣着多份《党证》。
就在宋教仁紧锣密鼓地改组同盟会，筹建国民党的时候，张振武案发生了。
而此时，孙中山正准备北上会晤袁世凯；黄兴为拉政要入党，也欲前往北京。
蔡元培等人闻知孙中山与黄兴皆欲北上的消息后不由得大惊，认为袁世凯无信无义，入京如落虎口不可冒险。
而京、津两地的党人也因张振武被害，怀疑是袁世凯所指使，也认为袁世凯包藏祸心，来电劝阻孙中山与黄兴切莫北上。
然而，此时的孙中山早把生死置于度外，岂畏北上进京？再，国民党成立在即，自己也应亲往致贺。
而黄兴也觉得，众人未免太多虑了；而今已是共和，纵然袁世凯包藏祸心，谅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对他俩下手。
众人见俩人去意已定，难以阻止只好作罢。
不过，正待成行之时，黄兴忽患喉疾须留在上海养病而未能随同孙中山北上。
于是，孙中山偕**人卢慕贞、英秘书宋霭龄及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的魏宸祖、内政次长居正等一行十多人毅然北上赴京了。
孙中山能北上，袁世凯求之不得。
原来，袁世凯早就打算邀请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同赴北京，召开一次民国四巨头会议，以向中外宣示“民国统一，朝野融洽，总统地位稳固”的良好形象，便于巩固统治。
但谁知，出了个张振武案，胆如鼠的黎元洪必定是不敢来北京了；而孙中山与黄兴也必因张振武案而已对自己有了成见，也难以邀其北上了；看来，召开民国四巨头会议已是不大可能。
正在袁世凯扫兴之时，想不到孙中山却主动北上了，这无异是帮了袁世凯的一个忙。因为，孙中山非同一般，颇具影响力；若能趁机与孙中山搞好关系，多少也能向世人展示一种形象。
于是，袁世凯使出浑身解数，给了孙中山以总统规格的最高礼遇。
因此，孙中山一行抵京时，袁世凯吩咐全体内阁成员都到北京车站迎候；袁世凯用自己的总统专车供孙中山乘坐，沿途有总统卫队护送，社会各界数万人夹道欢迎盛况空前。同时，袁世凯还将位于石大人胡同的总统府让出，供孙中山一行下榻；而自己则搬到铁狮子胡同的国务大院内去暂住。
孙中山到京后，的第一件要事是出席国民党的成立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