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断续进行的南北和议，袁世凯一箭双雕；直隶滦州起义……
却，革命党人忙于在南京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推选临时大总统的同时，伍廷芳与唐绍仪也在上海英租界内开始谈判了。
谈判从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断断续续地进行。
谈判中，伍廷芳等南方代表力主清帝逊位，结束君主**，建立民主共和。
对于此议，唐绍仪本人倒无异议；但因启程南下时，袁世凯曾对其有过关照：“君主制度，断不可变；吾等皆受国恩，当思图报；和议之举，乃权宜而为；维持君宪，不可有忘。”因此，唐绍仪知道，袁世凯派他南下议和目的，无非是想在保留满清皇朝统治的前提下实施君主立宪而已，即对革命党人作一些让步以换取太平。
袁世凯的本意与革命党人的要求可谓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难以合到一处，这使唐绍仪甚是为难了；他既不敢擅自作主而答允，又不可完全拒绝而使谈判破裂。最后，唐绍仪想出了个折中方案，言：“君主、民主问题，当须经过国民大会方能决定。”
唐绍仪的这个提议，南方代表倒也提不出反对意见；因为，国民大会本身就含有民主之意，革命党人当然也能接受；再，国民大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议，革命党人现在已经掌握了多数省份的执政权，必能稳操胜券。于是，伍廷芳即予答应，并表示“眼下各省代表尚在南京，即可表决。”
对此，唐绍仪却提出了异议：“既为国民大会，须有全国各省代表参与；聚会南京之代表，仅为南方数省而已，岂可代表全国？故尚须另行择时、择地再议。”
唐绍仪的这番话又甚是言之有理，伍廷芳等人也就表示了同意。
于是，唐绍仪即电告袁世凯，只等准许即可付诸实施。然而，袁世凯却没有急于回复。
其实，袁世凯此时迫切等待着另一路消息。
原来，驻于汉阳的段祺瑞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已设法与同盟会取得了联系。
段祺瑞与同盟会取得联系可谓是七转八弯的颇费周折，但总算成功了。段祺瑞有一部下江苏松江人廖宇春，曾为保定陆军学监督，他有个学生江苏昆山人朱葆诚却是苏浙联军先锋队副队长；于是，段祺瑞派廖宇春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潜往上海，希图通过其学生朱葆诚寻求与同盟会高层的接触。
于是，朱葆诚又通过苏浙联军先锋队长洪承典联系上了他的老师顾忠琛。
顾忠琛是黄兴的亲信，时任苏浙联军参谋长；当他从学生洪承典处获知袁世凯派段祺瑞欲与同盟会高层接触并谋求谈判时，即告知了黄兴。
而此时，黄兴、陈其美等人正为南北和议受黎元洪操控而不悦；现在闻知袁世凯欲暗中与同盟会另起炉灶进行谈判，当然愿意接受；于是，黄兴指示顾忠琛和廖宇春会谈。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利用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竭力制造“中国欲建共和，非袁莫属”的舆论。
莫理循是澳大利亚人，十多年前被派驻中国后，就对袁世凯产生兴趣并采访过他；袁世凯被罢官遭贬时，莫理循给予报道并表不平。
而袁世凯常向莫理循透露各种内幕消息，让其作独家新闻报道；甚至于连孙中山给袁世凯的《电》，也作为《备忘录》密赠给莫理循，双方关系甚是密切。
南北和议以来，袁世凯几乎每天都要派其心腹幕僚蔡廷干去见莫理循通报有关消息；此期间，莫理循在《泰晤士报》上先后发表了七十余篇报道，其中有《袁世凯论危机》的长篇访谈。除此，莫理循多次南下游革命党人赞同袁世凯当总统，袁世凯自然高兴，即派专车供其使用。袁世凯也正希望通过莫理循争取到各国对他的支持，并对革命党人施加影响，从而增加谈判中的筹码。
就这样，唐绍仪与伍廷芳公开谈判，顾忠琛与廖宇春暗中交易，而莫理循则利用其特殊身份鼓噪助阵，形势对袁世凯甚是有利了。
果然，南、北双方暗中签订了密《约》，内含“建立共和政体、清帝逊位”、“优待清皇室”、“先行倾覆清庭者为大总统”等条款。段祺瑞签订这份密《约》后，立即报予袁世凯。
至此，袁世凯终于探得了革命党人的底，心中较为踏实了；心想，若真能如此，通过国民大会能让清帝体面逊位，且能得优待，也算是自己作为一个臣子的忠诚与苦心了；且如此，以和平方式建共和，使国人免遭流血，首功在己，大总统之位当非己莫属；此真可谓一石二鸟，何乐不为？
于是，袁世凯即将唐绍仪所议“召开国民大会”一事，领衔以内阁十大臣联名上奏，请《旨》定夺。
隆裕太后接奏后，即付诸朝议；于是，朝堂上又七嘴八舌的争执开了。
贝勒载涛、毓朗等人唯恐有损皇室利益，表示了反对。而年迈的奕劻因已与袁世凯达成了默契，且也知大势所趋难以阻挡，所以表示了同意。
奕劻表态后，朝议中的反对之声就了许多；于是，隆裕太后不得不下《旨》：“国务大臣奏请召开国会，王公会议皆无异词；饬令内阁妥议实行，克期召开，钦此。”
袁世凯得此《懿旨》后腰板硬了，即复《电》指示唐绍仪，同意召开国民大会。
唐绍仪得到袁世凯的指令后，才又与伍廷芳就召开国民大会的时间、地点、代表资格、人数等项磋商；最后议定，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在上海召开国民大会，以决定君主与民主的取舍。并商定了，直、鲁、豫、甘、新及东三省代表由北京政府召集，其余各省代表则由南京临时政府召集。如此，唐绍仪与伍廷芳之间总算在召开国民大会一事上达成了一致。
