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孙中山《北上宣言》，****《第三次对时局主张》；段祺瑞东山再起，临时执政……
却，“北京政变”后，张作霖抛弃了与冯玉祥的约定；趁着直军溃败，奉军大举入关了。
冯玉祥见张作霖毁约，心中虽是不乐却又甚觉无奈；冯玉祥知道，此时要想张作霖履约让他的奉军退回关外去已是不可能。虽然，北京现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但论实力毕竟不如张作霖，若是为此闹僵了恐会对己不利；所以，冯玉祥只得面对现实权作无睹。
然而，冯玉祥毕竟还担心，张作霖若是进一步攫取政权如何是好？为此，冯玉祥赶紧与胡景翼、孙岳商议，决定请孙中山北上，欲利用孙中山来抑制张作霖。
于是，十月二十五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仨人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
不过，张作霖入关后，倒是不再有更多的企图；因为，张作霖是只注重实惠，对政治却无多大兴趣；而这场战争下来，许多溃散的直军都让张作霖收编了，队伍骤增地盘扩张，可谓是沾尽了便宜已是心满意足。所以，入关后也就适可而止地驻步了，才让冯玉祥缓了一口气。
孙中山接到冯玉祥等人的电邀后，倒是也十分高兴；即于十月三十日召集“中执委会议”，讨论应对北方时局之策。
然而，此时的国民党内部，对于“北京政变”与北方时局意见存在分歧。
以广东省长胡汉民为代表的一派反对孙中山北上，他们认为国民党现在的纲领较为激进，不会被北方各派所接受；而国民党的纲领既定了则不可放弃，缺少合作的基础，北上了也是徒劳无益。
而中＊共也认为，“北京政变”不能算是革命，因其主因是冯玉祥与吴佩孚之间为争权夺利所致；所以，无非是武人推翻武人的一次事变。且事变后，冯玉祥虽然囚禁了曹锟，但并没有立即废除他，只是利用曹锟压制吴佩孚罢了；甚至于连旧内阁也未解散，一切均维持现状；可见，结果仍是军阀统治的换汤不换药。因此，孙中山不应北上去与军阀搞在一起，以免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但是，也有的人认为，主导并直接参与北京政变的是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仨人，而通过孙岳对冯玉祥做工作的胡景翼却是受命于孙中山的；所以，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对于冯玉祥等人的推动与促进，也在“北京政变”
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何况，冯玉祥“北京政变”
后将逊帝溥仪驱逐出宫，这是他人不敢为之举，且与孙中山早期主张“恢复中华、驱逐鞑虏”
的革命宗旨相符；虽，旧内阁未解散，但冯玉祥起用曾是同盟会员的黄郛为摄政内阁的阁揆，阁员也多换上了国民党员；可见，冯玉祥已有向国民党示好、倾向革命了的种种表现；因此，由冯玉祥发动的这场“北京政变”
与以往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还是有所区别的；至少，为在北京进行国民革命迈出了第一步，并为谋求真正的和平统一、创建共和政体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故而，应对冯玉祥的“北京政变”
予以肯定并加以利用。
而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加拉罕、鲍罗廷却意见一致地认为，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在全国的影响还不很大，正应利用这个机会北上，扩大自己的政治舞台，为国家的统一及反对外国的压迫而斗争。为此，维经斯基服中＊共，要理解与认识“孙中山北上是在政治上迈出正确的一步，并非是去与军阀搞在一起”。
经维经斯基等人如此后，国、共双方统一了认识，态度均由反对转为支持了。至此，北上方针算是定了；但是，众人对于孙中山要亲自北上仍不免担心。
因为，虽是冯玉祥来电邀请似有善意；但是，北京毕竟曾是虎狼之**，隐有不测之险；孙中山是党之领袖，冒险北上若有闪失如何是好？
然而，此时的孙中山却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于脑后了；在他觉得，现在正是敦促各方召开国民大会、恢复共和政体、实行和平统一及团结国人、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反对外国列强侵略与压迫、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最佳时机；而欲促使这一切实现，却非得北上不可。
因此，只要于国于民有益，即使北上确有风险，自己也得冒险走一趟了；为此，孙中山毫不犹豫地毅然决定亲自北上。
孙中山主意定后，即给冯玉祥《回电》：“义旗聿举，大憝肃清；功盖华夏，普天同庆；拟择日北上，与诸君共商建设大计。”
只是，因商团叛乱刚平定不久，广东的政局尚未完全宁息；而盘踞于东江一带的粤军残部与占据了琼崖的陈炯明旧部邓本殷，也总是有点令他不放心，唯恐他们再闹事。所以，得静观一期，以防万一；故而，暂缓启程北上，给冯玉祥的《回电》中也就没能告知确切的行期。
冯玉祥得知孙中山愿意北上，感到了一些慰藉；但是，孙中山却未能明确北上的行期，不免令人有点遗憾。
虽然，冯玉祥知道这其中必有原因；但是，冯玉祥面对的窘境，却容不得他等待太久；因此，冯玉祥不由得想，看来这远水是救不得近火了，得另外设法。
而此时，以江苏督办齐燮元为代表、由原直系控制的长江流域几个省的督办们，见“北京政变”后不久曹锟被迫下台了；于是，纷纷指责冯玉祥谋逆篡政，并《通电》宣布**，对于已无大总统了的北京政府不予承认。
