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此，白崇禧即打电话给杨树庄，严正指出：“孙军已占龙潭，海军如再不参战、切断孙军之后援，将来必被追究责任。”
白崇禧的《电话》使杨树庄感到了压力，这才《命》“第二舰队司令”陈训泳率“楚泰”号、“楚谦”号、“江元”号、“甘泉”号、“利通”号等舰参战了；于是，位于南京下流的江面顿时被“国民革命军”所控，孙传芳部的援军被阻截、再难南渡了。
孙传芳见援军受阻，也焦虑不安了；赶紧《致电》向张作霖求助，请其“派渤海舰队驰援”。
张作霖接到孙传芳的“求援”电后，即派遣渤海舰队的“海圻”号、“海琛”号、“威海”号舰南下。
然因，当张作霖派遣的舰队于九月一日驶至吴淞口时，却遭到了吴淞口炮台守军的炮击阻截，终难进入长江；结果，只得返回青岛。
而此时，龙潭之战已接近尾声。
因援军受阻，孙传芳部军心被撼了；战至八月三十一日晨，孙传芳部终于不支了，位于龙潭西面的黄龙山及南面的青龙山、虎头山和东西面的大石山、雷台山等险隘都相继失守。
如此一来，孙传芳部数万兵马挤在龙潭犹如困兽了。
此时，“第二路总指挥”刘士林见败局已定，为保性命即弃军遁走。
刘士林走后，顿时军心大乱；各师将士皆无心再战，纷纷各觅逃路；因此，孙传芳部溃不成军了。
孙传芳见大势已去、不可逆转，也只得化装后乘坐火轮、好容易逃往江北才捡得一命；其难以逃遁、留在江南的数万将士，则或死、或伤、或俘，损失惨重。
李宗仁与何应钦在“龙潭之战”中大获全胜，接着乘胜追击、又一举收复了江北大片土地。
满心希望能重振雄风的孙传芳，想不到在“龙潭之战”中会败得如此惨；不但损兵折将，还把好不容易夺回的江北许多城池复又丢失；孙传芳仰面长叹一阵后，灰溜溜地逃回山东去了。
击退孙传芳后，“宁、汉合流”之事这才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因为，“宁、汉”双方在“庐山会谈”时已商定“九月三日前，‘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在南京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此一约定因孙传芳的“南侵”而已延期了；现在，孙传芳溃败后、南京已转危为安，也就可付诸实施。
于是，九月五日，急欲当“党魁”的汪精卫携同陈公博、顾孟余等一行、启程赴宁；希望“宁、汉”合作早日实现，以便自己能圆梦。
而因“龙潭大捷”声望骤增、如日中天了的李宗仁也欲趁“桂系”在国民党内影响力骤增之机完成“宁、汉合流”，以便从中捞取更多的好处；故而，对于汪精卫的赴宁表示了欢迎。
然而，紧随蒋介石后尘也离宁、赴沪了的胡汉民，却纠集了一批死灰复后的“西山会议派”人士，此时已在上海又形成了自己的一股势力；且因为，胡汉民与汪精卫有隙，“西山会议派”则因汪精卫曾一度积极“联俄、容共”而对他仍有成见；因此，对于汪精卫欲“赴宁、秉政”也就表示了竭力的反对与抵制。
胡汉民更是发表声明称：“汪氏乃‘卖党’罪人，安有资格主政？”
为此，“西山会议派”要求“追究‘武汉国民政府’中追随汪精卫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人‘联俄、容共’等所谓的‘叛逆’罪”。
因而，“宁、汉合流”又受阻了。
胡汉民等人的抵制与指责，令汪精卫甚觉尴尬与无。
因为，汪精卫确曾与苏俄和中＊共＊甚密，今遭指责、难以辩白。而胡汉民与“西山会议派”纠集在一起后，已在国民党内形成了“宁、汉”之外、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欲要“宁、汉合流”以求国民党的统一，不得不与其妥协。
为此，汪精卫只得放低姿态，在李宗仁等人的陪同下、赴沪欲与胡汉民晤谈；并在报上公开宣示：“尽可效法廉蔺，以诚意纠正既往，救济现在与将来。”
然而，胡汉民没有卖账，汪精卫的三次登门拜访均被他拒之门外。
而陈公博、顾孟余见汪精卫如此低三下四的求人，心中甚不是滋味；且见“西山会议派”咬住他俩不放，一气之下回武汉去了。
汪精卫见胡汉民与“西山会议派”欲借“清共”之名剪除自己的党羽，心中也很不好受，本也想就此作罢。
然而，随同前来的谭延闿、孙科、朱培德、程潜等人却已与李宗仁等人达成默契，一心想促成“宁、汉合流”而不愿罢休；从而，使汪精卫进退维谷了。
最后，汪精卫只得再做出让步。
九月十一日，由谭延闿、孙科等人出面，邀集了在沪的“宁、沪、汉”三方代表共二十多人；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的公馆内举行了一个所谓的“谈话会”，以求“汉、宁、沪”三方和解。
然而，胡汉民仍拒绝参加。
“谈话会”从九月十一日开始，历时三天。
会上，“西山会议派”仍抓住汪精卫曾经“联俄、容共”的尾巴不放，非要他下野不可，令汪精卫十分尴尬。
