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蜀汉却始终坚持铸造、使用值百钱，坚持从经济上刻剥、打击土著豪族，直到它最先灭亡。
此外，蜀汉zhèngfu还实行了许多新的重要的经济措施。
如在相当长时期内，在全国范围内禁酒；又设置“司盐校尉”
，实行盐铁专卖；设置“司金中郎将”
，主管各种金属的采矿和治炼（《王连传》、《杨洪传》、《张裔传》。
这些经济领域过去皆由土著豪族控制，这些措施无疑极大地侵害了豪族利益。
在对待土著豪族问题上，蜀汉zhèngfu在经济上占了便宜后，又迅速波及到法律上。
经济困难解决后，刘备即命诸葛亮率法正、刘巴、李严、伊籍制定蜀汉法律《蜀科》。
《三国志#183;
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说“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一次讨论时，法正曾说：“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
诸葛亮却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
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
高祖因之，可以弘济。
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
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
所以致弊，实由于此。
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
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这里，诸葛亮分析了蜀汉初期的“势”
，指出：秦朝因刑法过苛，百姓怨声载道，天下“土崩”
；刘邦反其道而行之，仅“约法三章”
，便大获全功；但刘璋却过于软弱宽大，蜀中豪族专权自恣，君臣之间连正常的纲纪都没有了，这才导致其统治的结束。
蜀汉政权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础、形势都与高祖时不同，yu与刘璋反其道而行之，“威之以法”
，从严治蜀。
从理论上说，一种法律的“严”
并不专门针对某类人或某一种势力，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很有针对xing。
首先这个法的具体内容有很多是专门针对“蜀土人士，专权自恣”
制订的；其次，当时实际上执法的人，即当时掌有实权的官吏队伍，主要是刘备、诸葛亮从外面带来的“荆州人士”
和刘璋留下的也是从外面带来的“东州士”
。
由于各种利益的冲突，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与土著豪族发生若干矛盾，利用职权、利用法律打击土著豪族成为这个集团的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
史籍中有关例证太多，此举一个。
如蜀郡豪族常房，因其担任了益州从事的官职，在土著豪族中很有影响。
建兴元年，南中叛乱爆发前夕，常房奉命巡察牂柯郡（今贵州）。
他得到牂柯太守朱褒即将叛乱的可靠情报，便收捕朱褒的主簿拷问，致死。
朱褒举兵攻杀常房，又上书反诬常房造反。
诸葛亮不加察证，便诛杀了常房四子，还把他的四个弟弟流徙到越嶲（今西昌）。
但朱褒仍参与了叛乱。
对此，史学大家裴松之认为是“妄杀无辜，以悦激ān逆，斯殆妄矣！”
。
仕途上排挤、限制土著豪族。
要认识这一点，应对三国职官制度有一初步了解。
面对当时土著豪族势力空前发展的现实，魏、吴、蜀采用了不同的职官制度。
曹魏的豪族势力虽然较弱，仍创建了“九品中正制”
：由朝廷选拔各地“贤有识鉴”
的大族名士为一郡或一地的“中正”
，推荐其同籍士人，分为九品，朝廷据此授官，即完全抛弃了汉代官制，从制度上保证了豪族的入仕途径。
到三国中、晚期，曹魏政权能新人辈出，能最后一统天下与此当有很大关系。
东吴虽未从官制上进行大的改革，但主要依靠江南土著豪族管理国家，故能得到土著豪族的普遍支持；在每遭外侵的关键时刻，豪族中的杰出人才都能站出来保护自身和国家利益，故其政权能多次击败曹魏、蜀汉的大规模进攻。
蜀汉仍采用汉代察举、征辟旧官制（蜀汉的许多制度都沿用汉代旧制），即由上级官员考察、推荐、提拔、使用下级官员，其实质是朝廷、州、郡官府中掌实权的人说了算。
汉代旧制是建立在“一家五口”
这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到东汉晚期豪族经济高度发展后，它早已不适应。
大量史料表明，蜀汉各级zhèngfu的实权主要是控制在刘备从荆州带入的基本队伍中，在巴蜀内地（盆地内）职官任用上，一直是排挤和有控制地使用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