齐燮元等人的指责，又给冯玉祥增加了巨大的压力。
虽然，冯玉祥无篡政之意心中坦然，但却难以自辩表白。且冯玉祥也觉得，已无大总统了的北京政府，确也有给人以出现了权力真空之感；且有损于政府应有的权威性，似是名不正、言不顺，难以号令天下。
为此，冯玉祥觉得应赶紧重组一个新的政府，以弥补权力真空。
然而，冯玉祥不谙政治，不知道该如何筹组政府；但转而又想，这有何难？只要将原来的北京政府改个名，有一个人来当元首，岂不就完了？
政府更名倒是不难，冯玉祥很快就想好了，拟定新政府的名称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因为，这个名称是辛亥革命后成立的首届政府，即南京“临时政府”的全称；重新启用这个名称，也可藉此显示自己的行为并非谋逆，而是为了恢复与维护“中华民国政府”的正统性；如此，或能堵绝齐燮元等人对自己的指责与诽谤。
冯玉祥如此想后，心中似乎有了定见。
然而，组建新政府毕竟是件大事，岂能自己一人了算？况且，现在的北京政府是由自己与奉系共同执掌了；奉系的实力比自己强，若是没有奉系首领张作霖点头同意，自己再有什么好的想法都会落空；所以，尚得与张作霖商议后再定。
于是，冯玉祥专程拜会张作霖，向他提出了自己的打算。
张作霖闻后，倒是立即表示了赞成。
其实，张作霖也有这种打算；因为，自从直系取得直皖战争及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以来，北京政府一直操纵在直系的曹锟与吴佩孚手中，几成了他们的代名词。现在，直系垮台，曹锟与吴佩孚已滚蛋；这个所谓的北京政府确也该换个名，以示玉玺易主了。
再，现在的摄政内阁是冯玉祥发动政变后改组成的，连摄政阁揆黄郛等人也都是冯玉祥选定的，无疑的必会受冯玉祥的操控。虽然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且也不谙政治的张作霖，对此毕竟感到很是不舒服；所以，当冯玉祥提出要组建新政府，正中张作霖的下怀。
因为，一旦成立了新政府，摄政内阁就也得相应改组，冯玉祥就无法操纵了；所以，冯玉祥一提出，张作霖就立即表示赞同，且对于冯玉祥拟定的新政府的名称也毫无异议。
然而，当涉及到新政府的元首人选时，两人却各有自己的盘算了。
冯玉祥当然无此**，否则岂不更要被人指着脊背骂谋逆了；不过，冯玉祥原打算提议由孙中山来坐此大位，这也是他要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的用意所在。
因为，在他觉得，孙中山本来就是首任临时大总统，将大位奉还也是理所当然。只是，孙中山迟迟没有北上，连行期也未定；在此情况下，自己即使提议了也会如同空话；因为，一旦新政府成立，元首也得同时登场亮相，怎能非要等孙到来不可？而自己之所以要提议成立新政府，本来就是为了化解眼前的窘境，看来是等不得他了。然而，却绝不可让张作霖捞去了；已经有了那多枪杆子与地盘的张作霖，若是再让他抓了印把子，如何得了？
冯玉祥最担心的是如此，但却想不好该让谁来坐这个权位？冯玉祥一时没了主意。
好在，张作霖也没有这种奢望；在他眼里，只有枪杆子与地盘才算实惠，什么元首、总统都是虚的；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都怎么啦？还不是因手中无实力，结果任人摆布当了一会傀儡而已；所以，只要自己手上有足够的枪杆子与地盘，就能有呼风唤雨般的实权；而让谁当这个徒有虚名的元首都无所谓，只要不会受冯玉祥摆布就行了。
因此，张作霖没有多思，干脆提出“让段祺瑞主政算了”。
而且，张作霖还有几点理由似乎很是充分；一是，段祺瑞参与反直同盟有贡献；二是，段祺瑞数任内阁总理富有治政经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段祺瑞的皖系已瓦解，没了实力基础，即使给他大位也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
张作霖的提议，冯玉祥心中有点不乐；因为，冯玉祥与段祺瑞曾有隙；特别是，段祺瑞曾怂恿徐树铮殊杀了他妻子的娘舅陆建章，冯玉祥耿耿于怀至今未忘。不过，转而又思，这毕竟是徐树铮所为，不能记恨于段祺瑞；且眼下是化解危机要紧，不可太过计较于这些细枝末节；而张作霖所言也似在理，在无其他更佳人选的情况下，看来是非他莫属了。
于是，冯玉祥勉强同意了张作霖的提议；就这样，冯玉祥与张作霖求得了一致，决定新政府成立后让段祺瑞主政。
避居于天津的段祺瑞，得此消息后不亦乐乎。
其实，段祺瑞自从与孙中山、张作霖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后，一直来不甘寂寞。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段祺瑞已预见到了直系必定下台；因此，早已有了东山再起的准备。
段祺瑞知道，冯玉祥与张作霖虽然联手倒吴反直了，但那仅是各自利益所驱；俩人之间也存在矛盾，不会长期联合；随着直系的倒台，俩人之间的一时联合必会被矛盾所替代。届时，双方必会来拉拢自己；只要把握得当，自己或能从中渔利东山再起，甚至于让他主政。
因为，段祺瑞知道，冯玉祥与张作霖俩人都只会打仗，却不是当政的料；所以，定会请他出山帮他们坐天下。
所以，未待俩人来请，段祺瑞早就为此做准备了。只是，段祺瑞心中有着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那就是，自己曾两度出任过阁揆，结果都因府、院之争搞得精疲力竭焦头烂额；到头来，谁也没能捞到好处，自己却连仅有的一点政治资本也输得精光了；所以，段祺瑞仍不免有点担心，唯恐自己出山后重蹈覆辙。
因此，段祺瑞希望能找到一个好的办法化解这个矛盾，但绞尽脑汁却终无收获。忽然，段祺瑞想到了曾任军务院秘书长、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士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