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安排好这一切后，则又赴宁去忙“建都”南京、另立“政府”之事了。
本来，蒋介石只想待自己完全控制“宁、沪”后，再逼迫“武汉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从而，将“国民政府”控在自己掌中后、便于“挟天子令诸侯”，而没想另立“政府”。
然而，现在看来此途难行；因为，武汉的那帮“国民党左派”本来就总是与自己对着干，汪精卫回来后似是有了主心骨、必是更不会听命于自己了。所以，欲与武汉的那帮异己分子抗衡、还得另想办法。
而看了《汪、陈联合宣言》后，蒋介石想不到汪精卫竟然会以“国民党领袖”自居，真是岂有此理；在蒋介石眼中，汪精卫只是个“庸人”，无非是因其“出道早”才居了高位；但无论如何、至多只是与自己并起并坐，能允许他“回国复职”已是自己忍让了；谁知，他竟敢自称“党魁”了，蒋介石怎能不气？也就促使他觉得干脆“建都”南京、另立“政府”得了，且不容迟疑。
只是，欲“另立‘政府’”并非易事，首先得有人。
虽然，李济琛与“‘桂系’三杰”都已愿与自己合作了；但欲“另立‘政府’”，看来仅靠这几个人还不够，得再拉一批力量。
但是，汪精卫已经走了，还能拉谁呢？忽然，蒋介石想起了被他撵走的胡汉民。
原来，在“北伐军”攻取“湘、鄂”之时，胡汉民曾《致电》向他祝贺过；但因，当时的蒋介石仍没把胡汉民放在眼里，故而没予回音而冷落了他；现在想来，胡汉民是在向自己献媚示好。
而胡汉民毕竟曾是在党内颇有声望、仅次于汪精卫之人，特别是在“国民党右派”中至今仍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国民党右派”虽是受到了重挫，但如同百足之虫、僵而不死；现在自己要“分共、清党”，正需要利用他们；若能将胡汉民唤出，那些“国民党右派”必会随同依附于自己，岂不势盛了？所以，这不啻是一着好棋。
蒋介石有了主意后，即《致电》“邀请胡汉民来宁，共掌大局”。
胡汉民能得到蒋介石邀请，自然高兴；何况，“**”正是自己所愿；因此，胡汉民即表示“应邀愿往”，并向蒋介石谏言：“欲‘**、清党’，非有壮士断腕之决心不可。”
此话，蒋介石听了即产生共鸣，更是迫不及待要在上海对中＊共＊下手了。
四月十日，汪精卫抵达武汉，“武汉国民政府”组织民众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
会上，汪精卫宣誓就职复任“国民政府主席”；至此，“‘迎汪复职’运动”算是大功告成、落下帷幕了。
而时任“南京卫戍司令”的程潜，察知蒋介石要在南京“另立‘政府’”而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甚是为国民党的前途担忧了；因此，不赞成蒋介石如此为，并欲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进行调和。
然而，蒋介石决心已定，哪里还听得进程潜之言？
蒋介石见程潜果如他所担心的那样与自己意见相左，也就对他很不放心了；于是，蒋介石急调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与贺耀组的第四十军抵宁，以对程潜进行威逼。
因为，程潜本来就只有三个师的兵力；“北伐”时，其所部第十八师留在了广东香山；所以，随同程潜“北伐”的只有两个师；而此时，驻于南京的仅有杨源浚的第六军第十九师；程潜自知难与蒋介石抗衡，被迫离开南京去往武汉了。
程潜离去后，蒋介石即将第六军第十九师调离南京并解除武装；并对第六军进行改编，让原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代理第六军军长。
就这样，蒋介石非但驱走了程潜，将南京完全控于自己掌中了；同时，还将程潜的第六军也捞到了自己手中。
而程潜到了武汉后，“武汉国民政府”仍《任命》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并在林伯渠的帮助下，召集旧部准备重组第六军。
而此时，上海城内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人们似乎都已有种不祥的预感，但却确不准会发生怎样可怕的事情；许多善良人只是惴惴不安地在迷茫中等待着、祈祷着，但愿预感不要成真。
然而，善良人的祈祷落空了。
四月十一日晚，杜月笙遵照蒋介石的授意，派遣其既是姑表弟又是门生的万墨林，以“有要事相商”为由，将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请到位于上海华格臬路的杜公馆内。
汪寿华不知有诈，坦然前往。
结果，汪寿华刚进入杜公馆，就被杜月笙与张啸林事先埋伏下的杀手抓获；然后，二话没就被拉到上海郊外的枫林桥一带秘密杀害了。
汪寿华被害后，“上海总工会”失了主心骨，“工人纠察队”也就成了“无帅”之军。
第二天，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杜月笙、张啸林又派出大批“青、红帮”的打手、扮成工人模样，分别到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虹口、沪东等区的“工人纠察队”驻处寻衅。
果然，“工人纠察队”也不知是计而中了圈套，双方发生冲突引起械斗、造成工人“内讧”的假象。
于是，受蒋介石指使、早有准备的周凤岐立即派遣其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调解”之名强行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器；就这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顿时被解除了。
如此一来，好不容易武装起来的“工人纠察队”一下子就又变得赤手空拳，成了任人宰割的俎上肉；从而，蒋介石可以无所顾忌地放手大干了。
“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后，上海工人激愤了；“上海总工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组织工人、民众再次举行罢工，并示威游行以进行抗议。
然而，这却正好又给蒋介石有了“实施镇压”的借口。
于是，遵照蒋介石事先留下的《密令》，“淞沪戒严司令部司令”白崇禧即以“违反《戒严令》”为由，派遣大批军警进行镇压。
军警对工人、民众大打出手、甚至于开枪射杀，用武力驱散游行队伍，打死打伤了三百多人。
就这样，蒋介石祭起屠刀，拉开了对“中国**与上海工人血腥镇压”的帷幕；顿时，整个上海笼罩在恐怖的阴云之下了。
接着，军警占据了“上海总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其他的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也都遭到了查封或被强令解散。
同时，已在南京的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立即拘捕“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以及在各军部中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李富春、朱克靖、林伯渠、彭泽湘、廖乾五等人。
不过，“武汉国民政府”及各“国民革命军”中“左倾”的将领当然不会听《命》于蒋介石，蒋介石的《命令》也就如同废纸。
但是，蒋介石同时下达的“对**人实施捕杀”的《命令》却在上海不折不扣地执行了。
于是，上海城内开始了对中＊共＊党员的大搜捕。
所幸，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人都已转入“地下”隐蔽了起来，令蒋介石搜捕无着而徒叹奈何。
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
一面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及陈独秀等二百多名中＊共＊领导人发出《通缉令》，一面则叫嚣着“宁错杀一千，莫放过一个”而对普通的中＊共＊党员和工人、民众大开杀戒。
于是，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公开被捕杀的就有三百多人，失踪者更是多达五千；整个上海城充满了腥风血雨，许多华夏精英与无辜百姓都横遭残害、惨死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自此，蒋介石彻底抛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公开背叛革命而与人民为敌了。
因事始于四月十二日，故史称“四·一二上海大屠杀”或“四·一二政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