迫于无奈，汪精卫只得承认自己“防范**过于迟缓”而引咎自责，并于九月十三日也《通电》下野了。
如此，“谈话会”上的火药味这才有所消减，与会各方终于就有关“宁、汉合流”事宜达成了一致；决定“合并后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武汉与其他各省均设‘政治分会’”。
同时，议定：“三个月内举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一切纠纷。
但在涉及组建新的中央机构时，“西山会议派”又提山了“与**关系密切的人不能进入中央机构”，这无疑又是针对汪精卫等人的。
汪精卫再也忍不住了，“谈话会”大有谈崩而不能继续的可能。
这下，倒是让李宗仁也急了，即以“既往不咎”调停。
孙科为化解矛盾，则提议：“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以代行“中央”职权。特委会成员由“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定，务求权益均等。
孙科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这才平息了争执。
于是，进而议定：“‘中央特委会’组成后，原‘中央政治会议’即自行撤销。”而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央特委会”为国民党的“最高执行机关”。
接着，由“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定“中央特委会”成员；结果，参与“谈话会”的各方代表均当选为了“中央特委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未到会的蒋介石、胡汉民、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黄绍竑等人均当选。
如此，“宁、汉、沪”三方的政要都进入了“中央特委会”，表面上看国民党是统一与团结了；但是，明眼人谁都看得出，这其实是一个政治大拼盘，统一与团结的表面下仍充满着党内各派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危机。
果然，“谈话会”后，汪精卫即悄悄地溜走了，看似一团和气了的国民党立即就又显现出了裂痕。
因为，汪精卫本是为了当“党魁”才来宁、并屈尊赴沪的；但想不到，到了南京与上海后，却遭到“西山会议派”如此刻薄的指责、并被迫宣布“下野”，这简直是羞辱，令他如何受得了？
而设立“中央特委会”后，“武汉国民政府”被取消，自己只挂了个有名无实的“中央特委会委员”的衔头；失去了许多，却什么好处也没捞到，可谓是偷鸡不着反蚀米。
而李宗仁的“桂系”与本已过气了的“西山会议派”却都有许多人进入了“中央特委会”，倒是让他们捞足了好处；非但能与自己并起、并坐，其在“中央特委会”中的势力甚至于压倒了自己。对此，汪精卫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
于是，汪精卫一气之下、离开南京上庐山去养病了。
而此时的李宗仁，见“中央特委会”已决定“‘宁、汉合并’后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而现在，蒋介石已‘下野’离宁，汪精卫也步蒋介石的后尘了，胡汉民还在‘摆俏’不愿来宁，而冯玉祥、阎锡山等人远在‘豫、晋’不会南下；看来，在南京城中有实力能左右政局的唯有‘桂系’了。可见，在这场‘宁、汉合并’的政治博弈中，他的‘桂系’必是最大的赢家”。
因此，李宗仁虽然明白汪精卫是负气离去，但他已顾不了那多，打定主意要将这盘已开局了的棋走完。
而谭延闿、孙科、朱培德、程潜等人，一心只想着“宁、汉”能重归于好；现在，“宁、汉”双方终于能坐到一起了，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个好的转机，“宁、汉合并”是势在必行，谁都不愿半途而废；特别是孙科，成立“中央特委会”的建议是他提的，更不愿其“短命夭折”。
因此，他们也都顾不得汪精卫的态度了；谁都不想再随汪精卫回武汉，倒是打算与李宗仁合作到底，务必要使“宁、汉合流”事成。
而本已沉寂多时了的“西山会议派”，见“宁、汉合流”正是自己“东山再起”的极佳机会，当然也不想错过；何况，汪精卫已被气走，憋了多时的气算是出了，也就不想再在其他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放；因此，同样顾不了胡汉民的反对，倒是都愿意帮李宗仁实现“宁、汉合流”的夙愿，以便各自能从中捞取好处。
