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唐绍仪组阁；孙中山长江之行，黄兴裁撤南军；贷款风波，唐绍仪辞职；张振武案……
却，唐绍仪组阁后；第二天，即四月一日，孙中山就到临时参议院正式宣布解职，并致辞道：“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本大总统受职之初，不料有如此之好结果，亦不料以极短之时间，而能建立如此之大事业。
今国务总理唐绍仪组织内阁已成立，本大总统自当解职。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凡为中华民国国民均有国民之天职；本大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而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四万万国民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世界之和平。
同尽天职，从今以后，使中华民国得为明之进步；使世界舞台，得享和平之幸福。”
辞毕，即将临时大总统印绶交还。
接着，临时参议院也作了答词，竭力赞颂孙中山的丰功伟绩与高风亮节，并言：“有利于民国者，无间在朝在野。”
就这样，孙中山如约兑言，解职后倒觉得无官一身轻了。
此时，在武汉的黎元洪特地派人邀其赴鄂，孙中山欣然应邀。
于是，孙中山带了一直追随他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一行数十人，开始了长江之行并沿途游历讲演。
途经上海时，孙中山遇到了阔别多年的旧友宋嘉树；乃下榻于宋寓，俩人畅叙往事相见甚欢。
此时，陈翠芬已于镇南关起义后，因病赴香港疗养离开了孙中山。于是，宋嘉树让他那已从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回国的大女儿宋霭龄，作为英秘书跟随孙中山，并照孙中山的生活起居。
尔后，孙中山一行从上海启程溯江而上，途经南京、芜湖、安庆、九江直至武昌。一路上浩浩荡荡，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人人皆欲一睹这位开创民国的大英雄；孙中山先后讲演十余场，听众如云盛况空前。
数日后，孙中山一行抵达武昌，黎元洪率众迎候并盛情款待。孙中山与黎元洪是首次晤面，倒也有相见恨晚之感。然而，当孙中山谈及民生主义时，黎元洪因不晓政治而显出一付不以为然的样子，这令随行的胡汉民等人心中不爽；所以，孙中山的长江之行后，黎元洪在同盟会高层的心目中反而留下了不佳的印象；因此，孙中山一行在武昌只停留了三天就辞行了。
黎元洪也有所感觉，遂与同盟会的距离反而拉远了。
袁世凯获知孙中山前往武昌的消息后不由得心生焦虑，深恐黎元洪与孙中山联手对付他；于是，急忙派遣陆军参谋长唐在礼、教育次长范源濂、总统府秘书王揖唐等多人持上他的亲笔函，赶至武汉邀请孙中山赴北京会晤。
然而，此时的孙中山却萌生了思乡之心；对于袁世凯的相邀表示谢意，答以“回粤后，必择日北上”。
唐在礼等人也没强就，返京回复去了。于是，孙中山一行离鄂返沪，再乘泰顺号轮南下广州；孙中山离乡远行几十年为事业奔波劳碌，此次还乡自然也甚风光并有着不少闲趣逸事，但因篇幅有限恕不赘述。
且，原任广东都督胡汉民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赴南京出任秘书长；其广东都督之职交由陈炯明代理。
此时，陈炯明见胡汉民随同孙中山返粤，明白其代理都督的任务应已完成；而广东内部多是拥护胡汉民的人，陈炯明自知无法恋栈，也就决定将广东都督之职交还。于是，在欢迎孙中山一行抵穗的晚宴后，即托故赴香港去了；并由广东陆军司长邓铿、广东军法处长朱执信至胡汉民府上转告，请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
