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汪精卫“七·一五政变”；陈独秀停职，鲍罗廷被解聘；蒋介石徐州兵败……
却，唐生智班师回鄂后，何键恐其对“马日事变”彻查追究，不由得惶恐了。百度%搜索@巫神纪+.aishl.net@阅读本书#最新%章节
为开脱自己，何键恶人先告状地向唐生智诉道：“许克祥所为事出有因，中央本无废止祭祀，总理亦未反对孔教，然而，农会毁孔庙、焚牌位，令见者寒心。而今湖南各地，工、农肆虐；致使农不耕田、工不作事、商不营业、士不读书，子不奉孝、女不守贞，截夺军粮、阻碍招兵、抗捐拒税，屡见不鲜；而凡有衣有食、有德有识者皆被视为豪绅，私擅捕杀毁弃人伦，闹得天昏地黑人人自危；自古有贼匪祸民，未致如此，怎能不乱？”
何键这一番话，唐生智当然能听出其话外之音，倒令他不知该如何处置了。
虽然，唐生智能觉到，何键所言多有加油添醋乃夸张之辞；然而，何键与许克祥等人毕竟是自己的部将，胸中有此怨言、必是事出有因；即便有不当之处，自己又能拿他们怎办？若是过于苛求了，恐会寒了他们的心，今后自己还可依靠谁去争地盘、打天下？想到此，唐生智也就不打算穷究此事了。
于是，他只是到长沙去装模作样的走了一趟；只给许克祥记过一次，没作其他更大的追究；但同时，却下《令》“湖南党部及民众团体着即停止一切活动”。
就这样，唐生智各打五十大板后，“马日事变”就算了结了。
汪精卫回到武汉后不久，即收到了冯玉祥的《电报》，不由得深感诧异了。
只是，其中的“送走鲍罗廷”语，汪精卫倒觉得可行；因为，汪精卫已将鲍罗廷解职；毋须冯玉祥提议，鲍罗廷也是必定要走人的。
然而，其“‘宁、汉’合二为一，定都南京”之言，却是分明在帮蒋介石话了；这与他在“郑州会议”上的承诺迥然不同，汪精卫想不到冯玉祥的态度怎会变得如此快？不过，他很快就揣测到了这定是蒋介石采用了什么阴招，将冯玉祥拉拢了、才会如此。
当想到杨森的犯鄂、夏斗寅的背叛，其中也都可见蒋介石的影子时；汪精卫等人也就自然地觉到了，蒋介石“图‘宁’”之心不泯；只要有蒋介石在，欲“‘宁、汉’冰释前嫌、合二为一”断无可能。
因此，“武汉国民政府”又有了一种“共识当务之急，唯有东进讨伐蒋介石、以维护‘武汉国民政府’的正统性，除此别无他途”。
于是，六月十五日，“武汉国民政府”即又决定“以唐生智的第四集团军为主力，组建‘东征军’讨伐蒋介石”，并《任命》唐生智为“‘东征军’总司令”。
“武汉国民政府”的这个决定正合唐生智之意，一直来唐生智都将蒋介石视为自己的敌手、必欲伐之。
当时，要不是汪精卫竭力劝他“再举‘北伐’”，他早就率师东进了。而今，唐生智见“直、鲁联军”已被驱逐出河南，来自北面的威胁被消除；也正欲“再举兵东进、讨伐蒋介石”。
所以，“武汉国民政府”的这个决定岂不是正中其下怀；也因此，唐生智回鄂后，草草地处理了“马日事变”，就迫不及待地着手准备“东征”了。
“‘东征’讨蒋”拟兵分两路，分别由湖北与江西进发。
为此，唐生智将“东征军”编列为两个方面军。
由湖北进发的一路为第一方面军，辖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第十五军等部，唐生智自《任》总指挥；由江西进发的一路为第二方面军，辖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等部，由张发奎《任》总指挥。
且因，第一方面军拟沿长江两岸东进，故又分为“江左军”与“江右军”；何键的第三十五军为“江左军”，刘兴的第三十六军为“江右军”。
而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后，其原来兼《任》的第四军军长与第十一军军长之职则都脱出，让位给了其部将。
于是，第四军军长由副军长黄琪翔升《任》，第十一军军长由副军长朱晖日升《任》；而叶挺因击溃夏斗寅、保卫武汉有功，也升《任》为了第十一军副军长，且仍兼《任》第二十四师师长。
接着，“东征军”各部络绎向鄂东与赣东北集结。
唐生智注心于“东征”之时，他的部将何键等人却忙着又要“**”了。
原来，何键等人见唐生智回鄂后、处置许克祥的态度甚是暧昧，认为这是他在表示对“马日事变”的默认，这却正是他们所希望的。
因为，真若如此，他们就不必再有顾忌、可放胆而为了。
于是，一直隐在幕后的何键开始走到前台，公开煽惑：“三民主义的敌人，是**；共党不灭，国民革命便不能成功。”并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与**分离”。
与此同时，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对何键作出了附和，俩人一起派兵强占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
对此，汪精卫故作未闻、任其放肆，唐生智也没哼一声。
其实，何键与李品仙所为，正是汪精卫所希望的；汪精卫见何键等人先他动手了，自己也加快了“**、清党”的步伐，且不再顾忌“国民党左派”会如何反应。
六月二十七日，汪精卫又以“武汉国民政府”名义，逼迫**人、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长”谭平山与“‘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长”苏兆征辞职。
自此，汪精卫也开始对中＊共＊下手，武汉城内的“**”气焰更是甚嚣尘上了。
而此时，中＊共＊党内的矛盾却也日渐激烈。
由于中＊共＊中央在前期工作中有许多失误，中＊共＊党内同志都将矛头指向了时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及其助手、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兼“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主编”、被视为中＊共＊的二号人物彭述之，俩人皆被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
