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将工人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定于二十二日晚在海军“建威”号、“建康”号两舰的配合下行动。但谁知，就在上海工人再次发动起义之时，已进至松江了的“东路军”却驻军不前了。
如此，起义工人失去了“北伐军”的外部支持；且又因起义是仓促而动事先没有周密计划，起义队伍行动时没能协调；结果，上海工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又被李宝章镇压下去了。
对于上海工人不屈不挠地举行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蒋介石心中却并不高兴。
虽然，上海工人举行罢工及起义的宗旨都是为了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但因是由中＊共＊领导，蒋介石非但不支持且绝不允许。
因为，若是起义成功，岂不让中＊共＊占了地盘？有资本与自己抗衡了，这如何了得？
因此，二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就在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扬言：“中国革命必须由国民党领导，中＊共＊只是革命势力中一部分，一切行动均须服从于国民党；我是国民党的领袖，中＊共＊若擅自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与权力。”
此时，蒋介石对于中＊共＊更是担心与害怕了，他不想看到一个有理想、有目标、有纲领、有组织的政党再掌有武装与地盘；否则，就会后患无穷、追悔莫及。
何况，中＊共＊已在四川成功地领导了一次“泸顺起义”；而武汉“国民政府”对于“泸顺起义”却是放纵默认了，以使中＊共＊可堂而皇之地占据地盘。
虽，“泸顺起义军”已得到武汉“国民政府”的承认并被正名了；但在蒋介石看来，这却仍是不能容忍的**领导的队伍。
想到此，蒋介石这才觉到了问题严重，不可再掉以轻心、不当会事。
于是，蒋介石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密令》原“四川军阀”、现已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境内共党，切勿姑息放纵。”
蒋介石此举，一则是想借刘湘之手镇压中＊共＊及其领导的“泸顺起义”；同时，也想通过此举把刘湘拉拢为己所用，从而将四川控在自己掌中。
而刘湘虽然与起义军暂时相安无事，但“泸顺起义军”总是如同一块磐石一直压在他的心头，令他感到很不舒服。
得了蒋介石的《密令》后，刘湘终于心中有底了；因为，蒋介石的意思已十分明了，就是要他放手镇压中＊共＊领导的“泸顺起义军”，这正是刘湘巴不得已的。
而在刘湘的心目中，四川这块地盘应该是属于他的；有道是“卧榻之旁、岂容睡虎”，他刘湘也怎能让中＊共＊在自己的地盘上驻足？于是，刘湘心领神会地就着手准备、磨刀霍霍、伺机动手了。
蒋介石《密令》刘湘的同时，自己则在江西率先动手了。
此前，蒋介石已《任命》李烈钧为“江西省长”、何应钦为“浙江省长”；从而，将江西与浙江控在了自己手中。
但因，此时的江西随着“北伐”的进展，由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搞得红红火火，蒋介石当然不允许这些所谓的“赤潮”在已属于他了的地盘上泛滥。
于是，三月六日，蒋介石指使驻扎在赣州的第一军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兼赣州警备司令倪公辅派人将中＊共＊赣州特别支部书记兼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绑架，以逼迫他签字解散赣州总工会；然因，遭到陈赞贤的严辞拒绝，倪公辅即把他杀害了。
从而，拉开了镇压“工、农运动”并屠杀中＊共＊党员的序幕。
蒋介石的举动，令“国民党左派”震惊了。
此前，蒋介石千方百计地对中＊共＊实施排挤打压，已令“国民党左派”甚抱不平；而今，又指使倪公辅杀害陈赞贤，开始镇压“工、农运动”了；并致《函》徐谦要求“解聘鲍罗廷”，以破坏“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间的关系。
蒋介石的这一切所为，分明是与前总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背道而驰了。
而蒋介石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藉的是他掌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无人能奈何他了的缘故。
此前，武汉“国民政府”曾打算《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长”，但却被蒋介石抢先《任命》了“西山派”人士李烈钧；从中，蒋介石目空一切欲凌驾于“国民政”与党中央之上、及欲与“国民党右派”勾结的态势已显见。
对此，徐谦感到了情况严重，急将在宜昌的吴玉章召回商议，并将蒋介石要求“解聘鲍罗廷”的《电函》出示。
吴玉章认为：“这不仅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而是蒋介石对武汉‘国民政府’的蔑视并欲凌驾于党中央与中央政府之上；再下去就要搞独裁了，绝不可等闲视之。”
徐谦觉得言之有理，遂召集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会议，以研究对策。
会上，时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宛希俨指出：“现在，党已经出现了危机，有抛弃民主集中制而搞独裁的趋势，这种现象不能再让它继续下去了。”
与会者皆有同感，都认为应与蒋介石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能任由他再飞横跋扈、独断专行。只是，汪精卫尚未回国，无人能制约他，这该如何是好？