陈炯明的这一举措，倒使胡汉民不好意思了；因此，坚持不肯复受广东都督之职。
众人遂将此事告知正在广东省参议会演讲的孙中山，孙中山闻知后倒是赞成胡汉民复职。经孙中山敦促，胡汉民这才答应复职，但以“陈炯明必须回粤”为条件。
于是，朱执信又受广东政府的派遣，赴香港邀请陈炯明回粤，陈炯明这才回到广州。
接着，广东省议会议决，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陈炯明改任护军使。
而孙中山解职并离开南京后，临时参议院即于第二天又进行了表决；决定将临时政府与临时参议院都迁往北京，而将南京改回普通的都会城市。
黎元洪因兼任着鄂督而没有北上，袁世凯就让他挂了个副总统的虚衔。陈其美也因不愿放弃沪军都督的实权而留在上海，其工商总长则由次长王正廷代理。
其实，临时政府的北迁，早在袁世凯的预料之中；此时实现，算是遂了他的一个心愿。
接着，袁世凯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授予黎元洪、黄兴、段祺瑞等三人陆军上将衔，此后又颁授了一大批中将、少将衔。
同时，又对全国二十二个行省的都督进行了任命；其分别为：直隶都督冯国璋、奉天都督赵尔巽、吉林都督陈昭常、黑龙江都督宋濂、江苏都督程德全、安徽都督柏蔚、江西都督李烈钧、浙江都督朱瑞、福建都督孙道仁、湖南都督谭延闿、山东都督周自齐、河南都督张镇芳、山西都督阎锡山、陕西都督张凤翙、甘肃都督赵惟熙、新疆都督杨增新、四川都督尹昌衡、广东都督胡汉民、广西都督陆荣廷、云南都督蔡锷、贵州都督唐继尧，而湖北都督则由黎元洪兼任。
这些地方实权人物，有新任也有仍旧；有革命党人，也有北洋军阀，还有前清官僚，可算是大杂烩。不过，毕竟是经袁世凯任命，多数尚能听命于他；况且，中央机构已移至北京；所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是操纵在了袁世凯的手中了。
与此同时，袁世凯特地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以示安抚。黄兴本来不想接受，但考虑到虽迁都北京了，南方却还有许多善后事要做，才受任了。
原来，辛亥革命成功，定都南京时，南方各省的许多民军以保卫临时政府的名都一窝蜂地拥到了南京。
至今，南京城内还有来自各地的驻军七支，共二十六个师，号称三十万人。
现在临时政府北迁了，已无必要再有如此多的军队驻于南京。
但这些军队都是辛亥革命时追随革命党人起义的各地武装，因是源于各地的杂牌军而不愿受政府约束；且又自恃对革命有功，而伸手向政府要官要饷。
有的因军饷无着，常引发士兵哗变及骚扰地方；所以，这些当时对于推翻满清皇朝起过一定作用的队伍，此时却成了政府不堪重负的包袱。
黄兴看在眼中急在心上，决定趁自己尚未离宁，帮政府处理好这件棘手的事，遂致函袁世凯表明心迹：“袁大总统命兴继任参谋总长，兴去意已定。然虑及南京城内，数万将士，亟待安置，刻不容缓；兴纵然怀归隐之志，却断不敢置之不顾，以负江南同胞之心。当须妥善处置，务使南方各军，布置得宜，各安其所。一俟布置大定，兴即行告退，以遂初志。”
而袁世凯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也正担心着留在南京城内自己难以驾驭的数十万南军，若是被人利用了，无疑是对政府的一大潜在威胁。因此，袁世凯也正欲将这些军队裁撤掉，以免如同一块悬石终日令他提心吊胆。
但是，自己刚坐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若急于裁撤唯恐得罪了人，这才迟迟没下决心不敢明言。如今，黄兴替他道明了并欲实施，正中袁世凯的下怀。因此，袁世凯二话没即予同意，心想“早一日裁去，早一日安心”。于是，袁世凯依着黄兴所言，即下令设立南京留守公署交由黄兴主持。此时，奉蔡锷之命北伐的原广西副都督、时任第三军军长王芝祥尚留在南京；于是，成了黄兴的助理。