而此时，陈独秀的心中却是满腹牢骚，埋怨：“‘共产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让人无法工作。”
为此，陈独秀还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辞职”。
但陈独秀哪里知道，此时鲍罗廷手上已有了“共产国际”要“改组中＊共＊中央，并将陈独秀撤职”的《指示》。
恰在此时，陈独秀的长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并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在上海遇害，这对于陈独秀无异于又是个沉重的打击；深陷于失子之痛的陈独秀也就更是消沉了，无意于再主持中央工作。
鉴于此，鲍罗廷不得不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公开，并据此改组中＊共＊中央、撤换陈独秀了。
然而，鲍罗廷考虑到陈独秀毕竟是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内和社会上都颇有影响，不宜直截了当地宣布将其“撤职”。
因此，在七月十二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鲍罗廷只宣布了“陈独秀与彭述之停职”。然后，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了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为常委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至此，陈独秀结束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后，武汉的局势已显得十分严峻。于是，七月十三日，刚改组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就发表了《对政局宣言》。
《宣言》揭露汪精卫等人“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且明确宣布：“中国**要永久为工农兵学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继续增进工人利益的斗争，继续解放农民的斗争，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同时声明：“中国**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员。”
但是，**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这表明了，中国**决意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只要他们能够诚实的坚决的根据“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
中＊共＊的《对政局宣言》发表后，“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国民党左派”被感撼了。
同日，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员”兼“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严辞谴责了汪精卫等人“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向蒋介石妥协、图谋与**分离并残杀农工”的倒行逆施行径。
然后，发表《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辞职去往苏联。
第二天，宋庆龄也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严肃地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表明了她继续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严正立场，及对汪精卫等人所作所为的忿懑。
然而，中＊共＊中央与邓演达、宋庆龄等人的谴责，并没能使汪精卫等人缩手回头，反而更加快了“**”的步伐。
就在宋庆龄发表《声明》的当天晚上，已被汪精卫把持了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决定“接受汪精卫的公开‘**’主张”。
第二天，即七月十五日，又召开了由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十七人参加的“国民党中执委第二届常委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
会上，汪精卫将早已准备的《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提交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