最后，决定“尽快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以利用“国民党左派”在中央机构中占有人数上的优势，重新制订国民党中央的领导体制，以对蒋介石有所约束。而在全会召开前，则须“发动党内同仁营造舆论，对蒋介石以谴责”。
为此，又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等五人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以指导工作。
会后，一片“恢复党权、反对独裁”的声音随即响起。
二月十一日，汉口《民国日报》的《社论》严肃提出：“恢复党权已势在必行，要使党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必须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
而孙中山的儿子、时任国民党常务委员兼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孙科更是直言：“‘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这在政治上犹如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犹如是一党的总理；如此职位让蒋介石把持了，终有一天他会要做皇帝的。”
孙科之言可谓锋芒毕露，矛头直指蒋介石。
因孙科有其特殊身份，他这么一，许多党内同仁随即呼应；于是，一场俗称“恢复党权”的运动在国民党内展开了。
接着，经过一番筹备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一片要求“恢复党权”的呼声中，终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在汉口召开了。
因为，这次会议是在“恢复党权”的强力诉求下召开的，且由“国民党左派”筹办，故令蒋介石很不好受、欲加抵制；于是，蒋介石自己及张静江等一批亲信都没有参加。
然而，时任国民政府代主席的谭延闿与何香凝等人与蒋介石发生了分歧，离开南昌去往武汉出席会议了
如此一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更是由“国民党左派”唱主角了。
“国民党左派”为了修复与中＊共＊的关系，还决定在这次全会上恢复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的地位；于是，曾是国民党中执委员或候补委员的林伯渠、毛＊泽＊东＊等人也来到武汉与会。
曾任国民政府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因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受到蒋介石的排挤，离开广州后回到湖南。
不久，“国民政府”举兵“北伐”；随着“北伐”的进展，由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也在全国各地迅猛发展。
于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农民协会很快遍布了“粤、湘、鄂、赣”等全国十七个省的二百多个县，共有协会会员近千万人；“农民运动”配合“北伐战争”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已成为一股令人震撼、不可觑的力量。
在此期间，毛＊泽＊东＊考察了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并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尚没引起大家注重的问题，即“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能忽视农民问题”；并以大量考察的证据，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农民各个阶层的现状；从而，论证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可发挥的伟大作用”，并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同时，毛＊泽＊东＊还认定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毛＊泽＊东＊完成这篇《考察报告》后，正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于是，他就带了这部重要著作来参加会议。
然而，陈独秀对于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却不以为然，倒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对毛＊泽＊东＊的这篇章十分重视。
于是，瞿秋白在其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上发表了这篇章的前两章；并亲自作了《序》，言：“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此后，从三月五日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上连载。
后来，连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版、英版以及《革命东方》杂志，也都先后将这篇《考察报告》进行了译载，并写了编者按：“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而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也提到了毛＊泽＊东＊的这篇《考察报告》，并给予了很好的评介：“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提到的农村中的各种口号也令人很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