同时，袁世凯颁布了《南京留守条例》；宣布南京留守公署直隶于临时大总统，负有维持南京秩序的责任及整编南军的任务。而这“整编”两字，言下之意包含了裁撤；袁世凯鬼得很，故意没有明言；但明眼人一目了然，只是没被道破罢了。
黄兴受命后，却如接了个烫手山芋；南京城内的各军就都奔他而来，要官、要饷了。然而，南京留守公署只是个空架子，哪里有这多的官、饷可给？黄兴只好免为应付。
而刚成立的临时政府眼下是国库空虚捉襟见肘，实在没有足够的财力可供养如此庞大的军队。也就促使黄兴决定“除保留必要的守备部队外，将多余而不必要的部队全都裁撤”。
黄兴的这一决定，自然又得到了袁世凯的认可。于是，经过一番斟酌后；黄兴将来自广西的巡防军与赵恒惕部合并，组建成了一支名为模范军的第八师留守南京；而将其余各军全都大刀阔斧地裁撤掉，以让临时政府卸去这个沉重的包袱。
然而，要将这么多军队全都裁撤谈何容易；因为，这些军队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朝中毕竟是起过作用的；若真要裁撤，也得给将士们一笔像样的遣散费，让他们能心情舒畅地走；否则，岂不让人觉得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如此，定会寒了众将士之心，非但难达目的还会生乱。
因此，黄兴决定给每个被裁撤的将士发放优于以往一倍的遣散费，以示安抚。只是如此一来，临时政府就得支付一笔数字惊人的遣散费。但思绪再三后，黄兴觉得非如此不可，否则断难实现。于是，黄兴报请北京，向临时政府索要。
而此时的袁世凯只盼着能早日将南军裁撤掉，顾不得遣散费之巨而压手了；对于黄兴的索要巨额遣散费又大笔一挥即予批准，而筹措这笔巨款的压力就落到了刚上任的内阁总理唐绍仪肩上。
然而，此时的唐绍仪却是两手空空别无财源，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缺钱。而刚从满清皇朝统治下解脱出来的华夏民族，百废待举处处都要用钱；国库中却空虚如洗，将南、北两京的库银加在一起也仅有数十万两，如何足用？而今，黄兴又提出了需巨额的遣散费，且不容拖沓；唐绍仪不知该从哪儿去筹措如此巨款以解眉之急，实令他叫苦不迭。
正在唐绍仪犯愁时，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见中国的局势开始趋缓，遂发函给袁世凯表示愿意向中国输出资本。
原来，早在清宣统年间，满清政府为了改良币制及振兴东三省，拟向列国借贷一千万两。
当时，即有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组成了四国银行团合资签约来华投资。后来，因辛亥革命爆发，四国银行团中途缩手，给了四十万两的垫款之后便停贷了。而今，四国银行团卷土重来，正是临时政府求之不得。只是，四国银行团有个附加条件，要求中国政府给四国银行团以借款优先权。
袁世凯知道，自己的政府正寅吃卯粮地缺钱用；四国银行团愿意贷款，岂不是好事一桩？至于借款优先权，对他来无关紧要；于是，立即给四国公使回函答应所提要求，并指示唐绍仪行借贷之事。
而唐绍仪闻知四国银行团愿意贷款，也如释重负了。于是，临时政府决定向外举债；由唐绍仪代表临时政府与四国银行团洽商借贷，借贷额高达八千五百万两。
唐绍仪要求四国银行团在签《约》之前，先行垫付三百万两以解眉之急；四国银行团见有利可图，也就爽快地答应了。
唐绍仪拿到这笔钱后，正欲交予黄兴作遣散费。谁知，各省督府耳灵得很；于是，也纷纷找理由狮子大开口地向唐绍仪要钱，这一下可把唐绍仪又难住了。唐绍仪只得将已到手的钱分给了南京、武昌、上海等地勉强应付，但杯水车薪的仍不足用；而四国银行团已垫付了三百万，唐绍仪倒是觉得不便再开口，因此又患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