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朝阳寺事件；冯玉祥、孙岳、胡景翼结盟，“草亭秘议”……
却，自从第一次“直奉战争”败北以来，张作霖窝着一肚子闷气，常思有朝一日能雪耻泄愤。
而今，经过两年的整军治武后，奉军又整编成了二十七个步兵旅和五个骑兵旅，并组建了海军与空军，元气已经恢复；于是，张作霖打算再对直系开战了。
正在张作霖有此打算时，却出人意外地发生了一起所谓的“朝阳寺事件”，促使已在酝酿中了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提前爆发了。
所谓的“朝阳寺事件”，那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的月黑之夜，位于直、奉两军前沿、由直军驻守的、热河朝阳县内一个名曰朝阳寺的集镇突然遭到了偷袭。
因事发在直军驻防地，毙伤者又都是直军，曹锟与吴佩孚也就认定必是奉系所为。
然而，张作霖却是一团雾水；因为，自己虽有意对直系开战，但却尚未下达任何开战的命令，谁竟敢擅自而为？所以，张作霖反而觉得这或许是直系在制造假象，其目的也是在为开战找借口。
于是，双方相互指责；尚处于休战与对峙状态的直、奉两军也就剑拔弩张了，战争已迫在眉睫。
因此时的张作霖已有意开战，也就有恃无恐，甚至于可以正中下怀；本来就是草包脾气的张作霖哪有心思与直系打口水仗；甭管是谁在作祟，张作霖却觉得不如就以此为借口干脆与直系摊牌了。
所以，“朝阳寺事件”也可算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索。
然而，就在“朝阳寺事件”发生的同时，“江浙战争”接踵而至于九月三号也爆发了。张作霖这才放弃了以“朝阳寺事件”作借口，而改用“江浙战争”来挑起战争了。
因为，张作霖与卢永祥已结盟，以“驰援卢永祥，讨伐贿选总统曹锟与吴佩孚”会更显得名正言顺。且“朝阳寺事件”与“江浙战争”两者相较，后者更引人瞩目；所以，史家也皆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归因于“江浙战争”，而忽视了“朝阳寺事件”的诱因。
诚然，设若没有“朝阳寺事件”，第二次“直奉战争”仍会发生；但换言之，即使没有“江浙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也同样仍会发生；因为，依着张作霖的个性与脾气，第二次“直奉战争”没发生才是难以理解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朝阳寺事件”或“江浙战争”的有无，与第二次“直奉战争”没有必然联系，无甚诱因之。
但殊不知，“朝阳寺事件”并非是一次偶发事件，而是有人确是为了引发第二次“直奉战争”而蓄意制造的；只不过，影响更大且同时发生的“江浙战争”将世人与史家的注意力吸引了，才将它忽视而鲜为人知。
也正因如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在此提及；而为道其详，难免赘言，敬请见谅。
其实，“朝阳寺事件”是时任东北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张宗昌，瞒着张作霖擅自指使部下一手策划的。张宗昌之所以要如此，自有其原因，且听慢道。
张宗昌是山东掖县人，早年曾与一批山东同乡为谋生计闯荡山海关流落东北，一度沦为胡匪，故有“混世魔王”之称。
“辛亥革命”时，张宗昌率百余人返回关内，投在山东都督胡瑛麾下，倒是捞了个光复军骑兵**团团长之职。不久，胡瑛改任新疆青海屯垦使；张宗昌又转投了时任江苏都督的冯国璋，并升任为了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
冯国璋当上大总统后，张宗昌曾为总统府侍从武官长。
“护法战争”时，张宗昌调任江苏暂编第一师师长，随同山东督军张怀芝赴湘征讨西南的护法军；但因遭到长江三督李纯、陈光远、王占元等人阻挠而未能入湘，遂迁怒于陈光远等人而转攻江西了；结果，却被陈光远大败，张宗昌所部溃散。
后来，冯国璋下台，张宗昌更是没了靠山，遂打算去投靠保定的曹锟。
然而，秀才出身的直系实权人物吴佩孚瞧不起这个当过胡匪的“混世魔王”；结果，终因吴佩孚不容，张宗昌没了立足之地；于是，只得又去往山海关外投奔了张作霖。
因为，张宗昌曾在冯国璋的总统府中当过差，也算是有过身份之人；张作霖也就容留了他，并让他挂了个巡署高级顾问的虚衔。
此前，原吉林督军孟恩远因与张作霖有隙，曾唆使其外甥、时任吉林第二混成旅旅长高士傧起兵，对时任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发难；结果，却被张作霖击败退往黑龙江的绥芬河一带。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孟恩远见张作霖刚落败尚未恢复元气，则又唆使其外甥高士傧再起兵发难。
