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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蜀汉土着豪族初论(转载)(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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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终刘氏之世,官位不尽其才。”

(《华阳国志》卷10)。

只是在四,蜀汉zhèngfu对土著豪族政策的后果及其影响

蜀汉zhèngfu在经济上、法律上、职官制度等多方面打击、限制土著豪族,客、主矛盾尖锐化。对此,熟悉蜀中形势的法正曾非常担心,要诸葛亮重视“客、主之义,宜相降下”(见上),但反受到了批驳。蜀汉zhèngfu不得“人和”的代价是沉重的。

益州土著遭排挤、受打击,自会不满。

许多土著名士不愿出仕,冷眼旁观。

如杜微“常称病,闭门不出”

(《杜微传》)。

另一些人虽然出仕,却不问政事,消极敷衍。

如成都名士杜琼,在出任各种职时都“阖门自守,不与世事。”

,所谓“小隐在山,大隐在朝”

,此之谓也。

一些人则用种种形式表达不满。

诸葛亮死后,土著名士李邈公开对后主说:“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杨戏传》。

蜀郡人张裕甚至公开说“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

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

(《周群传、附张裕传》)。

杜琼、谯周等甚至公开预言蜀汉政权必被曹魏灭亡。

蜀汉zhèngfu无视巴蜀土著豪族的巨大实力和潜力,无视土著豪族中的大量人才,在其统治的中、后期,后继无人,缺少人才,成为特别突出的矛盾。

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

,便是其缩影。

这与曹魏后期人才辈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土著豪族常还寻找机发动武装叛乱,对蜀汉zhèngfu造成大小不同的威胁。

见于记载的大规模的叛乱有:建安二十三年(218)郪县豪族大姓马秦、高胜率家兵打下郪县、牛鞞、资中三县城(《李严传》);章武二年(222)底,汉嘉太守举郡反(《杨洪传》;建兴元年(223)南中诸郡先后叛乱,以致诸葛亮不得不亲自帅重兵赴南中平叛;建兴五年(228)广汉绵竹“山贼”

张慕等反(《张嶷传》);建兴十一年(233)“南夷”

刘胄反(《马忠传》);延熙三年(240)越嶲民族数反(同上),汉嘉“蛮夷”

反,向宠前往征讨,战死(《向朗传附兄子宠》);延熙十年(247)汶山“平康夷”

反(《后主传》);延熙十一年(248),涪陵属国民夷反(同上);延熙十三年(250),涪陵豪族徐巨反。

另外还有更多的中、小规模的叛乱没见于文献记载。

荆州外来集团、益州土著豪族、益州民族上层这三股势力犹如一鼎三足,支撑着蜀汉大厦。

民族上层这根支柱,在诸葛亮平南中后稍稳,但土著豪族这根支柱则始终在摇晃。

大厦的基础失去了平衡。

蜀汉政权能以一州之地对抗曹魏、东吴四十余年,在自守之余尚能多次主动进攻,它反映出“天府之国”

中的土著豪族长期以来确实积累了极为可观的财富,同时也反映出蜀汉zhèngfu对土著豪族掠夺的程度。

正因如此,景耀五年(262)邓艾率轻军从yin平道攻蜀,爬山涉水七百余里突然出现在yin平后,土著豪族皆聚族自保,坐山观虎斗,根本没想到要帮助zhèngfu。

他们的这种态度与东吴豪族形成了鲜明对比。

蜀汉大厦仅受此轻轻一击就塌下了。

其承受能力之弱,在我国古代史中是罕见的。

蜀汉表面上是亡于魏,实质上是亡于当地的土著豪族。

所谓“民能载舟,亦能覆舟”

,在此得到了最形象的写照南中等边疆地区才较多地任用了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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