但谁知，袁世凯刚电复唐绍仪，同意召开国民大会；忽然传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消息，袁世凯如闻惊雷瞠目愕然了。
袁世凯怎么也想不到段祺瑞与同盟会签订的那份密《约》竟然会是一纸空，觉得革命党人太无诚意而将自己骗了；顿时恼羞成怒立即又致《电》唐绍仪，改口道：“前述所议，超越了朝庭赋予之权限，故朝庭不予承认。”
虽然，唐绍仪明白其中缘由；但是，袁世凯如此的轻易改口，太使他这个直接与革命党人打交道的议和全权代表为难了；于是，唐绍仪向袁世凯请辞。
袁世凯即予批准，并电告伍廷芳，宣称之前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均无效，以后有关和议的谈判必须由他亲自负责。同时，袁世凯还公开声称：“君主制度断不可改。”以给南京临时政府施压。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唆使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多名北洋将领《通电》“赞成君主立宪”，宣称：“若有人敢于采取共和政体，北洋军与其势不两立。”
于是，唐绍仪与伍廷芳谈定的所谓《协议》也就告吹；商定召开的国民大会中途搁浅，南北和议也因此中断了。
同盟会急于推选临时大总统，意在掌控革命党中的主导权；同时，也欲在与袁世凯谈判时藉此加重筹码，而并不是为了终止谈判。
然而，想不到适得其反，竟然引发了袁世凯这么一通脾气；南北和议被中断，不由得令人担心战事又要重启了。
尝过北洋军厉害的黎元洪、黄兴等人不希望激怒袁世凯，而再引战火；所以，竭力主张妥善处理，设法将袁世凯拉回到谈判桌前来。
而此时，革命党人虽然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却面临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孙中山欲向外借贷以度时艰；然而，列强却均不支持孙中山，而是看好袁世凯。
英国《泰晤士报》甚至刊直言：“只有袁世凯才能挽救中国的危局。”这给南京临时政府一个很大的压力。
于是，汪精卫则在孙中山面前竭力进言：“袁世凯掌有北洋，拥兵自重，乃一代枭雄；其欲颠覆清庭，易如反掌；而欲阻抑革命，则增万难。且列强皆力挺于彼，谓势也。故而，卫愚见，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袁世凯不可；若舍其而欲驱逐鞑虏，恐难矣。”
孙中山闻言后沉思良久，心想“吾一生奋斗，只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个人名位全不在话下；若真能利用袁世凯推翻满清，则胜于用兵百万；且能免于流血，何尝不可一试？”
于是，孙中山听信了汪精卫等人之言，遂特意致《电》袁世凯作解释道：“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虽暂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孙中山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方使袁世凯的气消了许多。然而，袁世凯刚发过脾气，将南北和议之事搁浅；若是马上又改过口来，岂不被革命党人看轻而于己不利。于是，觉得再搁置几天后复议也不迟；因此，袁世凯故作似若不知地没给孙中山复函。
孙中山想不到自己如此表白后，袁世凯却仍冷漠以对，方觉得不应对袁世凯存太多的幻想；要想驱除鞑虏，看来仍得靠革命党人自己努力。只是，孙中山所能依赖的兵力实在有限，甚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虞。
正在此时，远在云南的蔡锷见南京临时政府株守于和议，却忍不住致《电》孙中山，言道：“民国已立，政府已就，总统已选，何须民主、君主无谓之议？不若督师北伐，直捣黄龙。”
蔡锷是一员虎将，滇、黔、桂、蜀等皆在其掌控之中；蔡锷如此发话，似是在给孙中山撑腰了。
于是，孙中山与黄兴商议，决定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名义组织全国北伐军，拟将各省革命军划归为六军；然后，取道豫、鲁，会师直隶。
于是，蔡锷发布《北伐誓师词》后，即起兵了；但毕竟地处边陲，启程多日后，前锋尚未出黔。而其他数路军，却不遵号令，使孙中山大失所望。
不过，孙中山的这一招倒是让袁世凯清醒了许多；袁世凯这才也觉到了南京临时政府毕竟有一定的号召力，不可太觑了。于是，袁世凯赶紧增兵豫、鲁等地防患；同时，打算尽快重启和议，以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然而，未待南北和议重启，直隶的滦州却忽然又起事了。如此，袁世凯真的没有精力对付和议了；只得把心思先放到如何平叛上，南北和议之事也就仍被搁置。
话滦州起义，原来是由于仍处于满清皇朝统治下的江北数省革命党人，因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而士气大振；此时，急于想把尚剩的几个省也都光复了。因而，驻于直隶滦州新军第二十镇中的革命党人，也跃跃欲试。
而当时滦州兵谏后，各路新军都回原防地去了，张绍曾的新军第二十镇却留驻在了直隶的滦州。但不久，清庭也命令张绍曾率本部兵马离开直隶，调防去武汉前线，意在协助北洋军镇压武昌起义。
而此时，新军第二十镇中倾向革命的七十九标一营管带王金铭、七十九标二营管带施从云、八十标三营管带冯玉祥等人却反对开赴武昌，要求张绍曾响应武昌起义，也率部举义攻打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