于是，高士傧纠集了流窜于吉林与黑龙江绥芬河一带的胡匪；组成一支数千人的所谓讨逆军，高士傧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然后，就又对张作霖发难了。
果然，因张作霖元气尚未恢复，且奉军主力均部署在山海关与热河前沿与直军对峙，难以调遣大部队征讨高士傧。
于是，张作霖只得“蜀中无强将，廖化当先锋”了，虚张声势地给张宗昌加了个绥宁剿匪司令的头衔后，让他带了一个宪兵营去征讨高士傧。
因为，张宗昌与高士傧的兵力实在是太过悬殊；因此，张作霖从一开始就没对张宗昌寄予多大希望，无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权宜应付一下而已。
但谁知，因高士傧纠集的都是些胡匪；而匪首卢永贵手下的大头目却皆是当年与张宗昌一起闯关东时落草为寇的难兄难弟，许多人还是张宗昌的同乡、族亲；于是，张宗昌利用这层关系，设法将他的这些难兄难弟们拉拢过来收编了，人数竟多达三个团。
如此一来，张宗昌势盛了士气大振，遂将高士傧击败。
高士傧败逃至中俄边界的珲春后，又因其部将倒戈而被张宗昌擒杀。
张宗昌只带了一个营的兵力，竟然能将高士傧消灭，完全出乎意料；自此，张作霖对张宗昌刮目相看了。于是，张宗昌被任命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兼绥宁镇守使；至此，张宗昌算是有了立足之地。
于是，张宗昌趁机大肆收罗散兵游勇扩充队伍增强势力；不久，其所部骤增至近万人，超过了奉军其他各部。
然而，张宗昌的举动却引起了奉军其他各部的嫉妒，也就纷纷向张作霖进言：“高士傧已灭，绥宁烽火已熄，应将张宗昌部裁撤。”
张作霖因军费负担过重也有此意，这令张宗昌大为震惊。
后来，幸亏张学良为张宗昌了许多好话，才免了被裁撤；接着，张作霖将张宗昌所部调至奉天，去与直军对峙了。
裁撤的危机虽然过去了，但张宗昌心中余悸未尽。
此事使张宗昌觉到了，张作霖只有战争需要时才会想到他；否则，自己迟早仍会被冷落一旁。所以，得设法再挑起战争，以使张作霖不敢轻易裁军，自己也才不会被抛弃而能求得生存并发展。
然而，未经张大帅同意而擅自挑起事端，这可不是事非同一般；其风险可想而知，弄不好甚至会遭杀头之祸；但是，张宗昌是土匪出身的“混世魔王”什么事不敢做？也就顾不了那多，心一横还是决定干了。
只是，为隐秘起见，张宗昌只与其心腹部将褚玉璞商议；褚玉璞对于张宗昌是言听计从，即带了一批心腹，出其不意地偷袭了朝阳寺；完事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撤离，连遭袭的直军都不明白偷袭他们的到底是谁。
就这样，张宗昌瞒着张大帅、在没被察觉的情况下，制造了一起“朝阳寺事件”。
“朝阳寺事件”发生后，直、奉双方都指责对方在挑起战争。
然而，张作霖并不在乎这些指责；因为，这正好给了他动武的借口；也因此，张作霖没打算去查究是谁在擅自而为，让张宗昌多少有点悬着的心放下了。
恰此时，“江浙战争”也爆发了，也就更促使张作霖下了再与直系开战的决心；因为，如此非但能雪耻泄愤，且也算是对卢永祥的驰援而不失盟约。
于是，张作霖立即《通电》谴责曹锟与吴佩孚；同时，将已改称为了东北军的奉军更命为“镇威军”，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
镇威军编列有六个军，总兵力约十五万。镇威军第一军由姜登选任军长，韩麟春任副军长；镇威军第二军由李景林任军长，张宗昌任副军长；镇威军第三军由张学良任军长，郭松龄任副军长；镇威军第四军由张作相任军长，汲金纯任副军长；镇威军第五军由吴俊升任军长，阚朝玺任副军长；镇威军第六军由许兰州任军长，吴光新任副军长。
然后，做了周密部署；决定以山海关为主攻主向，由姜登选的镇威军第一军与张学良的镇威军第三军联手攻取。热河方向为辅攻，且又分南北两路。
北路由许兰州的镇威军第六军，绕道内蒙的通辽、开鲁，直取赤峰后南下承德；此一路须长途奔袭并横穿内蒙荒原，故以骑兵为主。南路则由李景林与张宗昌的镇威军第二军，出北镇进取朝阳，再经凌源后突入直隶；此一路还担负着消除直军可能出朝阳袭击锦州的威胁，以确保奉军主攻山海关的胜利。
而张作相的镇威军第四军与吴俊升的镇威军第五军，则留驻于锦州、兴城、绥中一带；以防直军援兵走海路在葫芦岛登陆后截断奉军后路，且又可对别的奉军以策应。
如此部署后，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奉军即按计划兵分三路向山海关、朝阳、赤峰进军了，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即爆发。
曹锟闻报奉军大举进军后，赶紧电召吴佩孚进京商议对策。十七日，吴佩孚匆匆地由洛阳赶赴北京；俩人商议后，决定也立即起兵对张作霖实施讨伐。
于是，曹锟即以大总统的名义下达了《讨伐令》；并组建了一支十七万人的“讨逆军”，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